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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伟，男，山东泗水人，教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014 内容提要：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必须基于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在于教育文化价值的重建。中国教育文化价值重建的本质在于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培养何种意义上的现代人，以及通过教育塑造何种意义的现代生活方式。教育塑造个人生活方式的基本信念反映了文化传统的总体特征。面向现代化的中国教育改革，一方面必须立足于文化的基本价值，这决定了中国人的人格底色和心理结构；一方面又必须直面文化之间的对话，从而使中国教育改革不仅是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使其成为世界文化进步与发展的一个有机部分。 关键 词：中国教育 文化传统 文化变革 教育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 标题注释：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原理国家重点(培育)学科资助项目(ZD1303)。 中图分类号：G40；G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6-0133-08 当前对教育任何有价值的思考都不得不关涉中国教育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现代化问题。中国教育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中国教育改革的战略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教育实践应如何确立自身存在的原则和依据。对教育来说，任何有价值的思考都必须聚焦到这一问题上来，即必须从文化发展的大战略上审视当下我们所面临的教育问题以及期许一个怎样的未来。中国教育能从其文化传统中获得什么？中国教育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做些什么？教育对于提升现代生活品质有何作为？这是对中国教育大格局的思考。 一、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教育改革的本质问题是现代化问题。中国教育不能不现代化，已是势成必然。然而，如何创造一种既适应现代化的挑战又能基于中国文化特性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才是中国教育现代化之真正问题所在。事实上，自近代以降，中国教育改革即以此作为绵延相续的历史担当。综观而论，文化话语在现代文明国家的教育建构中或因革命话语、经济话语之勃兴而失势，或因现代化的西方话语之流布而失语，致使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尚未有一个对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反思。中国教育现代化若无对文化现代化的反省能力，所谓教育现代化即有可能陷于无根之境。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要紧之处，不得不慎察之。 (一)从中国的教育问题到教育的中国问题 教育哲学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追问基本上是沿着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是中国的教育问题，一是教育的中国问题。前者以教育为基本思想单位考察中国教育的内在性和独特性，后者以中国为基本思想单位考察教育在中国框架中的发生、发展机制及其对于中国的意义与价值。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教育问题必须放置在教育的中国问题框架之下才能得到思考与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单单是教育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教育的中国问题因此才构成思考中国教育问题的主线。事实上，中国的教育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作为社会系统的依附者而存在的。所有中国的教育问题本质上都是教育的中国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教育问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和世界的中国问题。教育对于中国的作为从而对于世界文明的何所作为才是思虑中国教育问题必须基于的高度，而这也就决定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思考不能仅仅基于教育自身，而必须将其放置在中国以及世界的框架范围内。中国教育的意义是由其中国教育及其世界价值所决定的，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就必须考虑其中国价值及其世界价值，而教育的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的实现，就不得不依赖于中国文化传统面向世界的问题，即文化现代化问题。作为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教育的现代化就不得不是文化的现代化。换言之，没有文化的现代化，教育的现代化是没有意义的。这也就意味着必须突破既有的教育现代化方案，转而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审视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 长期以来，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主要是从经典“现代化理论”演绎而成的，正是借助于“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范式与价值评价系统，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和现代教育观念的培育才成为可能，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解释框架才得以确认。而“现代化理论”本身的缺失也造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解释系统的固有缺陷。一是现代化理论均侧重于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对文化的内在层面即价值理想的现代化颇有忽略；二是对现代化所引发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变革估计不足，而价值理想和生活方式恰恰是文化现代化的必有之义，同时此二者也是教育现代化目的之所在。因此，基于文化现代化的视角反思中国教育现代化，不失为一种可能的超越性方案。 (二)从政治、经济话语到文化话语 传统教育理论无一例外地强调教育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但这一独立性恰恰是以它的依附性为前提条件的。教育被理解为在某一给定时刻实现某一给定目的的特殊类型，一种话语主导型的思想框架由此被构建起来，即政治话语、经济话语规定了教育本质并决定了教育实践。六十多年的中国教育，或为革命话语、政治话语所主导，或为经济话语、功利话语所主导。其背后的基本假设是，教育的合理性(rationality)就是教育的合法性(legitimacy)。然而合理的并非是合法的，合法的也并非是合理的。前者是指教育必须符合理性原则，后者则指教育必须满足国家统治的客观要求。将二者混为一谈则意味着，如果这些话语是合法的，那么以此获得自身规定性的教育就是合理的；如果这些话语是正当的，那么教育也就是正当的。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革命话语、政治话语或经济话语这些主导型话语不仅没有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相反，其对教育的工具假设(教育的工具化)和对人的工具假设(人的手段化)既破坏了社会秩序的教育基础，也损毁了社会的治教之本。无视中国教育的成就是浅薄的，而矫饰中国教育的问题则完全没有良知与操守。不容否认，当下中国教育问题可谓积重难返。这些问题既有制度上的缺失，比如屡屡突破底线的教师职业道德，屡禁不止的择校收费；也有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歧路，比如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的哀叹；更有观念上的错误，比如应试教育的水涨船高。坦率地讲，中国教育已处于全面危机之中。这一危机已直接关乎中国的前途与未来。设若当下的教育情状得不到真正地、根本地解决，所谓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只能是空谈。危机迫在眉睫，更大的危险则来自于试图掩盖危机。中国教育若期望走出困境，就不能不反思诸话语的虚假性，就不得不重新思虑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寻建一种文化主导的教育话语体系。此一问题的提出，并非认为文化足以能解决教育的全部问题。事实上，教育是一个综合的实践领域，断非唯一因素所能决定，而是通过这一问题的提出，以期重建教育的文化价值。而教育的文化价值的重建，当可成为解决中国教育精神失控的一个可能方案。 教育的全部意义以及教育的内在真理性就是通过文化育人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人。教育的内在真理性不是被给予的，而是给予性的，即只有当教育作为对人的教化，教育才成为教育。然而，什么才是对人的教化却是一个问题。启蒙主义和经典人类学在探讨人的规定性时，都采用类型学的方法塑造出某一类型的人，诸如理性人、社会人、政治人、宗教人和经济人等等，并以此作为教育的对象和培养目标。此说均失乎抽象，并难免以偏概全。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教育所培养的人只能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而所谓具体的人也就是处于某一特定文化类型中的人。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下，人们才能据此将形式、秩序、意义和方向赋予我们的生活。[1]65因此也只有文化才能在人的可能理想与事实上的逐步变化之间提供必要的连接。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如何设计教育的培养目的，教育的过程都必须是文化的，而且教育的过程本身也就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是一个在既定的文明类型中逐次展开的过程，由此教育必须从文化中得到规定。 (三)从西方现代化到中国文化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和生活的现代化。至于文化现代化所展现出的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的渐进过程，说到底都是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调整变革的过程。人的现代化和生活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教育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塑造何种生活方式的问题。对任何其他教育问题的回答都必须基于此问题的回答。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如果光谈大原则，就会变成空谈；如果将目光仅仅投注在实际事务上，就会迷失方向，哪怕是最微小的行动也应和终极目标联系起来。[2]177实际事务是教育改革中“术”的问题，是形下层面的，教育原则和终极目标则是教育改革中“道”的问题，是形上层面的。教育改革不可因“术”而害“道”，亦不可取“道”而无“术”。道之为体，术之为用，道术似二实一，不可须臾相离。就形上而言，中国教育的宏大目的说到底就是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培养何种意义上的现代人，塑造何种意义上的现代生活方式，正是这个教育改革的“道”，从根本上决定了“术”之取用。英格尔斯在谈到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现代化的价值时指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们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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