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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作为中国经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最要的贡献不是在“ 五经”，而在“ 四书” 方面。自宋代以后，由他所开创的以《四书集注》为中心的“ 四书”学体系，取代了汉代所奠定的以“五经”为核心的统治地位，宋以后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占统治地位的学说，主要也是通过推崇、传播《四书集注》而获得实现的。
“四书”学也是朱熹本人用功最勤、历时最久的经学研究。他自三十岁开始研治《论语》、《孟子》，到六十七八岁时仍在刻苦钻研、修改著述，历经了“四十余年理会”的艰辛工作， 诚如他自己所述：“某于《语》、《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 学着将注处宜仔细看。” 他对《大学》、《中庸》两书，同样是“毕生钻研，死而后已”以至于他在逝世的前一天晚上，仍在修改其《大学》中“诚意”一章。可见，《四书集注》在朱熹本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这里主要从“四书”学的形成、《四书集注》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四书”学的学术成就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对朱熹的“四书”学作一简要论述。
一、“ 四书”学的形成
朱嘉用四十多年苦功著述的《四书集注》，标志着“四书”学的完成。但是，朱子所以能够建立这种以“ 四书”为核心的新经学形态， 则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和主观意志，而是反映近时代对经学变革的要求，体现出经学发展的新趋势。
自两汉至唐初，儒家经学定于一尊的是《诗》、《书》、《礼》、《易》、《春秋》合为一体的“五经”。尽管经学形成后亦出现了今古文学之争、郑王学之争，但是，以“ 五经”为主体的经学体系仍在当时占据了统治地位。唐代初年，为统一经学内部的门户之争由孔颖达参酌南学、北学的不同经义，撰成《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五经正义》统一了经学的种种歧见异说，同时亦使“五经”为中心的汉学体系更加僵化。
唐中叶至北宋，在学术界开始蕴酿着一场经学变革的思潮。这一新思潮的主要表现， 就是纷纷对汉唐经学的注疏传统展开批判， 对儒家经学本身提出怀疑和异议， 同时表现出以义理重新解经的要求。在这场经学变革的新思潮中， 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那就是在“ 五经” 之外，更加关注对“ 四书”的研究和阐释，从而推动着一种新的经学形态——“四书”学的产生。
“ 四书”学经历了一个形成过程。它主要包括两个重要的环节：第一，在“五经”之外，《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儒家典籍日益受到重视，或者是逐步上升到“经”的地位，或者是成为独立的经典，最后它们在儒经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第二， 这四部经典构成一个在程度、内容等方面各有差异，但又有内在联考的完整体系并被合称为“四书”。这里，就分别论述“四书” 学成的这两个环节。
首先讲第一点。应该说，在“四书”之中，《大学》、《中庸》是早就与“经” 有着密切联系， 因为它们原就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 而《小戴礼记》早在汉代就是“ 三礼”之一。但是，在“三礼”之中，一般是以《仪礼》、《周礼》作为严格意义的“经”， 而将《礼记》作为阐述或发挥经义的“记”。在经学史上，“经”、“传”、“记”是有严格区别的“经”的地位当然远远高于“ 传”和“ 记”。但到了唐宋时期，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韩愈、李翱的特别推崇，《大学》、《中庸》的地位得到提高。韩愈在其著名的《原道》一文中，引证了《大学》的主要观点。李翱则在《复性书》中提高《中庸》的地位，认为：“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 韩、李二人确定了《大学》、《中庸》二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这种观点影响了宋代学者。到了北宋，司马光著有《大学广义》、《中庸广义》二书， 影响很大，将《大学》作为独立的儒家经典加以研究，是《大学》单行成篇之始。以后由于二程兄弟的倡导，《大学》、《中庸》更加受到重视，理学家们纷纷为它们作传注释义，使它们一步步取得“经”的地位。
“四书”中《论语》也早纳人“经”的范畴，汉文帝时《论语》已立博士， 唐文宗时期所刻十二经，《论语》成为其中的一经。但是，在汉唐时期，《论语》的地位并不高，汉代将《论语》、《孝经》作为小学入门教材，故只能算作是“小经”或“兼经”，远不及其它《五经》重要。到了宋代，《论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它日益成为重要的儒家经典。然而地位发生最显著变化的还是《孟子》，它在汉代是属于子学，被列之于诸子部儒家类。但是，到了唐宋以后，随着一批学者们的推崇，《孟子》的地愈来愈高。韩愈、李翱开始将孟子提高到传承孔子道统的地位。到了北宋初年，理学思潮初兴，许多著名学者如范仲俺、欧阳修、孙复、石介等纷纷倡导“尊孟”，使《孟子》的地位日益提高。二程对《孟子》上升为“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提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 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 在这里，《孟子》一书不仅能与《论语》并举， 而且强调《论语》、《孟子》比“六经”更加重要。
但是，真正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确立为儒家主要经典， 并使它们的地位高于“五经”之上的，则是朱熹。朱熹用其四十多年的时间钻研“四书”， 撰述了《四书章句集注》、四嚷或问》、《论孟精义》、《中庸措略》等一系列“四书” 学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四书章句集注》，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朱熹一方面大量引用二程及其弟子的言论为其作注，另方面又以自己的理学思想解释、阐发其中的义理。这样， 他重新建立了一套不同于汉唐经学家们对《论语》等儒经的新的解说系统。同时，朱熹也是首次将《论语》、《孟》、《大学》、《中庸》这四部书合编并以四书”命名的学者。因此， 他的《四书章句集注》的出世，标志着以“ 四书”为主体的“ 四书” 学体系，已经取代了汉唐时期主宰学术史的以“五经”为主体的汉学体系。
再论述第二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所以构成具有内在联系的完整体系，是因为它们的思想内容各有特点，从各个方面满足了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在朱熹以前，许多学者即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来阐发它们。《论语》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讲学的言论记录， 其内容基本奠定了儒学包括仁、礼、德、政等政治伦理观念，从而确立了儒学的根本价值立场，这是宋明理学希望复兴儒学的思想基础。《孟子》一书所以受到重视，也在于这部书中包含着理学家们为了对抗佛老之异端而倡导的一些重要内容，包括性善论、心性天一致论、辟异端的道统论等等。
《大学》一书所以从《礼记》中抽出单独成篇，则主要是由于它提出一个修身、齐家、冶国、平天下的基本步骤和总体规模， 从而将儒家的求知与养心、个人与社会、伦理与政治等一系列重要的关系作了清晰的阐述。《中庸》一书的主要长处是包含着精深的天人之道及儒彖的道统心传的观念，这是理学家们所最为关注的。所以， 从唐中叶开始的韩愈、李翱推崇《大学》《中庸》， 到北宋理学的先趋者、奠基者如范仲淹、欧阳修、孙复、石介、司马光、周敦頤、张载、二程等人对《论语》、《盂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的推崇，均与要阐发理学思想内容、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直接有关。
在汉唐时期以“五经” 为主体的经学体系中， 《诗》、《书》、《礼》、《易》、《春秋》亦各有所长，而构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完整体系。西汉董仲舒说：“六学皆大， 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 《礼》制节， 故长于文； 《乐》咏德，故长于风； 《书》著功，故长于事； 《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同样理学家们推的以“四书”为核心的新经学体系，同样是一个各有特点，而又具有内在联系的完整体系。将此“四书” 并列，始之于二程， 据《宋史程颐传》所载， 他“以《大学》、《语》、《孟》、《中庫》为标指， 而达于六经”。但是，真正将此四本绿典汇编成“四书”确定它们的内容特点、先后秩序，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则是朱熹。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因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而对“四书”中的义理有不同阐发。同时，他根据“四书”的不同特点，规定了读“四书”的先后秩序，他说：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 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 次《孟子》， 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他认为“四书”的内容各有其特点：《大学》有“三纲”、“八目”，包含着从个体修身到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确定了儒家“ 有体”、“有用”的思想规范；《论语》则因其记载着孔子关于求仁、复礼、为政以德的伦理规模、政治思想，从而确立了儒学的基本价值体系，故而成为为学的根本。《孟子》包含性与天道的哲理、尽心知情的方法等内容，从而进一步将儒家的政治伦理上升到哲学义理的高度。《中庸》则包括了“理一分殊”的宇宙论、“道心惟微”的道统论，体现了要建构精致的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朱熹认为“四书”是一个各有内容侧重、但又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在它们之间，又呈现出一种有前后次序、难易程度的递进型体系，学者们读“四书”时，要根据先《大学》、次《论语》、再《孟子》、最后《中庸》的先后次序，才能最终把握“四书”学的完整体系。 由此可见，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问世， 标志着以“四书”为主体的新经学体系的成型。
朱熹之所以用毕生精力研治“四书”，撰述《四书章句集注》，完全是由于以他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为了复兴儒学、重振儒家纲常伦理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两汉以来， 虽然朝廷能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但学者们又总是沉溺于传注、章句之学，使得儒家的义理道德不彰。唐宋时期那些倡导复兴儒学的学者，开始崇尚一种新的学术风尚，即主张阐发“五经”中的义理，经学史中的义理之学大兴。这种风尚影响到科举考试。王安石的科举改革有《三经新义》的颁行，宋神宗说：“今岁南省试所取多知名举人，士皆趋义理之学，极为美事。” 然而，仅仅是阐发“五经”总有局限，因为“五经”是先王遗文，能够阐发儒家道德义理、建立理学体系的思想资料有限。
然而，《论语》、《盂子》、《大学》、《中庸》则包含着性与天道、修己治人等方面的思想内容，能够为这种新的思想体系提供充足的资料。朱熹如此重视“四书”，用毕生精力从事“四书”学的研究，其原因确如他本人所说：“《语》、《孟》功夫少，得效多；六经功夫多，得效少。”“《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 由于“六经”的年代、体裁、内容等方面的原因，使儒生不得不用很大的功夫去钻研，是“打禾为饭”，故而其实际成效则不多。相反“四书”则是孔孟及后儒所撰，它已经是“熟饭”，与理学家们要复兴儒家伦理，追求的修己治人，探讨“性与天道”的宇宙理论，均有内在联系。这是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所以更重视“四书”的根本原因。
二、《四书章句集注》的学术主旨
朱熹所撰的《四书章句集注》所以能够代表着一种新经学形态，确实是由于这部书具有了许多以往经学史上所不曾有的新的范畴、新的观念、新的解释方法，总之，他们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经说训释系统，并影响了以后的中国有七八百年之久。
下面，我们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学术主旨还作一论述。
1、《论语集注》
《论语》应该是朱熹用功最勤的经典，他自称曾有“四十余年理会”。他最初研究《论语》，并以二程及其门人之说为基础，编成了《论语要义》。此后，他相继又编著《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口义》主要是将训诂、释文、正音、经义结合起来，便于童蒙学习《论语》之用；而《精义》则仍是集中、发明理学对《论语》的解说系统。最后，在前面所说的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之上，他才完成了《论语集注》一书。
汉魏以来，《论语》本就被尊为“经”，故而历代注家不少。魏晋时何晏汇集汉代八家注，编成《论语集解》，另有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亦是重要的注本。所以朱熹作《论语集注》时，在音读训诂的工夫、名物制度方面，对汉魏以来的注疏成果有所继承。他自己亦肯定：“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通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 则亦何以用力于此。” 但是，在他真正关注的，则主要是《论语》中的道德义理，他认为《论语》能够“立其根本”，其原因也在于此。通观《论语集注》一书，可以发现，朱熹对《论语》的解说观点，已不同于汉魏以来各家解说。首先，从他引证的注说来看，二程及其门徒的言论占了主导地位，如第一篇《学而》引二程13处，第二篇《为政》引二裎10处，第三篇《八佾》引二程7处，其他所引也着重是程门大弟子尹【火+享】、谢良佐、游酢、杨时，如《学而》篇引尹氏6处、谢氏3处、游氏3处、杨氏1处；《八悄》篇引谢氏6处、杨氏5处、尹氏5处。其它还引用了一些二程再传、三传弟子的各类注释。 可见，《论语集注》已经是宋儒解《论语》的代表著作，代表着一种新的经学群体。
其次，从他解说《论语》的观点来看，鲜明地体现出理学家解经的学风，即不重名物训诂，偏爱阐发道德义理，尤其是喜用理学家们自己“发明”的许多概念、思想去解说《论语》。他总是用天理、人欲、气质之性、本心等理学语言对《论语》作解说，他在解说《论语·先进第十一》中曾点言志一章时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 少无欠阙。……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这种解说的思想观点远远超出原典本身的思想意义，其注解成了朱嘉等理学家自己的看法， 体现出他们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
2、《孟子集注》
《孟子》一书有一个由子部升入经部的过程。《汉书·艺文志》将《孟子》列入诸子略，《隋书·经籍志》亦将其列人“子部”儒家类。唐宋以后，《盂子》开始经历了一场由“子”升“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发生了关于贬孟、尊孟的一场论争。最后，由朱熹所著《读余隐之尊孟辩》，对这场论争作了总结，充分肯定了《孟子》一书的地位。尤其是《四书章句注》的完成，更是标志着《孟子》一书由“子”升“经”的过程的完成。由此可见，《孟子集注》在宋儒新经学创立的“四书”学中是十分重要的。
朱熹对《孟子》一书所下的功夫与《论语》一样也是经历了“四十余年理会”的时间。他经过数十年的精心钻研到了思、想成熟的中晚年，才完成了《孟子集注》一书。和《论语集注》一样，朱熹所撰的《孟子集注》既对汉魏以来注疏成果有所传承，又以宋代新儒学的观点对《孟子》作了许多新的创发。而且应该说在这两个方面，均较《论语集注》表现得更为突出。
首先，朱熹的《孟子集注》大量地继承汉唐学者的注疏成果，他肯定汉唐学者在音读训诂、名物制度方面的成果是可汲取的。所以，他在《孟子集注》中大量引用宋以前的典籍作注释，特别是在有关文字训诂、史实人名方面，他引用并尊重汉唐学者的解释。东汉赵岐著《孟子章句》，是汉学家注释《孟子》的重要范本。从学术立场来说，朱熹作为宋学的大家，自然对赵岐不满而颇多微辞，但是这并不排斥朱熹对赵岐所作注释的汲收。据有的学者统计，在《孟子集注》全书之中，朱熹引用或因袭赵岐注说共达580次，其中有关文字训诂者317次，有关史实人名者121次，有关文义者84次，有关地名者30次，有关经典出处者15次， 有关古代制度者13次。由此可觅《孟子集法》在继承汉学注疏之学方面对学术传统的尊重。
但是《孟子集注》在学术史上重要的意义表现在义理之学的开创，在这个方面，它似乎表现得比《论语集注》更为突出。本来，《孟子》一书就对心性哲学、修己治人特别关注， 对天道、人性、本心、修身、仁政等作了诸多探讨，对理学家建立性与天道的人本哲学、修己治人的内圣之学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所以朱熹在《孟子集注》一书中，利用注释《孟》学，全面地阐发了他关于天理论、心性论、修身论、道统论等理学思想。可见，在有关名物训诂方面的注释，是完全按照理学的新观点作出一系列解释和发挥。如他在解释《尽心章》时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 这种解说不仅是汉唐诸儒从来所没有，而且孟子本人也没有这种思想，它们完全是朱熹及宋代理学们的思想创造。
3、《大学章句》
《大学》原是《礼记》中单篇的“记”，经过唐宋儒家学者的推崇，逐渐上升为独立的“ 经”。朱熹的《大学章句》对其升为专“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像《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朱熹在《大学章句》中不太需要引用汉唐诸儒的注解，而是根据自己的理学体系建构的需要，对《大学》作了新的系统阐发。
首先，朱熹规定了《大学》在“四书”学体系中的地位。他主张学者在学习“四书”时， 要先读《大学》，因为它的内容主要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是学者们进入“大学”阶段的“为学纲领”，能够使学者“定其规模”，为以后的学问打下基础。他对学生说“《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齐家事；此是治国平天下事。” 这是朱熹所以如此重视《大学》的主要原因。
其次，朱熹区分了《大学》的“经”与“传”，并对全书的章次重新做了编定。他认为《大学》一书本有“经”、“传”之分其中“经”一章，“为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其“传”有十章，系“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另外，他认为，《大学》一书“简编散脱，传文颇失其次”，二程兄弟曾分别有“改正”之本，朱熹则又根据自己的学术观点，对《大学》的章次重新做了编排。他编排的《大学》，首章是“经”文，其后各章是“传文”，其内容先后是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这样才“序次有伦、义理通贯”。 其三，朱熹认为原《大学》中阙失了释“格物致知”的传文，故作了“补传”，共134字。这种对儒经采取重编章次、补写传文的做法，在经学史上所从未有。朱熹所以这样做，同样是基于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如他对“格物致知”的补传，系统阐述了理学家关于“即物而穷其理”的基本思想，对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格物致知论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
4、《中庸章句》
在“四书”当中，《中庸》当属语义深奥、哲理精巧的—部，所以朱熹也强调“《中庸》之书难看，” 而将其列为“四书”中最后研读的一书。但是，理学本就是儒家伦理的哲理化、精致化，《中庸》一书中所包含的深奥义理，正能够为理学体系的建构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理学家们一直非常重视《中庸》，从周敦颐、到二程及其弟子们，均要借《中庸》的思想概念来阐发义理。朱熹曾表示自己是继周敦颐、二程的学统而阐发《中庸》之义， 所以《中庸章句》集中地体现出他们是如何通过这种新经学以建构理学体系的。
和《大学章句》一样，《中庸章句》很少引用前人的注解。朱熹除了部分地引证了二程及弟子吕大临、杨时、游酢的一些言论外，主要是以自己的观点解说《中庸》。在朱熹的解说中，最重要的思想有两点，它们也是理学思想体系的主干和核心。
其一，道统论。道统论是理学家们对抗佛学中的“法统”观、标明自己的学说是儒学正统的主要观念。朱熹将《中庸》作为独立的“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确立道统观念。朱熹将《古文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作为儒家的“ 道统、“心传”，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于是， 十六字“心传” 就成为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传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圣人的“传授心法”。他进一步认为，二程兄弟等理学家所以要继续阐述《中庸》，就是为了“续夫千载不传之绪”。
其二，天理论。理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天理论”，这是“理学”所以称名的依据。《中庸》一书本就高深玄奥，对理学家建构“形而上”的天理论甚有助益。所以，《中庸章句》成为朱熹建构天理论的重要依据。周予同先生在《中国经学史讲义》的《四书学》一章中，认为《大学》主要讲方法论，《中庸》则主要讲本体论，此说甚是。朱熹在开篇论述《中庸》大旨时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根据这个主旨，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展开了对以天理论为逻辑起点的理学体系的论述，包括理与气、理一分殊、人性、道心与人心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讨论，从而建构起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
三、《四书章句集注》的学术成就及特色
朱熹用毕生心血完成的《四书章句集注》， 不仅成为他个人诸多著述中的代表著作， 同时也成为浩如烟海的经学史著述中的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朱熹《四书章句》的学术成就及特色，必须从中国学术史、经学史的宏大背景来考虑，才显得更加清楚。
经学是中国古代的主流学术，所谓“经禀圣裁，垂型万世”，经学研究成为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奉献其学术生命的主要对象。然而，如果要将两千多年的经学史流派作一总论的话，则主要是汉学、宋学两大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总结经学史时说：“自汉宋以来，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 把经学分为汉学、宋学两派，成为学术史家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在宋学派当中，自然是群星灿烂、名人迭出，而朱熹则是宋学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则是宋学的代表著作。可以说，《四书集注》即代表着一个重要的经学流派，又代表着重要的经学时代。
宋学能够在宋朝以后取代汉学，在思想史、文化史上占据统治地位，自然有其学术方面的重要原因。经学的确立是在汉朝。汉儒们不仅确立了经典的学术地位，而且通过对儒经中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的研究，对后人们学习、理解、研究经学工作，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儒学本质上是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是一种以人伦日用为本的日用伦常。宋学的兴起，其学术兴趣已由考据训诂而转向道德义理，他们希望将经典的研习和日用伦常的人文关怀结合起来。所以，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在经学的主要经典、研究方法、学术思想等方面，能够独树一帜，建立起—种以“四书”为中心，以阐发儒经的义理为方法，以复兴儒家道德及回归生活、实践为目的的人伦日用之学。在他们的倡导下，思想文化领域内形成了一股探讨义理的风习，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清代学者对此亦有肯定：“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宋学中义理之学的代表著作，其原因也在于此。理学家们要强调经学并不完全是一种名物训诂的历史学、语言学的知识，而主要是与人的生活日用息息相关的成圣之学，是一种人文关怀为主导倾向的义理之学。
由此可见，《四书章句集注》的学术成就是“义理之学”，这是崇汉学的清代学者也是要承认的。然而，从魏晋时期的何晏、王弼，到北宋的欧阳修、王安石，他们都推行以义理解儒经的学风，是什么原因，能使得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才成为“义理之学”的代表著作呢？ 这显然是由于朱熹将他的“致广大、尽精微”的理学思想体系与对儒家经典的新的解释注析成功地结合起来了。他通过注析“四书”，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严谨、精致的理学思想体系。一方面，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借助于“四书”中的许多思想资源才得以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四书”的经典地位，使他们理学思想获得了神圣的地位。这样，能够使理学思想与“四书”经学能够相和益彰地发展起来。
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包括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而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则对这一思想体系作了全面的集中的阐发。关于理气论，他提出：“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理而后有是气。” 这里阐释了理学宇宙本体论中的理与气、天道与阴阳五行的关系问题。理学家们在理气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理—分殊”，以解决“一理”和“万殊”之间的关系。朱熹通过解说《中庸》、《论语》，也系统地解说了这个问题。他在《论语集注》中解说道：“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 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 关于心性论，朱熹的心性思想是由心即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心统性情、人心与道心等一系列思想命题构成的，体现了理学对人的本性、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入的思考和精致的思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对这些精巧的心性理论均作了有一定力度的探讨。他借孟子的性善论而提出“性即理”的理学观点，他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 “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他将此“性”看作是“天命之性”，又借注释孔子“性相近”一语而提出“气质之性”概念，认为“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因为有美恶之同矣。”
另外，他通过注释盂子的心性之论，提出“心统性情”的著名观点，他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 可见，朱熹通过对“四书” 的重新解释，从而将理气、心性理论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发。最后如格物致知论，朱嘉完全是通过对《大学》的解说，提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这样，朱熹就将“天理”贯穿在宇宙论、心性论和格物致知论几个方面，从而构成了一个以“理”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体系。朱嘉通过对“四书”的解说而构造出这样一个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这是《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理学代表著作的根本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作一些补充，就是《四书集注》对理学道统论的确立。道统论是宋学标榜自己承传先秦孔孟正统儒学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理学家们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重要精神支柱。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中，亦反复申明道统论，他标榜周敦颐、二程（包括他本人）对孔孟道统的传承，并以《大禹谟》中的“十六字”作为儒家的道统心传。这都是在对“四书”的解说中阐述道统思想。另外， 朱熹等理学家确立“四书”为主要经典，其中重要的思想依据就是道统论的考虑。“五经”主要是三代先圣所为，而“四书”则是春秋战国时儒家学者的著作，《论语》是记载孔子的言论， 《大学》是曾子所作， 《中庸》是子思所作，《孟子》是孟子的作品，那么，“四书”所体现的正是朱熹等理学家反复讲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授受系列。宋代程朱等理学家重视“四书”，为“四书”作“集注”，所体现的正是一个道统相传承的观念。 本文选自《朱子学刊》1999年第一辑（国学朱子公众号） 如果你喜欢本公众号的文章，请扫描下面的二唯码，期待您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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