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法哲学与共同体主义

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nism）通常被理解为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存在，共同体在价值和观念上优先于个体。西方共同体主义最早诞生于雅典城邦时期，正是在鲜活的共同体中才产生了鲜活的共同体主义。从渊源上看，人类最早的共同体形式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氏族和部落，但在西方的成文史上，古希腊城邦则是共同体主要和重要的表现形式。梭伦、克莱斯特涅、伯利克里等一批杰出执政官着手推行的民主制度，使雅典日益发展成一个注重将个体公民与整个城邦的命运维系在一起，崇尚共同之善的共同体。这种精神日积月累，逐渐沉淀为雅典的一种伦理风俗和民族精神。共同体主义主张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明确表述。柏拉图在《国家篇》里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如何实现整个城邦的正义和幸福的理想蓝图，他诉诸的途径乃是在分工中确保每个人从事最适合自己天赋的职业，使其在各自所属的阶层各就各业，各尽其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则提出，城邦在本性上先于个体，人是政治的动物。到了罗马帝国晚期，个体的享乐和民风的败坏导致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风行，共同体主义日渐式微。在漫长的中世纪，共同体主义基本局限于基督教神学领域，而在政治思想史上并没有改变其颓败的面貌。及至近代，随着主体性的确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体主义不断发展成为西方思想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主旋律，从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最后到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莫不如是。

康德之后，从费希特开始，德国古典哲学经历了从个体主义向共同体主义的范式转变，而这一范式转变在费希特的重要著作《自然法权基础》中完成。我们之所以将他的法权（Recht）思想与共同体主义的复兴关联起来，乃是因为在他那里，法权概念被界定为人与人之间彼此承认的稳固的外在关系。其哲学意义在于，法权关系是人的外在的存在方式，任何人只有在相互承认的社会关系中才能成为人。费希特是通过法权概念的演绎来论证这种法权关系或交互主体的普遍必然性的，而这一演绎的直接来源显然要追溯到康德的范畴演绎。在康德那里，范畴演绎旨在论证范畴本身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从而论证自我意识（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性。费希特则更进一步，在康德范畴演绎的最高根据“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继续探究自我意识本身的可能性问题，证明法权概念构成自我意识的先天条件。简言之，费希特的法权概念演绎是通过论证以下三条定理进行的。第一条定理：一个有限理性存在者不认为自身有一种自由的效用性，就不能设定自身；第二条定理：一个有限理性存在者不认为其他有限理性存在者有一种自由的效用性，因而也不假定在自身之外有其他理性存在者，就不能认为自身在感性世界中有自由的效用性；第三条定理：一个有限理性存在者不把自身设定为能与其他有限理性存在者处于一种确定的、人们称之为法权关系的关系中，就不能假定在自身之外还有其他有限理性存在者。

费希特由此得出结论，“有限理性存在者”已潜在地通过与其他理性存在者的相互承认，而产生一种约束性的法权关系；而且只有当有限理性存在者把自身设定为在与其他理性存在者的关系中自我限定和相互承认的个体时，他才能够意识到自身是自由地发挥效用的存在者。这种相互承认的立场是费希特坚持共同体主义的关键所在，他认识到，个体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共同体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理性和自由。这正是费希特质疑并超出康德道德个体主义的根本原因。

可见，法权思想构成了费希特共同体主义立场的核心和基础，因为正是这种彼此承认的法权关系才是构建起共同体的黏合剂。如果说康德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决定了其批判哲学的个体主义本质（尽管他部分地仍显露出共同体主义的端倪），那么，费希特的法权哲学则在其承认理论的支撑下论证了共同体主义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从而实现了从个体主义向共同体主义的转向。需要指出的是，费希特共同体主义与古希腊共同体主义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后者提到的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和天然伦理性的，在其中，人的行为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而前者首先就预设了法权—伦理共同体中人的先天的自由和理性，主张人是自觉的人，共同体也是理性的共同体，而且这种共同体就是从“人”的概念自身中先天地、逻辑地推演出来的。

因此，是费希特而不是黑格尔在近代率先提出了“承认”理论或“主体间性”思想，并推动了西方共同体主义的近代复兴。哈贝马斯就曾指出，费希特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探讨过胡塞尔在《笛卡尔第五沉思录》中提出的主体间性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当代西方很多研究共同体主义思想的著名学者，包括麦金泰尔、泰勒、霍耐特等，都几乎没有关注到费希特，他们的追溯总是仅仅从古希腊哲学直接跨到黑格尔。当然，黑格尔凭借“伦理”（Sittlichkeit）概念对共同体所作的阐发，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费希特的尚显素朴的共同体主义。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