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书》学研究述评（肖永明，陈峰）

阅读美丽星空 2022-11-21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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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书》学研究述评

肖永明，陈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演进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宋代《四书》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范式也趋于多元化。尽管如此，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相关文献有待进一步的收集与整理；另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也应当鉴别吸收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进而分析宋代《四书》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深化。

[关键词]宋代；《四书》；朱子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5）04-0018-06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是形成于中国古典儒家文明发展早期的重要经典，其主要内容是以三代历史文献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包括政治、伦理、教育、宗教、哲学等在内的思想学说。

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发展便是宋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自“庆历之际，学统四起”[2]之后，有宋一代的学者多根据《四书》或者其中的单书进行注疏评解，以求得经世济民之方、尽心知性之术。南宋时期，这四部典籍被辑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四书》。这一辑合使得《四书》之间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能体现某种思想理论体系的有机整体，具有了任何单篇所无法比拟的理论力量。此后，《四书》成为儒家经学体系中的核心经典。南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四书》逐渐占据学术的正统与主流地位，被指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产生巨大影响。

对宋代《四书》学史的研究，始于元代。元代学者许谦《读四书丛说》、胡炳文《四书通》等著作的重点在于回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陈天祥《四书辨疑》则多据王若虚之说以驳《四书章句集注》。明清学者对宋代《四书》学史的评论与研究，既体现在明清学者众多的《四书》学著作里，也散见于学者们的学术笔记、文集之中。由于学风递变与学者的学术立场等因素，明清学者对宋代《四书》学代表作的评论意见亦有较大差异。晚清民国时期，通论经学史的著作大量涌现，其中佼佼者，如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甘鹏云《经学源流考》、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等都对宋代《四书》学的发展史作了概要式的勾勒，为今人研究宋代《四书》学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时至20世纪下半叶，大陆宋代《四书》学的研究逐渐走出政治桎梏的阴霾，重新受到学人的关注，涌现出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同时，海外有关宋代《四书》学的研究论著被引进大陆，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也被运用到宋代《四书》学史的研究中来。本文试图勾勒近年来宋代《四书》学研究的基本脉络，首先梳理研究宋代《四书》学的通论之作，并略论学界对宋代《四书》学兴起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状况。接着，从学者与著作两个维度分析有关宋代《四书》学研究的代表成果，可分为朱子《四书》学的研究、宋代其他学者的《四书》学研究，宋代《论》《孟》学研究、宋代《学》《庸》学研究等四部分。

一、通论宋代《四书》学的研究著作

通论宋代《四书》学的著作，目前有朱汉民、肖永明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3]、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4]两部著作。而陆建猷的《〈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5]则是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中心、研究南宋《四书》学史的代表作。

朱汉民、肖永明所著《宋代〈四书〉学与理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四书》学的渊源及在两宋时期的形成、演变与发展，尤其以论述宋代《四书》学与理学思潮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为重点。该书分别对濂学、关学、洛学、荆公新学、蜀学、湖湘学、象山学在《四书》学的诠释与理学构建方面的学术特色与思想创新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以朱熹理学思想与《四书》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个案，对宋代《四书》学定型与理学体系完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该书既注重了纵向的发展脉络，又兼顾了横向的互相关联，已经具备了宋代《四书》学史的雏形，但是书中对南宋中晚期《四书》学发展的论述尚嫌不足。

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运用了文献学的方法，系统地梳理了宋代《四书》学著作的出版与传播情况，对宋代学者的《四书》学著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此书对宋代《四书》文献的解经体例、作者地域分布等问题的探讨尤具新意。顾宏义、戴扬本等编《历代四书序跋题记资料汇编》[6]的宋代部分，收录了有关宋代《四书》学著作的序跋题记及著录解题，详载宋代《四书》学著作的存佚情况，为宋代《四书》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陆建猷《〈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集中探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著作理念、经注关系、理学思想和儒学创新，并细致、深入地研究了南宋《四书》学的发轫、发展，同时特别关注了宗朱、宗陆两大学派的《四书》学思想，对南宋后期《四书》学的思想内涵颇有创发。

总体而言，上述著作均偏重于阐发宋代《四书》学史上的主要学术观点、探究《四书》学与理学思潮的关系以及梳理宋代《四书》学著作的文献情况，而对于宋代《四书》学与政治、社会、教育之间互动关系等问题关注较少。

二、有关宋代《四书》学兴起问题的研究

对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发展这一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周予同在《中国经学史讲义》中将《四书》升格过程总结为四部分：一、《论语》经典地位的提高；二、《孟子》由子部入经部；三、《大学》、《中庸》从单篇的记升为专经；四、《四书》的集结。[7]周予同的这一论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论述》对宋代《四书》学兴起的社会背景以及历史动因作了较为详密的论述。

束景南、王晓华的《〈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8]对《四书》在宋代的兴起过程有详细的考辨，认为《四书》学滥觞于隋唐王通、韩愈，兴起于宋初，经王安石而上升为官学，至二程建立理学的《四书》学体系，到朱熹完成集大成的“理一分殊”的《四书》学体系。文章厘清了《四书》概念形成与《四书》学兴起过程中的若干关键问题，概念准确、分解精当、脉络清晰，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此外，陆建猷的《宋代〈四书〉学产生的历史动因》[]、肖永明与殷慧的《北宋心性之学的发展与宋代〈四书〉学的形成》[10]、王党辉《〈四书〉概念的形成与儒家心性论的彰显》[11]、刘泽亮《从〈五经〉到〈四书〉：儒学典据嬗变及其意义》[12]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宋代《四书》学形成的历史动因、《四书》学形成与北宋心性之学发展的关系、“四书”概念形成对彰显儒家心性论的意义、《四书》经典体系的确立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以及与佛学的关系等问题，以上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拓宽了研究的视野，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三、朱子《四书》学的研究

宋代《四书》学研究中，朱子《四书》学历来是研究的重点。许家星《朱子〈四书〉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13]对朱子《四书》学研究史上诠释样式、研究态度、诠释体裁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由许文可知，当前的朱子《四书》学研究，主要采用经学文献整理和哲学义理诠释两种进路，研究内容可分为

两个方面：第一，对《四书章句集注》的内在研究；第二，朱子《四书》学某一论题的专门研究。

第一，对《四书章句集注》的内在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偏重经学文献整理的学者致力于《四书章句集注》的文本研究，如日本学者大概信良《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1]下了很大工夫考证《集注》各条注释的出处，并以旧说、新说标明朱子采纳他说部分和创新部分。顾歆艺的《〈四书章句集注〉研究》[15]侧重从典籍文献整理的角度对《大学》、《中庸》的作者、分章，《论孟集注》的引述特点等予以阐发。台湾学者陈逢源《朱子与〈四书章句集注〉》[16]一书，围绕从五经到四书、从体证到建构、道统与进程、集注与章句、义理与训诂、从理一分殊到格物穷理六个方面，阐述了朱子《四书》学的历史价值、撰写历程、思想体系、注解体例、援据手段、义理内涵诸方面，更多的用力于四书的注释体例、引证方式，义理方面则非其重点。

在研究方法上侧重哲学义理诠释的学者则主要致力于《四书》学内在思想的阐释。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17]虽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初，但至今仍不失为从哲学角度对《四书章句集注》作出全面论述的专著。该书分为前论、本论、附论三部分，“前论”论述了朱子四书的编著过程；“本论”论述了《四书章句集注》的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及《集注》所带有的华严宗印迹；“附论”论述了《四书章句集注》的学风旨趣、历史条件及对后世的影响。本书仅十万余字，却提纲挈领地对《四书章句集注》的主要思想内涵做了较为集中而富有层次的揭示。

第二，就朱子《四书》学某一论题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涵盖《四书章句集注》的形成、诠释方式等诸多内容。钱穆、束景南对《四书章句集注》的形成过程多有讨论。钱穆《朱子学提纲》指出朱子之《四书》学，乃是“绾经学与理学而一之”[18]。前揭束景南、王晓华《〈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1]也涉及到了《四书章句集注》成型过程等问题。

朱子《四书》学诠释近年来成为学界的热点论题，内容涉及朱子《四书》与理学的关系、朱子《四书》诠释理念与方法等。如朱汉民《实践一体验：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20]等系列论文揭示了朱子《四书》学的实践诠释特征。周光庆《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21]指出朱子《四书》的解释方法具有系统性，采用了语言解释和心理解释的方法。陈壁生《朱熹的〈四书〉与五经》[22]则认为朱熹通过诠解《四书》创造了新的义理系统，同时对五经进行内在化解读，使得五经《四书》化。从《四书》与五经的关系来讨论朱子《四书》学的诠释路径是较为新颖的视角。许家星《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23]对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新的分期，特别注意到了朱熹并未有合刻《四书》之举，从而推测今日的通行本《论孟精义》可能为壬辰前后的盗本。许文通过厘清朱学演进的内在理路以及文献考辨等方法研究朱子《四书》学，在研究方式上颇能予人启发。

此外，学界还有许多有关朱子《四书》学的单篇论文，讨论其诠释方法、治学特点、哲学建构的方式等。可以预见，随着学界对中国经典诠释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会不断涌现。

四、其他宋代学者《四书》学的研究

朱子之外，众多学者的《四书》学著作已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张载、二程、欧阳修、张栻等人的 “四书”学思想成为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新热点。

龚杰《张载的“四书学”》[24]、《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25]试图将张载之学由易学还原为“四书学”，初步讨论了张载之学与《四书》学的关联、张载《四书》学的特点等问题。曾建林《欧阳修经学思想研究》[26]的第五章探讨了欧阳修“四书”学之《论语》、《中庸》、《孟子》等方面的思想，指出欧阳修不仅重视传统的“六经”之学，而且对当时处于兴起阶段的“四书”学也有重要的贡献。台湾张势观《二程〈四书〉理学思想研究》[27]的重点在于通过《四书》来厘清明道与伊川思想的不同。

魏惠美《张九成〈四书〉学研究》[28]以张九成《四书》学为研究重点，对张九成《孟子传》、《论语绝句》以及《中庸说》、《大学说》两书辑佚本的版本、篇章、内容和思想都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最后叙述了宋、元、明、清四朝对张九成《四书》学的评价。

此外，胡杰的《张栻经学与理学探析》[29]，专门辟章节论述了张栻的《四书》学思想。以上个案研究，都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研究对象在《四书》学方面的主要观点与学术旨趣，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五、宋代《论语》学、《孟子》学的研究

宋代《论语》学、《孟子》学方面的专人、专书研究成果较多，涉及的研究对象也较为广泛。研究对象中，以苏轼《论语说》、范祖禹《论语说》、杨时《论语解》、谢良佐《论语说》、张栻《癸巳论语解》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以张栻《论语》学的研究为例，近年来学界的研究多有突破。如台湾邹锡恩的《张栻〈癸巳论语解〉思想研究》[30]以张栻《论语》学思想为研究中心，依次探究了《癸巳论语解》的人性论、仁思想、实践论和教育思想，文章对张栻的《论语》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阐释。杞怡静《张栻〈癸巳论语解〉心性义涵之研究》[31]则主要探讨了《癸巳论语解》的心性义涵，作者根据张栻思想脉络的演进，辑出《癸巳论语解》中关于心、性、仁的言论，由此阐发其思想内涵，指出张栻透过行圣贤之言以回复天理，并达本心之良善的思想构建。另外，肖永明的《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1]指出张栻在《论语》阐释上具有宗奉二程的解经原则，玩索经义、阐发己见的解经风格，以及浓厚的理学意蕴。

关于宋代《孟子》学研究的论文，夏长朴《尊孟与非孟——试论宋代孟子学之发展及其意义》[32]最值参考。夏文认为《孟子》得以提升的根本原因在于孟子思想是两宋时代急需的思想资源，其心性论、道统原型、辟异端等学说都是复兴儒学、对抗佛老的利器。从整体上研究宋代《孟子》学的专著有周淑萍的《两宋孟学研究》[33]。周著考察了孟学在宋代的演进过程，分析在《孟子》升格过程中的四大推手。作者以《孟子》升格为两宋尊崇《中庸》的延伸，较有新意。

六、宋代《大学》学、《中庸》学的研究

目前，从整体上研究宋代《大学》学、《中庸》学的成果有王晓薇《宋代〈中庸〉学研究》[34]。王晓薇的论文根据漆侠对宋学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的划分，将《中庸》学在宋代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北宋初期形成阶段、北宋中期发展阶段和南宋理学化阶段。在此基础上，作者细致地探讨了各个阶段《中庸》学的形态和特质。在宋学发展阶段，论述了北宋中期司马光、周敦颐、张载、二程、三苏、王安石对《中庸》的阐发、研究情况。全文的重点和精华在于作者对宋学演变阶段《中庸》学的论述。作者在论述中，突出了理学在《中庸》学发展之中的主导作用，并且详尽地考察了杨时在《中庸》疏解上的成就，以及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庸》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同时，作者还认为理学内部基于对《中庸》与《孟子》两部儒家经典所阐明心性论思想的不同理解，分化为理学与心学两派。另外，就浙东事功派对《中庸》作者及内容的怀疑亦进行了探讨。

此外，郑熊《宋儒对〈中庸〉的研究》[35]进一步加强了理学领域的《中庸》学研究。作者将宋代理学学者的《中庸》研究分为三期。范仲淹、胡瑗等人的研究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看重的是《中庸》儒家经典的身份，其目标在于对儒学之道的回归。周敦颐、张载、二程为第二阶段，以本体论建构为目标，是儒学本体化关键的一步。以朱熹、张栻、陆九渊为第三阶段，以心性论探讨为目标，这是儒学本体化的深入。闽学和湖湘学通过对“中和”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实现了本体的内化，另一方面则界定了涵养与察识的关系；陆九渊、杨简等人则直接从本体入手来研究《中庸》，来构建心本论。郑著不仅对《中庸》学与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了十分深入的论述，而且通过《中庸》学的研究展现了宋代学术史的全貌，是一部由专见通的佳作。

杨儒宾《〈中庸〉<大学〉变成经典的历程——从性命之书的观点立论》[36]探讨了《大学》《中庸》的成书历程。Soffel,Christian Robert(苏费翔)和Hoyt Cleveland Tillman(田浩）合作研究了《中庸》在宋代的地位以及和道统之间的联系，试图揭示《四书》的形成与文化正统、儒学传统之间的关系。[37]

另外，学界对宋代《大学》《中庸》的专人、专书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大学》、《中庸》以其深邃的哲理内涵而为理学家所推崇，现代学者的研究亦多采用哲学阐述的进路，注重探讨其中的思想意蕴，产生了若干值得借鉴的成果。如李昌年《〈中庸〉与周张二程思想之关系》[38]、沈曙东《朱熹〈中庸章句〉成书过程研究》[39]、包佳道《杨时“中庸”思想研究》[40]、孟耕合《北宋〈中庸〉之“诚”思想研究》[41]、陈瑞新《张载〈中庸〉学研究》[42]、赵兴余《苏轼与司马光〈中庸〉诠释比较研究》[43]等文，或关注其阐释方法，或侧重其思想内容，或探讨其核心概念，都为宋代《中庸》学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此外，漆侠《儒家的中庸之道与佛家的中道义——兼评释智圆有关中庸中道义的论点》[+4]、付莉的《契嵩〈中庸解〉与佛儒会通》[t5]以宋代僧人为研究对象，从儒佛会通的角度去考察《中庸》学，至今仍颇富启发意义。

台湾翟世芳的《二程〈学〉〈庸〉思想之研究》[46] 着重探讨了二程对《学》、《庸》二书的义理阐发，并详细论述了二程《学》、《庸》思想在本体论、立论基础、心性论、功夫论、境界义等方面的特质。文中特别注重区分明道、伊川思想的异同。以本体论为例，作者认为明道的“天理”并未脱离经典而独立，仍视其为继承传统纵贯系统的本体义，等同于《中庸》之诚。伊川则进一步将其清楚割截成只是理、只是所以然的静态存有义，脱落了《中庸》论诚的本体义，而以《大学》一书为立论中心，成为有异于先秦儒学传统的横摄系统。此论对于把握二程的学术旨趣及理学思想有所禅益。

对南宋时期《大学》、《中庸》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以及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讨论朱熹的《大学》学、《中庸》学的，有陈来《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47]、《朱熹〈中庸章句〉及其儒学思想》[48]、李文波《试论朱熹对〈中庸〉的“发现”与“重构”》[49]、黄莹暖《朱子论〈中庸〉 “未发”之义及其工夫》[50]、周之翔《朱子〈大学>经解研究》[51]、沈曙东《朱熹〈中庸章句〉成书过程研究》[52]等，在朱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研究的多个方面颇有创发。

台湾向鸿全的《真德秀及其〈大学衍义〉之研究》[53]探讨了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所体现出的以 “诚心”代替“诚意”、经世致用、朱陆合流的思想特色，同时，作者考察了真德秀的道统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最后用儒生“经筵侍讲”为人君说经的模式，说明“衍义”这种解经方法的特色与象征，而《大学衍义》一书也成为后世“衍义”体诠释方法的典范。同时，向著对于宋代经筵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七、结语

总体而言，宋代《四书》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的范式也趋于多元化。不过，宋代《四书》学史的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从文献上看，虽然不少宋代《四书》学著作已经亡佚，但现存宋代《四书》学的著述仍然十分可观，研究的空白仍然不少，一些存世宋代《四书》学著作至今缺乏深入研究。对于宋代理学家谈论《四书》的相关语录，也有待进一步地系统梳理。从研究视野、方法来看，学界的研究仍多以学术史为主，将《四书》学的研究与学派流转、学风递变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而分析宋代《四书》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是今后宋代《四书》学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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