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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自己是教师为耻 （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文/魏勇 保罗?弗莱雷在《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中，指认许多教师是压迫者。我是压迫者吗？老师，请您先不要急于否定。在习惯的语境中，教师和清贫、蜡烛、弱势是对应词汇，怎么可能是压迫者呢？让我们了解一下保罗?弗莱雷对压迫的定义，他说，“压迫的行动之所以是压迫的，在于该项行动会妨碍人们的人性化。”我想，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压迫者。我们的教育是在妨碍和扭曲人性的方向做功，我们的课堂是在抑制学生的独立思考上努力。 我们充当压迫者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把自己不认可的思想插件强行安装到学生头脑中，理由是考试需要或者正面教育需要。我们教师有一种奇怪的正面教育癖，总觉得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应该用美丽的谎言，他们认为最好不要唤醒沉睡在黑屋子里的孩子，不然，除了增加他们的恐惧之外，毫无意义。然而，所谓正面教育，只有很少部分具有教育学意义，即真相的传播需考虑与孩子的身心发展相协调，更多的部分是为掌权者讳，是屏蔽掉他们不喜欢的信息，传播他们喜欢的信息，一句话，正面教育常常等于撒谎。与正面教育高度相关的一个词“正能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看作谎言的传播。 事实上，“觉醒并不会导致人们毁灭性的狂乱。相反地，它会使人们以负责任之主体的身份进入历史过程中，觉醒可以帮助人们寻求自我的肯定而避免盲从。”我认为保罗?弗莱雷讲得对极了，觉醒并不意味着狂乱，而是意味着革命的责任和追求，意味着革命的开端。（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鼓励学生继续沉睡在黑屋子里，本质上是为自己的懒惰和懦弱辩护。人类一大缺陷是懦弱，对教师而言尤其如此，“有什么用？你个人能改变环境吗”是人们最常用的辩护词。这句辩护词既把自己从可疑的道德水准中解救出来，也迎合了更大的压迫者的需要。压迫者既需要将个体原子化，也需要在被压迫者当中制造迷惘来维持现状，就象制造“没有高考寒门出路在哪里”这样一个困惑来维持高考现状一样。 二是把自己认可的信息灌输给学生。我相信这与意识形态有关，人们之所以会认定某些立场，要不就是由于他们感到比较习惯与舒服，要不就是他们认为这些表达可以帮助其得到更多利益。这些让我们自己“舒服”的信息来自于教师自身的体验，并不能必然地与学生的经验世界建立起联系。对学生而言，这些信息即使十分真实、全部正确，也不“真实”，唯有透过学生思考中的真实性，教师的思考才能变得真实。 即使我们从最大的善意出发，而一味想把自己认可的价值和理论灌输给学生，这种做法，除了有激发学生思考的作用以外，也还有我们自身信息优势所带来的对学生思维的抑制作用。这种方式之所以要审慎，首先是因为我们自身处于压迫者立场，一个处于弱势的人在压迫另一个更加弱势的人；其次，这种方式的效率并不象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高。洗脑成功源于我们将某一个维度的信息大大强化而占据学生大脑，这种成功是暂时的，因为学生并没形成一套理性的思考机制，一旦学生将来接触到了另一个维度大量信息，洗脑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将动摇，甚至土崩瓦解。文革过后，人们拒绝崇高、躲避崇高，原因在此。（欢迎关注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如果因为以上叙述而认定教师是压迫者，又明显与教师自身在现实中的感觉差异很大。在另一个层面，教师又是被压迫者，是替压迫者帮忙的被压迫者。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教师是以压迫者者的观点而不是以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待其现实，与林语堂所批判的“被统治者却有统治者的思维方式”的国民性一致。当教师模仿压迫者愈多时，压迫者所处的位置就愈来愈稳固。 由于教师这一特殊身份，当他替压迫者帮忙时，产生了其他职业无法达到的效果——巩固了压迫者在未来的统治，这一悲剧性的结果以教育要么制造出势力的聪明人，要么制造出适应能力强的奴才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两类人都无法给压迫者造成麻烦，甚至还是压迫者需要的“人才”，而推翻压迫者所需要的有耐心的急公好义者以及温和而坚定的斗士只能以偶发事故的方式出现，无法形成规模和力量。我想，压迫者的教育学根本目的就在于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以自己是教师为耻。 谢谢您的阅读，如果您觉得@鹏媒体赵鹏 收集发布的文章还不错，可随意打赏，也算是对我的一种支持和认可吧，谢谢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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