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昌：'路只有自己走才会越走越宽广'

谷文昌

　　谷文昌（1915-1981），河南省林州市石板岩镇（原林县石板岩乡）郭家庄南湾村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随军南下。1950年5月福建东山解放后，先后担任东山县城关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长、县委书记。1964年调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

　　谷文昌到东山后，面对着风沙肆虐、吞噬田园的恶劣环境，他立志要战胜风沙，根治旱涝，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许下“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他组织当地百姓一起筑堤拦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折，历经14个春秋的拼搏奋战，东山岛上3万多亩荒沙滩基本完成绿化，194公里的海岸线筑起了“绿色长城”，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山旧貌，把一个荒岛变成了宝岛。

　　1981年1月30日，谷文昌在福建漳州因病逝世，他艰苦朴素、一心为民的身影以及公私分明、清廉简朴的家风却永远地留在东山留在百姓心中。

谷文昌的话

廉洁齐家

　　路只有自己走才能越走越宽广。

——谷文昌教育次子谷豫东

　　你作为县委书记的儿子，更要注意团结同学，不能盛气凌人。

——谷文昌教育长子谷豫闽

　　这是公家配给我工作用的车，你们没有权利骑，不许沾公家的一点油……自行车是组织分配给我工作用的，家属子女谁也不能动。公家的车不能占用，已经对你们讲过多少次了。你们想学车，等爸爸有钱了，再给你们买一辆嘛。

——谷文昌教育孩子们

　　姑父是一县之主，不能帮亲戚搞特殊化。我们反对“走后门”，而自己又搞这一套，怎么去说服人家呢？

——谷文昌告诫侄女史水仙

　　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木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谷文昌告诉家人

艰苦朴素

　　我们都是党的干部，也是群众的干部，我们就得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受一样的苦，干一样的活，群众才会信任我们。

——谷文昌下乡工作时告诉生产队的干部

　　我们是人民公仆，是干革命的，过分讲究穿着就会脱离群众啊。

——谷文昌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

　　眼下东山人民还这么苦，穿这么漂亮衣服心里好受吗？将来大家好过了，我一定给你买一套。

——谷文昌告诉妻子史英萍

为民奉献

　　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谷文昌在东山治理风沙时立下的誓言

　　一个人活着要有伟大理想，要为人民做好事，为人民奋斗一辈子。

——谷文昌教育亲属子女

　　群众来找我们，一定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他们是想了又想，鼓足了勇气才来的，我们怎么能不关心、体贴他们呢？

　　我们是人民勤务员，不是官老爷。

　　领导干部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用于夫贵妻荣、光耀门庭。

　　我是领导干部，如果我自己本身不带头，底下的工作怎么做呢？

——谷文昌教育次子谷豫东

　　咱们的老家在河南，你在东山出生，给你取名豫东，就是要你时刻记住，不要忘记父老乡亲，不要忘记共产党的养育之恩，你要争取早日入党。

——谷文昌病危时叮嘱次子谷豫东

　　我们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面对当前的困难，如果我们不关心群众的生活，就是没有群众观点，也就是无所谓革命！

　　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对人民负责。

　　看着群众在挨饿，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有责任解救他们！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关心群众的利益，我们还叫什么共产党？

——谷文昌告诉妻子史英萍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官老爷，绝不能搞特殊化。国家有困难，群众有困难，我们理应和群众同心协力战胜它。

　　请转告林业局的技术员，要加紧对木麻黄树种进行更新换代；我死后，把我的骨灰撒在东山，我要和东山的人民、东山的大树永远在一起！

——谷文昌遗言

谷文昌在田间播种

家风故事

公私分明 他是廉洁齐家的好楷模

“路只有自己走才会越走越宽广”

　　在子女眼中，谷文昌严厉，甚至有些“不近人情”，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他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

　　1976年，次子谷豫东高中毕业，最大的愿望是到工厂当一名工人，当时谷文昌夫妇已经是花甲之年，子女都不在身边，按照政策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工作。谷豫东向谷文昌提出留在父母身边，谷文昌沉默许久，还是劝他下乡。谷文昌说：“我是领导干部，不能向组织开口给自己孩子安排工作，不然以后工作怎么做呢？”谷豫东接着又提出要去东山，谷文昌一口回绝：“你去东山，当地很多人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会对你特殊照顾，这不行。”

　　最终，谷豫东被分配到南靖山区一个林场，他说：“临行前一天，父亲早早回到了家里，帮我整理行李，忙活了一晚上。第二天告别时，他取出前几天拍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塞在我手里。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把对子女的温情深藏在心里，但绝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帮家人谋私。”

　　类似的情况在谷家早已不是第一次。1964年，谷文昌调离东山前往省林业厅前夕，有关部门提出将谷文昌的女儿谷哲慧转为正式干部，随父亲调省城工作。谷文昌拦住了：“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我女儿，调她干什么。”于是谷哲慧一个人留在东山锻炼，直到1972年，才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工龄从1972年算起。谷文昌去世后，谷哲慧才转为国家干部。

谷文昌夫妇与大女儿谷哲慧、大儿子谷豫闵的合影

　　遇到工作调动、个人待遇提升等关口，亲属子女也曾向谷文昌求助，却都无一例外地碰壁。在谷文昌看来，孩子们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能靠关系向组织提要求、要待遇。

　　上世纪50年代，谷文昌妻子的侄女史水仙在东山县木器社当搬运工。她请求姑父帮她调换工种，谷文昌教育侄女说：“姑父是一县之主，不能帮亲戚搞特殊化。我们反对‘走后门’，而自己又搞这一套，怎么去说服人家呢？”就这样，谷文昌委婉拒绝了侄女。后来，史水仙嫁给了一位驻军团部的参谋。新房只有10平方米左右，地板又十分潮湿。她向谷文昌诉苦，想调换一间稍大一些的住房。“你们还年轻，要好好工作，别忙着讲享受。”谷文昌一句话又把她给顶了回去。

　　“路只有自己走才会越走越宽广”，这是谷文昌在南靖与谷豫东分别时的嘱咐。当时听来或许难以领略其中的全部内涵，但经历了人生的坎坷、自己也成为一位父亲后，谷豫东才懂得了其中的意味深长。几十年过去了，谷家后人始终将这句话牢记心头。他们说，“父亲用一言一行教会我们做人的准则，踏实做人、干净做事，不追逐名利，不享受特权，父亲留下的家风，使我们永远受益。”

　　“这是公家的车，你们没有权利使用！”

　　谷文昌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工作。起初，他不会骑自行车，下乡不是走路就是让通讯员用单车载。时间一长，他感到工作十分不便，萌生了学骑车的念头。当时他已经40多岁，身体又不好，一些同志怕他年纪大了，骑车有危险，劝他不要学。但随着治理风沙工作的深入开展，他越觉得不学骑车工作就会受影响。

　　于是，1957年夏天，由通讯员朱振凤和朱财茂担任教练，利用上班前和晚饭后的时间，在县委会门口的广场上，开始学起骑车。由于年纪大，手脚配合不协调，一开始常常摔倒，他一次次摔下去，一次次爬起来，一声不吭。就这样，经过苦学，终于学会了。谷文昌非常高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又多了一条腿”。“多了一条腿”后，谷文昌下基层更勤了。东山的山山水水，留下他坚实的足迹，地头田间，闪动着他辛苦的身影。在田头，与农民一起席地而坐谈生产，在村舍，与社员一道卷着土烟拉家常，全县400多位生产队长，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来。而这一切，有一半功劳得归功于这辆“书记专车”。

　　对于自己的“专车”，谷文昌十分爱惜，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有一天，因工作忙，忘记上锁，被孩子拉出去学，他回家一发现就教育孩子：“谁叫你们用车子？这是公家的车，你们没有权利使用！”大女儿谷哲慧顶了一句：“不就一辆破车吗，有什么了不起！”听了这话，无疑是火上浇油，谷文昌狠狠地训了女儿一顿，女儿哭了。平静下来后，谷文昌安慰女儿说：“爸爸刚才态度不好，可是已经对你们讲过多少次了，公家的车不能占用。你们要想学车，等爸爸有钱了，给你们买一部嘛。”谷文昌的这个承诺一直没有兑现，没给孩子买过一辆单车。

　　这辆“书记专车”陪伴着谷文昌度过了一个个日日夜夜，走过一次次风风雨雨。他说：“单车用起来方便，和群众容易搭话。”1981年，谷文昌与世长辞，遵照他的遗嘱，家人把他使用的单车，还有家里的电话等，一并上交国家。

谷文昌与家人合影

父爱永存精神永驻

父爱永存精神永驻

谷豫东

　　父亲去世已经34年了，但他好像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古铜色的脸庞，花白的头发，黑色的布鞋，打着补丁的灰布中山装，这一切是那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的一生，没有给我们家留下金银财宝，但他却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这将使我们代代相传，永远受益。

　　父亲生前经常对我们说，一个人活着要有伟大的理想，要为人民做好事，为人民奋斗一辈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1年元旦刚过，我在部队接到家里发来的紧急电报：“父亲病危，请速回。”我急忙从部队请假回来。病床上的父亲，才几个月不见，已是骨瘦如柴，他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住进医院。

　　住院期间，前来探病的东山人很多。父亲总是交代他们：“回东山后，要是有人问起我的病，就说好了出院了，别让大家费时来看我。”

　　其实，这个时候，父亲的病情正在不断恶化。他的吞咽越来越困难，血管日渐萎缩，无情的癌细胞在他全身扩散了。为了能增加一点抵抗力，医生建议给他注射人血球蛋白，可听说这种针剂一支要两百多元，他谢绝了，他知道自己的病好不了，不想给国家造成浪费。

　　父亲就是这样，他心里装的永远只有人民，惟独没有他自己。从我懂事起，我们兄弟姐妹就难得与父亲多呆一会儿，父亲留给我们的总是匆匆的背影。这一次父亲住院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和他呆在一起，也是最后一次。这时父亲的生命只能靠输液来维持。病痛的折磨使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说话非常吃力。但是只要他能清醒过来，他总是不忘叮嘱我：“咱们的老家在河南，你在东山出生，给你取名豫东就是要你时刻记住，不要忘记父老乡亲，不要忘记共产党的养育之恩，你要争取早日入党。”

　　生命苦短，事业未竟。父亲去世前，断断续续地诉说最后的心愿：“请转告林业局的技术员，要加紧对木麻黄树种进行更新换代；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东山，我要和东山的人民，东山的大树永远在一起！”

　　1981年1月30日，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平时不太爱说话的我突然觉得还有好多话还没来得及跟父亲说。可这时，他再也听不见了。父亲走了，走得那样的仓促。

　　父亲为人民艰苦奋斗了一辈子，艰苦朴素了一辈子。一件从渔民手中买来的旧大衣，一穿就是20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每次单位改善伙食，他总是把平生最爱吃的饺子带回家分给孩子们吃；他带头把身边尚未成家的4个孩子全部送到乡下接受锻炼。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父亲把对家属、对子女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人民。

　　1976年，我高中毕业，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工厂当一名工人。因为当时父母也已进入花甲之年，体弱多病，大姐已经出嫁，大哥和二姐、三姐不在身边，身边特别需要有个孩子照应。我就向父亲提出我的请求。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动员我下乡，跟大家一起接受教育。虽然父亲的态度已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我还是跟他据理力争：“按规定，身边没有子女的可以照顾一个留城的名额，我们又没有违反政策，为什么一个也不留呢？”父亲还是那句老话，我是领导干部，如果我自己本身不带头，底下的工作怎么做呢？我知道拗不过他，只好退一步，请求到东山县。不料，父亲还是坚决反对，他说，到了东山，人家都知道你是谷文昌的儿子，都会想办法照顾你，那你就得不到应有的锻炼。当时，我失望极了，父亲怎么就这么绝情，一点儿也不懂得疼惜自己的儿子。为此，我半个月时间没有理睬父亲，没跟他说过一句话。直到6月下旬，我被组织安排到南靖县偏远的山村朱坑落户。

　　临行前几天，父亲请来一位朋友，为我们家拍了一张合影。那时拍照的机会很少，这一次的三人合照，是我与父母合影的第一次。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出我那不太乐意的情绪。

　　六月底的一个晚上，父亲早早收拾好手中的工作，匆匆赶回家帮我整理第二天的行装。按照惯例，父亲每一次出差，都是母亲替他收拾行李，可这一次父亲硬是坚持要帮我打点。上了年纪的父亲，腿脚已不利索，可他还是忙上忙下。望着他蹒跚的身影，突然间，我深切地感受到父亲那份深藏的温情，我暗暗自责自己的无知。

　　第二天，父亲正好要到南靖出差，我顺路搭坐了父亲那部旧吉普车。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沾父亲的光。本以为父亲会送我到朱坑，可是，车开到县林业局，父亲就把我的行李卸下来。他拍拍我的肩膀，嘱咐我不要有优越感，路只有自己走才会越走越宽。上车前，父亲从口袋里取出前几天拍的那张照片，塞在我手中。烈日下，父亲两鬓的丝丝白发特别耀眼，他的眼窝深深地陷了进去，父亲真的老了。

小儿子谷豫东与谷文昌夫妇的合影

　　当知青的几年里，父亲即使到南靖林业局出差，也从来没有看望我。我知道，他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副主任的儿子。后来，我瞒着父亲报名参军。要知道，在当时想进部队是多么不容易啊。当时父亲还兼着地区征兵办主任，一旦告诉他我想应征入伍，他准又劝说我把机会让给别人。况且，经过几年的锻炼，年轻气盛的我也想借此机会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就这样，我悄悄地参加体检、政审，直到最后接到录取通知书，我才告诉父亲。父亲当时一阵惊喜，幸福的泪花布满深陷的眼窝，他抚摸着我的头，连声说：“好样的，好样的！”顿时，我所有的委屈全部烟消云散，我真切地体会到父亲的爱原来是那样得深沉，他跟我其实是这么亲，这么近。

　　这就是父亲，他严于律己、不谋私利。他不是不关心自己的儿女，而是在他心中还有比亲情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党性原则。在亲情与原则的天平上，父亲总是选择后者。

　　母亲解放初就是东山县民政科长，有几次提薪机会，硬是让父亲压了下来；有人提议把当临时工的大姐转为国家正式干部，还是被父亲挡住了；年幼的三姐骑着父亲的自行车上街，被向来疼爱孩子的父亲打了一巴掌，在父亲眼里，这是公家的车，不能公私不分；我爱人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要求父亲出面安排一所好学校，他说，只要努力工作，在哪里都能干出成绩；二姐结婚时，想让他批点木材做家具，他说：“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木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父亲大半辈子与林业打交道，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他从东山到福州工作时，全部的家当只有两只皮箱，两只木箱，两瓮萝卜干和几麻袋杂物。

　　父亲出生于贫苦家庭，他从苦难的人民中走来，心里装着人民，他一心为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69年的冬天，我们全家被下放到三明地区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劳动。这是一个十年九旱的穷地方，缺衣少粮。可父亲没有灰心，没有泄气，他帮助生产队安排生产、指挥修建隆陂水库，与老区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情厚意。现在，红旗村的老人们还记得当时父亲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资大半都花在队里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父亲即使身处逆境，也始终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从来不为个人谋私利。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家人。

　　1996年2月，母亲在《港台信息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清苦不减求学志--福建师大几位特困生纪实》的通讯报道后，心里很不平静。文章记述六位特困生生活非常艰苦，每餐仅靠4角钱的饭、一小碟青菜支撑他们正在生长发育的身体，这引起母亲极大的同情。于是，她当即把自己省吃俭用的1000元寄给写这篇报道的记者，请他转给师大的六位特困生。从此，每月寄300元补贴这些学生的伙食费。

　　为了每月从有限的800多元工资中拿出钱来资助特困学生，母亲停掉了每天定的牛奶，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就这样，7年多来，母亲省吃俭用，从离休金中挤出2万多元资助了18位特困生。而这件事，母亲一个人默默地做着，直到两年后才被我们发现。她告诉我们，每当看到这些学生的来信，了解到他们的进步，看到他们的成长，我就感到很高兴，很满足，这比吃鱼吃肉还好，这也是一种享受。

　　母亲经常教诲我们：“爸爸是党的好干部，你们不能辱没他的名字，不能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不能给爸爸脸上抹黑。”是啊，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造福的伟大事业中。我为自己能有这样的一位好父亲而感到荣幸和自豪……（此文写于2015年）

谷文昌与家人合影

怀念东山人民的好书记谷文昌

怀念东山人民的好书记谷文昌

朱子周

　　我原是东山县委办公室一名普通的干部，曾经在谷文昌同志身边工作了8年。回忆起与谷文昌同志相处的日子，他许多言行使我无限钦佩和敬仰。

　　谷文昌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34年了。作为谷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为一个普通的东山人，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老书记。每年清明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20多个曾经和谷书记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会来到谷文昌的陵园，看看老领导，陪谷书记说说话，重温老书记的教导。十多年来，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再忙，从来没有间断过。我想，只要我们还能走路，这样的活动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只要我们的下一代还在东山，谷书记就永远不会寂寞。

　　说起谷书记这个人，哪怕是用再尊敬的语言也不过分；说起谷书记的事迹，哪怕用几天几夜的时间也讲不完。

　　记得当年谷书记下乡时，经常随身带着锄头、水壶、手电筒和雨衣，以便能随时投入工作中。谷书记经常是走到哪里，就劳动到哪里，不认识他的人，看到他干农活那么熟练，谁也想不到他就是东山的县委书记。有一天，我跟他下乡，路过宅山村的后坑田，看到一个老农用粗耕粗作的老办法冬种。谷书记就下了田，跟他讲明冬种深耕细作的重要性，亲自帮老农犁田。并对我说，子周，你不懂得犁，我教你。我下到田里，他就一招一式，手把手地教我。他说：“子周呀！干这一行，不懂得农业技术，就跟农民说不到一块去呀！”从此，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在谷书记的影响下，每次下乡带劳动工具，成了每个干部的习惯。

　　有一次，谷书记下乡，剪下一些木麻黄的树枝，蹲在地上，把树枝插在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上面。谷书记生怕插得不结实，还用手捧着那堆东西，把它和树枝一起压牢了。通讯员前去帮忙时，才发现那堆东西，原来竟是还没有被风吹干的牛粪。谷书记拿出随身带着的锄头，在地上挖了个坑，把和着牛粪的树枝种在沙地上，忙完后，谷书记摘下那顶常年戴着的帽子，双手叉腰，得意地告诉通讯员，他是在试验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培植木麻黄。

　　谷书记工作时有一股忘我的精神，热情、执着、干劲十足。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他在处理大量日常事务的时候，常有许多农民兄弟上门来找他。他总是先热情接待来访的群众，然后再处理事务。谷书记经常说：“群众来找我们，一定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他们是想了又想，鼓足了勇气才来的，我们怎么能不关心、体贴他们呢？”多年来，别说是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连他的家人，连谷书记自己，可能也记不清究竟接待了多少群众，帮助了多少有困难的人。

　　几乎每一天晚上，谷书记办公室的灯都要亮到深夜。每次看到谷书记办公室微弱的灯光，再想想他瘦弱的身子，我的眼泪总是忍不住要夺眶而出。

　　谷书记大部时间都在基层，当时东山岛的交通条件很差，谷书记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步行。后来一个华侨送了两部脚踏车给县委县政府，谷书记下乡时就方便多了。谷书记一开始不会骑车，他就对通讯员说：“以后下乡就你来载我吧，我们不要请人，一个是免得花钱，二是这样想去哪里都比较方便。”过了不久，谷书记就自己学会了骑脚踏车。下乡时，他一日三餐和群众吃在一起，群众喝地瓜稀饭，他也喝地瓜稀饭，群众吃咸菜，他也吃咸菜。有一次，谷书记在工作中旧病复发，随行的同志买了一斤饼干给他，怕他生气，事先还特意找医生开了证明。谷书记当场严肃批评了这个同志，并让他把饼干退还。

　　谷书记对自己非常苛刻，对别人却又非常关心。和谷书记接触过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谷书记就像是自己的家人，总是竭尽全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的穿着极为朴素，一套灰色中山装，从新到旧，破了就补，特别是上衣的领子、袖口、衬衫和裤子上常常可以看到大块的补丁。有一次，东山开展救济灾区的活动，谷书记让通讯员从他的箱子里拿出了几套衣服，全部捐给灾区群众。这些衣服都是按规定发给他的，谷书记一次都没有穿过。这件事在县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同志在谷书记的感染下，捐出了很多物品，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同志们平时不舍得用的。

　　谷书记很少跟我们讲大道理，但是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却在无形中感染了我们，教育了我们。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去弘扬。我们这些在谷书记身边工作过的人说起老书记，经常会讲这样一句话：“跟着谷书记，不可能升官发财，但是一定不会犯错误，活得很踏实。”

　　……

　　每逢清明节，每逢农村的传统节日，人们成群结队来到谷书记的坟前祭奠他，用民间最隆重的礼节、最高的规格来缅怀他。“先敬谷公，再祭祖宗”已经成了东山百姓的一种风俗习惯。我们这些和谷书记一起在县委工作的同志，来到碑前，种下了8棵青松，大家重温谷书记经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活着要有伟大理想，要为人民做好事，为人民奋斗一辈子。”当年和谷书记一起南下的干部，相约来到谷文昌碑前，面对着老战友的塑像，深深鞠躬：“老谷，你把一生献给人民，人民敬重你，你的死重于泰山。”就连离开家乡几十年的台湾同胞，回到东山，看到东山的巨大变化，了解了谷书记的事迹，不由自主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说：“共产党真是了不起，把人间鬼岛变成了人间乐园。”许多来探亲的台胞，还特意来到他的坟前合影留念，表示敬意。

　　东山的变化越来越大，我们也都越来越老了，但是，我们没有忘记谷书记，东山人民没有忘记谷书记，福建人民没有忘记谷书记。

　　每次走在岛上，看到谷书记当年种下的树苗长成大树，看到谷书记当年筑的堤、兴办的水利还在发挥着作用，修的路依然车来人往，我总是感慨万分：谷书记其实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永远活在东山人民的心中，他的精神永远推动着东山各项事业前进。（此文写于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