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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4版） 4 心派 在后面的日子里，每采访一位作家，我就会问一遍：“你认为韩国文学是痛苦的文学吗？” 得到的答案并不一致。 80多岁的老诗人高银（他的故事很长，以后有机会再另写）的答案是肯定的。“小时候我没有祖国，依靠他人而生活，非常痛苦，韩国光复后，找到了祖国，但又面临分裂的痛苦，然后，是军事独裁者当政的痛苦。现在，韩国看似平和，但矛盾严重，我能够看到贫富分化和年轻人的绝望。以前我所面临的痛苦，与现在年轻人感受的痛苦，并无高下之分。” 40多岁的作家金洐洙却不同意。被誉为韩国当代“最会写悲伤故事”的他，虽然承认自己在写作中贯穿着绝望的情绪，但一个劲儿跟我强调，他想要表达的只是“人与人之间各种互相不可理解的关系”。这确实很悲伤，但并不是韩国所特有的悲伤。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身边的韩国人，都并没有把生活看得很不幸。 “韩国毕竟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战争，作为经历了这样近的战争的民族来说，后遗症是存在的。我看了前辈的作品，很多是关于痛苦的描述，但我觉得那些不是一种普遍的形象，”金衍洙端起咖啡杯说，“那只是特定时期的故事而已。” 千明官则给了我一个韩国词，翻译成中文，似乎叫“心派”。他说，“韩国的大众文化有‘心派’的倾向，特别是韩国电影”。 具体什么是“心派”呢？就是要引发观众的泪水，刺激流泪，把人的情感引发到极端的角度，让人愤怒，让人痛苦。千明官笑着打了个比方——像这样的语句，“即使恨，也要再来一次”什么的。他说自己也不太清楚这是不是韩国人特有的情感，但可以肯定这种文化倾向不是近一两年才有，是打他小时候就有的。只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占据大众文化的支配地位了。 “我不认为这是高级的艺术，总是往极端的方面去发展，有点廉价。”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又犹豫着改了口，说最近开始接受了、理解了，原因是他发现自己的作品当中也有了一点这类倾向——他换了个说法，“浪漫的因素特别多”。 5 余华 如果让我采访的这些小说家与评论家推举出一个堪为知己的中国作家，我想一定是余华。 聊天中，不断听到余华的名字。 “我们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作家名叫林哲佑，他的作品《别于谷》，背景是江原道一个小小的火车站，一些受尽侮辱、饱含伤痛的人生故事，类似于中国的余华老师写的《活着》。余华老师可能较擅长描写伤痛，而且是用幽默的手法来表达，林哲佑没有余华老师幽默。”禹灿济教授说。 在和编剧、小说家千明官访谈时，千明官将自己于2004年获得韩国第10届文学村小说奖的长篇小说《鲸》“挂靠”在余华、莫言一路。 “《鲸》在韩国有一种异质感，不太像韩国小说，但我想在中国是不会令人感到陌生的，这部小说像我所理解的余华、莫言的小说一样，有口传文学的感觉；这两位老师笔下写到的普通人的生活，会引起我的共鸣。” 千明官告诉我，韩国人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可能就是余华了。“他的《许三观卖血记》读者很多，我的朋友正在试图改编成韩国的电影和舞台剧。”当时顺嘴的一提，如今已经成为现实。 吴越 文并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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