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中国传统经学与儒家哲学发展的转折和变革期，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论语》诠释也实现了重大转折与变革。《论语》地位空前提升，注家注本众多，流派倾向不一，流寓着宋儒的怀疑与批判意识，贯穿着宋儒的革新和创造精神，成为宋儒实践宋学、复兴儒学、建构理学思想的重要资源。
本文属于《论语》诠释的断代史研究，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北宋《论语》诠释的文化生态，总结北宋《论语》注本的诠释方法、诠释思想和诠释成就，厘清北宋《论语》诠释的演进路径、诠释特点与贡献。
北宋《论语》诠释寓于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境遇之中。建立在社会长期动荡基础上的宋王朝，为了稳固政权，谋求长治久安，从开国初就确立了尊孔崇儒、“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为选拨和笼络人才，宋廷扩大科举取士范围，革除科考舞弊可能，以经义取士，强调通经致用。文化建设方面的举措，促进了学校教育、图书整理和典籍印刷业的迅速发展，也促成了北宋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全民读书热潮。凡此，预设了北宋《论语》诠释的政治制度土壤和社会文化条件。中国传统经学和儒家哲学发展至唐代陷入沉寂，经学研究株守师说，无所创新，严重禁锢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儒学受到释、道思想的冲击，独尊地位丧失。冲破旧学风的束缚，通过创造性诠释儒家经典以复兴儒学，成为中唐至北宋时期经典诠释和儒家哲学发展的历史使命。凡此，规定了北宋《论语》诠释嬗变的内在趋向和外在形态。
宋仁宗庆历（1041-1048）以前，北宋《论语》诠释经历了官方和民间新旧学风双线并行的嬗变轨迹。邢昺《论语注疏》章句训诂细密，名物考证周详，标志着《论语》汉学系统的完成，在熙宁变法以前是北宋官方科举考试的唯一教本。但是《论语注疏》旧中寓新，不愚忠、不专守，“稍傅以义理”，成为北宋《论语》汉学向宋学转关的标志。在官方学风守旧的情况下，民间解经新风涌动。《宋元学案》所存胡瑗《论语说》8章，对研究胡氏《论语》诠释思想以及宋代《论语》诠释走向弥足珍贵。作为宋学奠基人、理学先驱，胡瑗适应宋初学者治经理路，以义理阐发为释《论》方法，以修养德性为释《论》主旨，以教育弟子为释《论》诉求，三者相辅相成，辟出了一条属于宋儒的释《论》之路，是宋学《论语》诠释的开先河之作。刘敞《论语小传》诠释《论语》87章，驳难旧解，自出新意，虽仍不为完本，外在形态上还间有章句注疏之学的痕迹，但是内在思想倾向和诠释方法已属于宋学风貌。不过，刘敞诠释《论语》立足于经文本身，在道德性命和哲学思辨方面发明不足，仍应视为北宋前期《论语》宋学发展演变阶段的产物。
北宋中后期，以义理为重的《论语》诠释新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官方解经倾向与民间新风合流。蜀学派苏轼《论语说》和苏辙《论语拾遗》是宋学释《论》的典范。苏轼《论语说》覃思深念，讲究“尽心”、“会心”，常常撇开文句束缚，注重从整体上阐明道理，“时发孔氏之秘”。其诠解《论语》多参引历史事实，联系社会现实和个人生活遭际，站在世俗理性的角度，或批评时弊，或反映世态炎凉，或辩驳孟子，虽存有援引释、道思想的影子，但最终旨归在于通达孔子，在发明儒家道德性命方面颇有创获，是蜀学派《论语》诠释的代表。苏辙《论语拾遗》诠解《论语》27章，援引历史事实改易辩驳苏轼“意有所未安”、以释道思想释《论》、以《论》释《论》等特点突出，在儒家“仁”的诠解方面有新见解，“其聪明独到之处亦不可磨”，在北宋《论语》诠释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同一时期，理学型《论语》诠释孕育胎动于《论语》宋学母体中。陈祥道《论语全解》既是荆公新学派释《论》的唯一存本和集成之作，也是以“理”释《论》的重要文本，成于王安石推行科举改革时期，哲宗绍圣(1094-1098)后，作为科考的标准教材行于场屋，在当时颇有影响。陈祥道注重征引儒家经典和汉及前代历史事实、经师言论，并杂据《老子》、《庄子》、《墨子》等先秦文献诠解《论语》，章章立别解，篇篇出新意，总体思想倾向不失儒学的纯正性。陈氏认为《论语》是圣人言“理”之作，诠释《论语》注重穷理，讲究尽性，其中体现的理学思想虽然还不具有系统性，哲学思辨方面也较弱，但足以反映荆公新学派《论语》诠释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的贡献。程颐诠释《论语》除《论语解》外，还有散见于《河南程氏遗书》及《河南程氏外书》中的诸多相关言论。其视《论语》为建构理学思想的要籍，诠释《论语》有两个向度，一是发明儒家修齐治平之道，阐述了学习自修与教育并重的修道路径和自敬而诚的守道机制;一是以玩味涵咏之法，将经学层面的“道”导入哲理层面的“理”，借诠释《论语》以理论道，推明心性天理。程颐《论语》诠释很好地平衡了宋儒追求的“内圣”功夫和“外王”之道，为理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和思想基础，在两宋《论语》诠释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
总体而言，北宋前期《论语》诠释新旧学风双线并行，中期以后逐渐合流。以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邢昺进献《论语注疏》书板为界，《论语》诠释史上以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为重心的汉学系统完成，但是旧学风的影响直至熙宁变法时才终结。新旧学风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中唐韩愈、李翱诠释《论语》起，民间探求《论语》深层义理的诠释实践或隐或显从未停歇。宋仁宗庆历（1041-1048）以后，释《论》新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推行科举改革，以儒家经义道理取士，官方经学风气才与民间宋学新风合流，标志着《论语》宋学对汉学的全面取代。与此同时，理学型《论语》诠释复胎动于《论语》宋学的发展流变中，程颐等理学家以《论语》为探讨和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主要资源，在诠释思想和诠释方法两方面对南宋理学家的《论语》诠释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宋《论语》诠释虽然注家注本多，学术流派不一，但诠解方法和解经追求具有趋同性。经学家们普遍不重章句训诂，不受旧注束缚，善于从《论语》篇章整体出发，以己意对《论语》作了创造性新诠。但是也要承认，北宋诸儒释《论》并未尽费训诂、尽弃旧注，对经文个别文字辨音释义常成为深掘义理的基础，旧注中契合经文意涵的说解也常得到采纳，北宋诸儒的说解也有明显的关联和传承。邢昺、欧阳修、苏轼、程颐等学者虽然对《论语》个别章句提出疑问，也作了微调，但怀疑只针对言语记录的真实性和版本传抄的错讹，并没有否定《论语》和孔子思想本身，诠释实践体现出强烈地尊经崇圣倾向。
《论语》作为反映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得到宋儒的一致推崇。理学家将《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书”统合，置于诸经之上，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阐发儒家政治伦理和心性修养思想，又借鉴释、道的某些内容和方法，参伍《周易》的某些哲学范畴，抽绎出具有思辨性的宇宙生成体系和哲学本体论，为理学思想的完成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对后代《论语》诠释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