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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之“理”与《战国策》之“势”分析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周王室不复当年共主地位，逐渐呈现出衰微态势；生产力的发展促使诸侯国不断强大；地域发展的差异导致诸侯国间的战争不断。这段时间里，旧的制度被破除，新的政治秩序逐渐建立。政治世界的更迭变化近乎神奇地促使了文化领域的繁荣。《左传》，《战国策》便是此时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书中不仅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更通过文字向人们展现，还原不同历史时期士人阶层或谦恭进谏，或唇枪舌战的场景。其中，成书较早的《左传》较为完整的保留了儒家风骨，以理服人；而《战国策》则更为生动地展示出谋士诡诘巧言，在乱世中凭智谋立身的风采。 本文将通过陈说内容，逻辑思维，语言风格及陈说态度表达等四个方面对《左传》，《战国策》进行简要对比分析，展现《左传》之“理”与《战国策》之“势”。所谓“理”指的是《左传》在叙述过程，行文思路中的严谨细致，条理清晰；同时，也是行人在劝谏过程中展现出的以理服人的智谋策略。而所谓“势”则指气势声势，是《战国策》中谋士展现出的不同于传统的独特气韵。（皛眷书） 一·陈说内容： 在陈说内容上，《晋楚城濮之战》和《庄辛说楚襄王》分别很好地阐释了《左传》之“理”和《战国策》之“势”。 就《左传》而言，以《晋楚城濮之战》为例，君臣在做决定或进谏时，都先要考虑一番，理清道理。楚国围宋，宋人如晋告急，晋国想要参战，但齐国秦国又不同意，先轸就说：让宋国把礼物送给齐国和秦国，使齐、秦向楚国请求退兵，我们晋国把楚国舍不得的曹国卫国的田地分给宋国，这样一来楚国必定不会答应齐、秦的请求。齐、秦喜欢宋国的礼物而怒恨楚国的顽固，能不参战吗？先轸分析很精到，晋文公便悦而纳谏。又如楚成王认为“无従晋师”，知难而退时说的：晋文公在外十九年，艰苦备尝；民情真假，晋文公都了如指掌；上天赐予他年寿，难道能废除吗？先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智对子玉；子犯之“退避三舍”；狐偃栾枝劝文公“不如战也”……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建议都要以充分的事实论据、透彻的道理来说服他人——这是《左传》“理”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点是要讲道理，这里重在“理”的内容。楚成王认为“无従晋师”，很重要一条是晋“有德不可敌”；在楚军衰竭时，子犯认为出兵作战，有理就气壮，无理就气衰，我们接受过楚国的恩惠，现在退避三舍，就是作为报答。如果背弃恩惠说话不算数，我们理曲而楚国理直；而晋文公在检阅军容时说“年轻的和年长的都很有礼貌（少壮在前，老弱在后），其可用也！”；子玉失败，是 “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而晋文公为“以德攻”；又如 “我则无礼，何以战乎？”“定人谓之礼”“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君之惠未之敢忘”“用平礼也” ……这些都体现了德、礼、信在战争和外交上的重要性。征伐要考虑正义和实力，合理在先，利益在后；讲仁义忠信，对内安民重生，对外诚信交往，以礼统序，选贤任能，尊礼尚德——这是《左传》“理”的第二个方面。 最后，《晋楚城濮之战》不是孤立地描写战斗，而是把战争与政治、外交、军事结合，突出战争的发展原因及胜负原因，内容交代完整，主次分明，条理清晰——这是《左传》“理”之所在的第三个方面。 下面我们从陈说内容上谈《战国策》之“势”。以《庄辛说楚襄王》为例，庄辛对楚襄王贪图享乐、不顾国政的做法不满，他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充分发挥。他开头就直言：“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这是直接揭露楚襄王的不良行为，并点明了其危害之重大。楚襄王说：您是年老而糊涂了，还是认为这是楚国不详的征兆？庄辛被责问但毫不改色：“臣诚见其必然者也。”后来在楚襄王尝到恶果后，庄辛不再是直接点明，而是用列举数个实例来造势：从蜻蛉、到黄雀、再到黄鹄、蔡圣侯，举例由小到大，程度由轻到重，所有严重的后果层层叠加，说明这些贪图享乐不明自身处境的行为导致的后果都是被灭掉，最后推及襄王，且使楚襄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不得不对现状做出改变。另外，庄辛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并未详尽地阐述楚襄王的骄奢淫逸会对国家的外交、人民、王位、政治、经济等方面带来的严重后果和为什么会带来这些后果，而重在强调这种行为最终会落得像蜻蛉、黄雀、黄鹄、蔡圣侯一样，且穰侯把楚襄王自己“抛在塞北”，庄辛是在强调骄奢淫逸会导致这些结果的事实及其恐怖性。这种效果无疑是“造势”，以主观情感打动人。 《战国策》的“造势”不止体现在《庄辛说楚襄王》这一篇文章里，在《苏秦以连横说秦》中，苏秦劝说秦王“使敌国屈服，制服海内……非发动战争不可”时，驰辩骋说，富于气势。苏秦单刀直入，善于抓住要害和本质问题，从容不迫地直奔主题。如为了让秦王采纳自己的建议，他便用力说秦国的优势：“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全是优势，似乎秦国灭掉六国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且不说苏秦的分析是否严谨，这段话确实气势十足，感染力强。但秦王只想称霸并非想“吞天下”，苏秦就又连续用了九个比喻，用激将法论述秦王的七个缺点，引古论今，高谈阔论，毫无顾忌地分析形势，强调要取霸业必须要采用战争的手段，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整段话讲完，给人的震撼力很强，这就形成了“势”。（CZ书） 二·逻辑思维： 《左传》的“理”与《战国策》的“势”也体现在其各自说辞的思维逻辑中。现在，我们主要以《左传》中的《晋楚城濮之战》和《战国策》中的《庄辛说楚襄王》为例，分析两部著作各自在说辞上的思维逻辑特点。 《左传》中的说辞在思维逻辑上很好地体现了其“讲理”的一面，有条有理，逻辑严密。在《晋楚城濮之战》一文中，我主要着重分析文中的两段说辞对于《左传》思维逻辑上的“理”的体现。 第一个片段是在文章的开篇。晋文公因苦恼与宋、楚、齐秦这三方的利益纠葛而犹豫是否出兵。这时，先轸提出了相应地解决方法：“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看到这里，我不禁会为先轸的智慧所折服。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局势，他能够从整个大局出发，利用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将晋文公的苦恼化解于无形。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如此缜密的心思，却能在短短的一段话中表现出来，并最终为上位者所认同接受。 第二个片段在是文章的第五段。晋文公虽然带领军队进驻城濮，但他心里还是不能确定是否应该同楚国交战。因此当他听到士兵们唱的歌时心里产生了疑问。狐偃针对晋文公的疑问做出了这样的解答：“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河山，必无害也。”短短二十多字，就分析出了晋与楚交战时所拥有两个很大的优势——地利和人和。不仅如此，还从战胜与战败两个方面全面地进行了分析。因此得出，无论是战胜或者是战败，都应该打这一场战役。这言辞中的逻辑不可谓不严密。 此时，晋文公又提出了另一个疑问：“若楚惠何？”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战争道义的问题。这确实也是困扰晋文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针对这一疑问，臣子栾枝回答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楚国对晋文公曾经的恩惠确实存在，然而我们不能够忘记楚国对其他姬姓诸侯国做出的那些恶行，以“大义”压“小义”，这一重点抓得十分准确，几句话就让晋国拥有了出师之名。我认为这两个部分就很好地反映出了《左传》说辞中“理”的一面。 而在《战国策》中，游士们的言辞不如《左传》来得全面。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特点，才让这些游士能选取一个说理的重点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而《左传》的气势其中尽显无遗。 《庄辛说楚襄王》一文中就很好地展现了《战国策》这一特点。庄辛回到楚国时，他先前的话成为了现实，而楚王也因为不听劝告而吃到了苦头，因此其实在气势上就已经位于制高点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全文几乎就是庄辛的独角戏。他一连串举出了蜻蛉、黄雀、黄鹄、蔡灵侯的例子。而这些遭遇都和楚襄王有很大的共同点，都是因为沉迷于享乐之中而遭到了厄运。庄辛的距离由小及大，由物至人，一步步的使得举例的对象越来越接近上位者，这使其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自己。段与段之间形成排比，说辞显得气势恢宏。这样的气势也很自然地震慑到了统治者，使得统治者的心理受到极大的冲击，促使统治者接受自己的劝说。 由此观之，《左传》长于说理，以理服人《战国策》长于造势，以势压人。《左传》在字里行间的思维逻辑严密全面，《战国策》则以说辞为一个整体，形成慑人的气势。“理”与“势”的区别就这样在说辞的逻辑中显现出来。（铁倩书） 三·语言风格： 在语言风格上，《左传》从容委婉，平实典重，恰如吕本中《童蒙诗训》中所言：“文章不分明指切而从容委曲，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惟《左传》为然。如当时诸国往来之辞，与当时君臣相告相诮之语，盖可见矣。亦是当时圣人余泽未远，涵养自别，故词气不迫如此。”现以《左传·晋楚城濮之战》为例： 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 楚军和晋军交战后，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面对属下的质疑，子犯指出出兵作战占理的重要性，又强调楚国曾经的恩惠，认为如果违背当年的诺言，自己就处于理亏的一方。同时冷静地指出楚国目前的士气仍然饱满，透露出自己避其锋芒，诱敌深入的意图。在这段话中，子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报答昔日楚国恩惠彰显国君仁德之心，对楚军士气的分析体现其高屋建瓴之智。在短短的一段话中，子犯为国君树立起一个德才兼备的光辉形象，同样向我们展现出了“行人”辞令的高妙。这段话体现了《左传》的“理”，即使涉及残酷的战争，它依然是语气平和，委婉蕴藉的。从形式上看，没有夸张的渲染铺排，义愤填膺，只有从容的娓娓道来；从内容上看，至少在表面上，它始终坚守应尽的道义和应守的礼节。这样聪明的陈说技巧，代表着当时的辞令风格。 《左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它独特的外交辞令了，在极尽谦恭文雅中，往往内藏锋芒，显示着决心和力量。①例如下面的一段对话： 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候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与此相对的《战国策》，语言风格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铺张扬厉，纵横捭阖几乎已成为人们对于《战国策》的基本认识。以《庄辛说楚襄王》为例： 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祅祥乎？”庄辛曰：“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祅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辟于赵，淹留以观之。” 开篇即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渲染出“郢都必危”,“楚国必亡”的危机，显示出一种政治家长远的目光与果决的气魄，体现了一种纵观天下的气势。虽然没有能够起到劝谏的作用，但为下文写楚襄王听从庄辛的劝谏埋下了伏笔。其次，本文引譬设喻，由蜻蛉、黄雀、黄鹄至蔡灵侯，由小到大，由远到近，由物到人，最后指出襄王处境的危险，娓娓道来却步步紧逼，极具说服力。节奏紧凑，跌宕起伏，多用排比句，气势磅礴，与《左传》温厚和平的节奏迥然不同，最终也达到了使襄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的效果。同时，本文的语言较浅显俚俗，用生活中常见的例子作喻，通俗明晰，也与《左传》中多引用“圣人之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综上，《战国策》充分体现了“势”的特点。 以上，我们就语言风格方面对《左传》之理与《战国策》之势进行了对比说明。（WYH书） 四·陈说态度： 在陈说态度上，《左传》与《战国策》也大不相同：《左传》中，同人之间，双方总是谦恭平和，彬彬有礼，哪怕是面对敌人的时候也是这样。而《战国策》中则不同，说者或是巧言令色，或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现以《左传》举例，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晋楚两国已摆好阵势，准备第二天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此时，楚国的子玉派人来请战，类似于放狠话，他说道：“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在这样一个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还能如此平和地说出“请求与您的士兵较量一番”“您可以扶着车前木观看”这样的话，用“请”“君”这样的敬词，如此温文尔雅，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在挑衅、下战书。子玉心里并不是很尊敬晋侯，因为子玉是主张进攻晋国的，而且经历了前一番宛春被扣，晋迫使曹、卫与楚绝交，子玉心里应该是很恼晋侯的，但是在陈说态度上，还是保持着平淡温和的儒士风度，并没有大战前嚣张的气焰。而晋侯的回答也很精彩，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面对子玉的请战，晋文公的这番回话并未直接“撂狠话”，而是先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国君的感激之情，不敢跟楚国打仗，然后委婉又坚定地说如果楚国不退军自己一定会应战。话不多，更没有“你以为我怕你”的狂妄态度，先用自己对楚王的感激之情委婉的表示“楚王曾对我有恩，我不想打这场仗”，继而说明是你楚国不退兵我才要应战的，给人一种不得不打的感觉，委婉谦恭中又带着坚定的信心。子玉和晋文公是敌人的关系，而且当时又是在战争时期，一场无可避免的恶战即将来临的紧张气氛下，双方的军队都剑拔弩张准备在战场上一较高下，心里恨不得都赶紧希望对方完蛋，但是在请战时还能如此平心静气，言语温和甚至是礼貌，体现了左传“理”的特点，既是“理”，便是讲道理，就要态度温和彬彬有礼。 《战国策》就很不一样，在《庄辛说楚襄王》中，庄辛批评楚襄王荒废朝政宠溺臣子，楚襄王不听，庄辛居然请命说：“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祅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辟於赵，淹畱以观之。”直接下出“楚国必亡矣”的论断，并说自己要去别的国家，态度很强硬，有一点威胁的意味在里面。再到后来，庄辛被楚襄王请回来，在劝谏楚襄王时举了三个事例，最后一个事例时说道：“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夀陵君。饭封禄之粟，而载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乎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以乎黾塞之外。”这话以楚襄王自己为例，简直感觉是有点恐吓吓唬楚襄王了。楚襄王是庄辛的君主，是他的顶头上司，在面对可以直接决定自己生死之人的时候，庄辛先以“楚国肯定要失败，我先跑路”来威胁恐吓楚襄王，让楚襄王也存有一些担心和觉醒（虽然楚襄王也并没有挽留庄辛），再在楚襄王请他回来时毫不客气地甚至有点危言耸听夸大事实地用还未发生之事吓唬楚襄王，让他觉得自己已经被“投乎黾塞之外”了。用这种恫吓威胁的方式对自己的直接上司说话，是《战国策》“势”的一种表现方式，要去制造紧张的气势，让听者自然而然地信服自己产生紧迫感危机感，有时便要夸大一下事实来吓唬对方让对方有紧迫感，或是直接用行动表明态度，就像庄辛的“请辟於赵，淹畱以观之”，用实际行动来威胁楚襄王（虽然楚襄王并未挽留他，但这是另一回事）。在《左传》中哪有这样要挟恐吓君主的人呢？《左传》的“理”是在陈说态度上的谦恭有礼、温和从容，《战国策》的“势”而是威胁恫吓甚至不惜夸大事实危言耸听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春秋时期，周王室尚有一定地位，礼乐制度尚存，“士”的地位逐渐提升，而且当时的“士”大多是受过文化教育的贵族，他们大多都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有着风度翩翩的儒士风度，甚至是面对敌人时都表现出谦卑恭敬的态度，他们的愿望就是忠心事主，帮助国家强大，如果他们的意见不被君主采纳或被革职，他们也不会去往别国。而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对人才的需要也大幅度提升，再加上教育的平民化，许多本身出身低贱的人也有机会获得教育，这些所谓的“策士”并不甘愿专心侍奉于一位君主，他们在各诸侯国之间游说，找寻那个赞同自己政治观点的君主，所以即使是在面对一国之主时，这些策士也不会表现出卑微顺从的样子，反而很理直气壮很自信，因为他们是那种“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人，所以根本不害怕有人不收留他。另外，如果说春秋时期的行人是出于道义、心中的信念而事君，那么战国时期的策士更多了一些为自己，为地位、钱财、名望的意味了。（WJQ书） 总结： 简而言之，不论是《左传》的“理”还是《战国策》的“势”都是当时谋士用尽心思促使诸侯接受自己谏言的方式。“理”与“势”是外在形式，是谋士进谏的行动准则，就像开启门锁的钥匙——针对不同的门，只有找对了钥匙才能通行。 《左传》中人生活的时期，周王室虽然呈现出衰微的态势，但礼乐制度仍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教育流于贵族之间，行人所面对的诸侯大多胸怀大志，接受过“高等教育”，属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高材生”。这样的诸侯自己是有立场，有主意和分析的，谋士的作用是帮助诸侯更加清晰准确的判断局势，解决主上力所不及，智所不及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谋士的地位显得较为普通——他们更像是君主智谋上的补充，君臣之位不可变。臣子对于君主是专一的，这种专一是历史沿承下来的。衷心的行人将前程与生命完全寄托在一国之君身上，换句话说，君主的满意与否直接决定了行人的生死荣辱。试想，哪个人在面对自己的命运裁决者的时候可以摆出一副奸诈狡猾的面孔？行人的谦恭有礼大抵上也有相似的原因。仍然受礼乐思想束缚的谋士们在谏言的过程中采取的更多的是“劝”，不仅仅由于君臣之礼，更是由于他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主上的信任——在劝谏的过程中，处处以理服人，采用逻辑论证的方式从事情的起因讲起，逐条分析利弊，最终提出解决方法。可以这样说，《左传》中的行人在面对国君时是尊敬与畏惧并存的，这两种情感同时出现并通常难分高下。也正是在这种混合式的情感支配下，读《左传》时我们看到的是礼数周全的读书人，用不紧不慢的温和语调，将紧急的局势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 与之相对，《战国策》中谋士的处境却更为复杂一些。一方面，周王室彻底衰亡，诸侯国竞争加强，各国政治改革进行如火如荼，礼崩乐坏的大环境背景为士人阶层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教育已经不再是贵族子弟的专利，贫寒人家的孩子也有了接触书本的机会。知识的传播渲染，让原本心有千言的寒门不在甘于现状，有抱负的人开始互动寻找机会。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的“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知识既丰，更加以无碍之辩才，则白衣得以立取公卿。公卿纵难得，显者之门客则必可期矣······”便可说明，战国时期，由下至上的阶层流动相较于之前的任何时代都更为激烈。 春秋战国以前，士人阶层属于地位最低的贵族，其下便是庶人。由于处于贵族与平民的交界处，这个阶层的流动性，包容性都是相对较强的。旧贵族衰落被新贵取代是时常发生的情况，并不是哪个时代特有的风景，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逐渐确立，导致此时社会阶层有了其特有的变动——旧时的贵族地位下降，平民庶人地位上升，二者在士人这个“过渡阶层”得到融合，从而导致士人阶层迅速膨胀，其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此时的士人已由顾炎武所说的“大抵皆有职之人”的固定封建关系中体力出来，进入到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② 除了阶级的过渡变化，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也不断加强，计谋的作用不仅在朝堂，在战争中的作用也不断凸现出来，诸侯国对于优秀谋士的需求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此一来，谋士与诸侯的双向需求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较《左传》时代而言，此时谋士的地位大有提高，思想更加开放，从而行为言行也更加大胆。同时，礼乐的束缚此时已经微乎其微——“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③。加之“无定主”的自由状态，谋士的“游移性”增强，这致使他们可以不断更换侍奉的君主而不拘泥于一国而已。因此，虽然君臣的束缚仍然存在，其作用却相对《左传》中表现的大打折扣，谋士在一个国家生存不下去时可以另谋他主的“后路”使得其在劝谏时更加无所畏惧，言辞表现出来便是更加犀利激烈。 此时的诸侯虽也有争霸之心，但贵族之气甚浓，君主大多骄奢淫逸，此时的谋士若再如从前一样温文尔雅，娓娓道来是断不能取得效果的。因此，士人们选择以威胁之语开篇，大多采用夸张的手法，类比推理，由浅至深，最终达到警醒的效果——如同加了冰的冷水一下子泼到了醉酒人的脸上。相对于《左传》中谋士勤勤恳恳的从属关系，《战国策》的谋士则表现的更加自由放纵，与其说是从属，我觉得不如说其与君主互利来的更加直白实在——君主在“当头棒喝”中惊醒治国，而谋士则凭借自己的巧言辞令获得地位。而随着君臣关系束缚的松散，谋士对于君主的敬畏之情也逐渐减弱，忠于一人的思想也随着一次次的诡辩烟消云散，成为史书上的一笔而已。 总结而言，《左传》中的“理”与《战国策》的“势”均为当时士人们思想智慧的闪光。《左传》中的“理”是春秋乱世中的清冽之风，在混乱的局势中保持文人固有的温和，吹散尘埃；《战国策》的“势”是七国战场上的激荡涌流，以士人独有的狡黠震荡心灵，惊醒迷梦中的君王贵族。（皛眷书） 注： ① 《<左传>和<战国策>说辞的比较研究》蒋寅 ② 《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周末风俗》条，第五册 清道光刻本 1834-05 ③ 《日知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参考文献： 余时英 《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1 《<左传>和<战国策>说辞的比较研究》蒋寅 《<左传>和<战国策>说辞的比较研究》张宏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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