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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周期性。也就是说，“历史周期律”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
二是普遍性。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论哪一个政权，无论哪一个执政者，没有谁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三是迅疾性。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短命王朝，如秦朝和隋朝，分别只有15年和29年，可谓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南朝170年间，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与南北朝同病相怜的是所谓五代时期，前后短短50余年，天下五易其主，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仆后继。近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也只有短短38年。
政治事功与殉死教育，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且主客相从。韩非子讲：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意思就是只有事功在先，殉死为后，才能合情合理。但封建王朝一旦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便无可避免的将二者渐渐本末倒置，到头来难免危如累卵。
王朝诞生伊始，三九之位，未见其人。故帝王可以丞相、太尉、御史、奉常、郎中、卫尉、宗正、太仆、廷尉、典客、内史、少府等高官厚禄为资，提拔贤臣，退去无用。而此时百姓所供，无非帝王与开国功臣等寥寥数人，负担较轻，想要开辟出类似“元嘉之治、开皇之治、咸平之治”的局面，亦非太难。
及至数代，三九之位既定，开国功臣复又不断繁衍世袭，且兼恩庇侍从，内外树党。如此一来，帝王家可供赏罚的资源便被剥夺了大半。朝廷每项政令的实施，不再是圣上乾坤独断，而是皇帝与诸多利益集团互相博弈的结果。而此时百姓所供，已变成了几万人，虽然稍显费劲，仍可竭力维持。如果再加上皇帝懂得“庙攻之论”，同时打开“士庶合流”，想要得到“昭宣中兴”、“仁宣之治”、“弘治中兴”的局面也并非毫无可能。
再到后期，不惟三九之位既定，功曹、别驾、主簿之职也已被既得利益集团备位充数。皇帝已经不可能按照所谓的“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之原则进行人力调配，因为其背后根本没有支持他的政治资源。此时维护其王朝稳定的，便只剩下殉死教育。此时，百姓所供已达到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承载能力逾近上限。统治阶级若非开发新的自给项目，为赏罚之道储备资源，只能是坐而待亡！
而这些被供养的、曾经为王朝建立立下殊勋的“功臣遗后”们，由于是通过世袭罔替或被“恩庇侍从”才得以拔擢的，大多数并不具备创造资源和财富的能力。他们只能通过掠夺方式获得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扼杀一切改革动议，一旦出现李悝、吴起之流，便群起攻之，引领帝国最终走向灭亡。这也是封建王朝发展的一般规律。
大家都知道，血液的运行啊，需要体循环。即血液由左心室射出经主动脉及其各级分支流到全身的毛细血管，在此与组织液进行物质交换，供给组织细胞氧和营养物质，运走二氧化碳和代谢产物，动脉血变为静脉血；再经各级表肪汇合成上、下腔静脉流回右心房，这一循环为体循环。
如果血液积滞在一个地方不动，那么就会青筋暴突。同样一个道理，一个王朝的人事运行也应该是上下流动，能者上，庸者下，如果一直受功臣遗后和士族阶级掌控，到头来肯定要完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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