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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刺客评价初探 作者：SQ、WWQ、WTY、YXY
《史记·刺客列传》是一篇类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本传虽是五人的类传，但全篇次第井然，始于曹沫，终于荆轲，中间依次为专诸、豫让和聂政，俨然一部刺客故事集。 一、士遇知己，义薄云天对司马迁笔下的刺客而言，人生得一知己而足矣，虽百折而不挠，身万死而不悔。 “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1]寥寥数笔，就将庄公对曹沫的高度信任表现的淋漓尽致，当眼睁睁的看着国土一点点被敌国吞噬时，庄公的内心一定是充满了挣扎与煎熬，然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庄公始终信得过曹沫。终于，“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2]曹沫果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他没忘记庄公的知遇之恩，机会来了，他用自己的勇与谋，将昔日所失的土地尽数夺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3]当有求于专诸时，光顿首：“光之身，子之身也。”[4]这样的重视，对专诸来说是他一生不可多得的珍宝，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专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5]斯人已逝，但他知恩图报，并以死相报的大义却永不消逝。 再如豫让，“本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6]当恩人惨死，他仰天长叹“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7]对他来说，与智伯的知遇之恩比起来，自己的性命又算的了什么，他继续活下去的意义，便只剩下为知己复仇，最后，他终于得以拔剑三跃而击之，完成了替智伯报仇的人生使命，遂伏剑自杀，令人唏嘘。 又如聂政，作为一个屠户,贫穷而地位微贱,自视怀有绝技,却惜无人赏识，而严仲子是诸侯的卿相，却不远千里，委屈身分和他结交，愿奉百金为亲寿。聂政虽不受，却感叹“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8]一条命，一柄剑，一遇知己，便将身轻付。为报严仲子的知遇之恩，“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9]自古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这足以让聂政为严仲子肝脑涂地，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诠释了什么是士为知己者死。 最激者荆轲，“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10]又是一个怀才不遇之人，他在燕国遇上了太子丹，太子丹看中了他的才能，将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委身于他，尊为上卿，住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適其意。”[11]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实实在在是对荆轲才能的肯定和信任，因此才有了英勇赴秦的悲壮之旅。虽然他失败了，却没有背弃自己的承诺，他无愧于太子丹的托付“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12]，对燕丹子知遇之恩，他已无悔。 二、蹈节死义，不欺其志通过文本，如最后一句“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3]我们可以看出在司马迁的眼中，刺客并非嗜血的恶人，相反他们胸怀浩然之气，心守难变之节，宁死也不欺其志，毁其名。作为刺客们安身立命之根本的高尚气节铸就了他们九死不悔的坚决。这在文中多有体现。 如“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犹复以为将”[14]三战败北，仍居将职，对于有节之人，这是一种侮辱，因此曹沫才会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坛上执匕首劫齐桓公，夺回失去的土地。再如聂政部分“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衬者”，[15]君子无功不收禄，聂政拒绝严仲子的百金正是因为他心中的浩然之气。 司马迁赞赏刺客的气节，还因为他们深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折节辱志的方式获取成功从来都不是他们的选择。如文中豫让部分“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16]，他放弃了便捷迅速的复仇方式，不肯以二心侍君主。毅然地选择了“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17]“漆身为吏，吞炭为哑”[18]，如此残身苦形，支撑他熬过这一切痛苦的是已熔刻在心的信追求与执着，即使在最后，豫让被襄子俘获，仍“请君之衣，焉以致快仇之意”[19]。虽报仇心切，但他深知复仇的方式要符合自己为人的准则，有所为有所不为，未达目的而屈节辱志是豫让绝对不能容忍的。 除此之外刺客高尚的气节也体现在他们胸怀坦荡。如豫让部分“我必为报仇而死…则吾魂魄不愧矣”，[20]即使复仇需要历尽艰辛，也要为“吾魂魄不愧”[21]而奋力一搏，于此他九死不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气节也许在生死面前变的苍白无力，但对于君子，这两个字值得用生命守护。还有文中着墨最多的荆轲部分，“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彊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22]和“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23]，太子丹的询问是对荆轲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的怀疑，一个心怀坦荡的君子又怎能受得了这般的质疑，因此以行动证明己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24]何为气节，也许就像荆轲所做的这样，立意较然，九死不悔。司马迁用自己的文字为深受偏见的刺客证名，他们如君子，浩气凛然，蹈节死义，不欺其志。 三、肝胆轮囷，不畏强权除了以上两点外，我们认为行文中也体现了刺客们不畏强权的英勇。无论是执匕首劫齐桓公的曹沫，还是刺王僚的专诸，面对强权他们都未胆怯，勇敢沉着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曹沫，虽身为弱鲁的将领，仍敢于为国家为尊严去劫持强国之主齐桓公。如专诸，面对至高无上的国君，即使“王僚使兵陈宫至光之家”[25]，他依旧面无胆怯，“既至王前...因以匕首刺王僚”。[26]同样这种胆魄也体现在豫让的身上，在第一次刺杀赵襄子失败后，毫无畏惧残形苦身继续行刺。再如聂政，为亡去之人严仲子刺杀韩相，这又是何等的勇气。最后是荆轲，这位敢于刺杀强秦君主嬴政的勇士。当时，燕不过是一个小国，而秦，则是力量与权势的象征，但荆轲依然接受了燕丹子的请求，大义凛然地踏上了刺杀秦王的征途，终已不顾。对于他们权利和地位就像士人、大夫一样，只是身份的符号，从来都不会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成为他们阻止行动的障碍。在司马迁的眼中，刺客是一群英勇而有气魄的人，他们肝胆轮囷，他们不畏强权。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司马迁与<<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Calibri; mso-hansi-font-family: Calibri">史记>》中曾说：“《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27]这在《刺客列传》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同样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赴汤蹈火，但是他们每个人却又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比如专诸“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28]的敏锐的政治眼光；再如豫让“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29]一句中，体现的他内心对襄子是为贤君的认可与不得不报智伯之仇的矛盾与痛苦；“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30]怕拖累家人、孝老爱亲的聂政；以及虽名未列为刺客，却在知音死后不忘报仇、“举筑扑秦皇帝”[31]的高渐离。这群义薄云天、九死不悔的刺客们，在不同的人生经历上又演绎出了不同的人格与情感，他们不是一群偏执的只知报仇的暴徒，而是有着众人甚至更浓烈于众人的亲情、友情、君臣之情的有血有肉的人。 刺客，这一般被正史常识所轻视、所排挤的群体，却得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精神的符号，这不能不说归功于司马迁卓越的史识。司马迁曾说：“至于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堙灭不见，余甚恨之。”[32]自古帝王将相、仁者贤人为其作传著书立说者，不计其数，却极少有史学家去关注或者愿意接受刺客这类出身卑微、行刺暗杀、在他们眼中不光明磊落的人。尽管这些刺客们“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但拘于儒墨传统的价值观念，大部分史学家们还是不肯把他们纳入正史的范畴。而司马迁却不同，他对由于门户之见而被排斥的侠客们深感不公，他为刺客们为义而死感到敬佩，并为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不见深感愤恨。于是他单独为刺客们作传，让他们同帝王将相并列《史记》之中，还给予了他们极高的评价，注入了他自己激烈的情感，不能不说这体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进步卓越的历史观与开阔的视野，这是他对受“常识的暴力”压迫的人的理解与同情。 清人李景星曾这样评价《刺客列传》：“此五人者,在天地间别具一种激烈性情，故太史公汇归一处，别成一种激烈文字……此例自史公创之，随后来迭经袭用，几成熟调，而兰亭原本，终不为损，盖其精气有不可磨灭者在也。”[33]清人吴见思也曾说：“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列传》是《史记》第一种激烈文字，故今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34]《刺客列传》，之所以能带给后代读者酣畅淋漓、激烈非常之感，在于司马迁对刺客们的至情文字，在穿越过时间长河与后世人激起了情感共鸣。即使在当下，我们仍然需要并呼唤“刺客精神”。在经济腾飞物质文明极其发达的今天，且不谈生与义，利与义的权衡又有几人当断则断？强权面前不卑不亢、沉着自如、高昂头颅又谈何容易。这种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与不满使现世的我们更加渴望一种精神，甚至说一种信仰，而刺客们重情重义、不欺其志、不畏强权的“刺客精神”无疑是其中的最重要乃至核心的一部分。 注释: [1]—[26]、[28]—[3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82 [27]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2010重印）第179页 [34] 吴见思《史记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82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李景星《史记评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吴见思《史记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徐裕敏 《从<</SPAN>史记·刺客列传>看战国时代刺客的精神特征》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02年第一期第27卷 第6—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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