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一种文化由于产生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不同，因而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最能体现一种文化的个性的是它的民族性。关于文化的民族性，庞朴先生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一书中转述了一个笑话：
在一个咖啡店里，有三位客人．每人要了一杯咖啡，每杯咖啡里都有一只苍蝇。日本客人见了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冲侍者说：“赶紧把你们经理叫来，我得告诉他怎样经营咖啡店，怎样管理他下面的雇员。”英国人看见苍蝇后一声不响，把钱往桌子上悄悄一放慢条斯理地走了。美国人看见苍蝇后，把食指一勾，把侍者叫到跟前说：“在我们美国，客人爱吃多少苍蝇，由他自己加，不必麻烦你们事先加好了。”
三个客人对苍蝇的态度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日本人讲究管理，英国人是绅士派头，而美国人则非常幽默。这就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个性的表现。
中国的文化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突出的人文倾向、整体的和谐统一、永恒的伦理道德、不息的奋斗精神、浓厚的忧患意识、求稳的务实态度和辨证的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的特点可能不限于上述七个方面，人们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去加以提炼和概括，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抓住这七个方面，也就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一、突出的人文倾向
中国文化具有显著的人文主义特征。人文主义就其狭义来说，一般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神文”的反叛思潮，其基本精神是提高人的地位，贬低神的地位。人文主义者谴斥天主教鄙视人的存在，扼杀人的本性。他们要以人去对抗神。他们强调人的现实的幸福和本能的欲望，以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强调人的理性，以反对神学蒙昧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反对神权对人的束缚和封建等级制度。
但是，人文主义还有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它通常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观点与态度：人在一切事物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为了实现人自身的价值。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潮之所以是“人文主义”，正是因为它把人们从对神的关心拉回到对人自身的关注，把人树立为世界的中心。
就此而言，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更为久远，更为早熟，更为突出。但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有其自身特点，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有其特殊性。
庞朴先生比较了希腊、印度、中国三大古老文明，认为以伦理和政治为核心、缺乏神学宗教体系的中国文化，是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他进而从九个方面对中西方的人文主义进行对比，指出：强调人伦，关注现世的世俗生活，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它给我们的民族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制造了文化交流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
●人最为天下贵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人类的价值和尊严。《老子?二十五章》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话高度肯定了人的存在价值，认为人在宇宙中并非渺小和无足轻重，而是依循自然之道，合于天地一体。
儒家同样甚至更为重视人的价值。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就有“知人则哲”的说法，表明人们已经重视对人自身的了解。到了孔子那里，鬼神更是被“敬而远之”了，人的价值进一步被强调。孔子曾给学生们讲过这么一个小故事：
商朝国君武丁即位时，正值商王朝的中期衰落，据说当时在朝堂前面，生出了一棵桑树苗，不出7天．就长成了可作栋梁的大树。这是—个什么兆头呢？武丁就让他的占卜官占卜一下，占卜官在龟甲 上施完钻凿，烧出裂纹来，仔细地看了一番说：
“桑树是生在田野上的东西，现在却长在了朝堂上。难道是预兆着朝堂将会变为野地，国家将要灭亡吗?”
武丁一听，很是吃惊，从此以后，他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地治理国家、安抚人民。这样三年之后，商朝又重新兴旺了起来。
孔子通过这个故事告诫他的学生们：国家的存亡，个人的祸福，都在于自己怎么做而不在于老天怎么支配。
《孝经?圣治章》引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之间的生命，人是最高贵的，这充分突出了人的地位。汉代大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不仅是万物之中的最贵者而且是万物之“本”了。清代名儒戴震也说：“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人有全才全德，集天地之精华，自然也就最为尊贵。此类论述，俯拾皆是，不必多举。
这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大异其趣。基督教文化中，人类祖先犯了罪而被上帝逐出了天国乐园，因而人有“原罪”；佛教文化中，人被视为必须由佛的拯救才能跳出苦海的迷惘者。中国文化中的“人”却不同，非但没有原罪，非但无需外在之物来拯救他，反而集天地精华于其身。古代思想家们常说的“人与天地参” 便是这个意思。
●求神不如求己
关于人与鬼神的问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人走进庙里，跪在观音像前叩拜，他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个人也跪在那里，那个人长得和观音一模一样。
他忍不住问：“你怎么这么像观音啊？”
“我就是观音。”那个人回答说。
他很奇怪：“既然你是观音，那你为何还要拜呢？”
“因为我也遇到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观音笑道，“然而我知道，求神不如求己。”
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国文化强烈的非宗教倾向。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说：“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为中国文化一大特征。”“固然亦有人说，中国是多宗教的，这看似相反，其实不然。因为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今既说其宗教多而不—，不是证明它并不统一于一宗教了吗?不是证明宗教在那里面恰不居重要了吗?且宗教信仰贵乎专一，同一社会而不是同一宗教，最易引起冲突，但象欧洲以及世界各处历史上为宗教争端而演之无数惨剧与长期战祸，在中国独极少见，这里宗教繁多而能相安，甚至相安于一家之中，于一人之身。那么，其宗教意味不是亦就太稀薄了吗?”
确实如此。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神权占统治地位的期间，不像欧洲那样有“神”占统治地位的“黑暗的中世纪”。中国的原始宗教比较发达，但到了周代，神的权威已动摇。当时有无神论思潮兴起。《诗经》中就有诅咒上帝的诗句，如《大雅?板》中说：“上帝板板(反复无常)，下民卒瘅(遭殃)”；又如《小雅?节南山》中说：“昊天不惠，降此大戾(罪恶)”。
《左传》中也载有大量无神论性质的言论，如《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在营建周城的问题上，宋薛两国发生争端。宋人以鬼神为据，薛人以人事为据，弥牟在评论这场争论时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又记载，叔孙豹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在何谓不朽的问题上排除了宗教神学观念。
众所周知，孔子对鬼神“敬而远之”，认为明智之人不该近于神。孔子还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人的首务是了解人生的道理，现世的人生问题都不能办好，还谈什么鬼神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下面一个小故事：
陈子车死在卫国。他的妻子和管家打算用活人为他殉葬，决定之后，陈子亢来了。两人告诉陈子亢说：“他老人家身体不好，没有人在地下伺候，希望能用活人为他殉葬。”陈子亢说：“用活人殉葬不合礼仪。我并不希望这样做。但兄长体弱，应当有人去伺候，除了妻子和管家外，谁还能担当此事呢？如果非要用活人殉葬的话，我看你们两人是最合适的。”妻子与管家听罢，吓得再也不敢提用活人殉葬的事了。
陈子亢是孔子的弟子，他的做法正是受到老师“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思想的影响，体现着儒家的非宗教倾向。
道家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流派。它与后起的道教不同。在老子那里，根本就没有上帝鬼神的地位。老子讲效法自然之“道”，架空了他那个时代还较为盛行的“上帝”观念．庄子有泛神论倾向，但宗教观念很淡薄．他主张的是人的绝对自由，皈依宗教对于他也是不可想象的。诗人陶渊明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调表现的只是“结庐在人境”却能“心远地自偏”的人生境界，并不表现出宗教式的人生态度，他有超脱尘世的思想，可断无贬斥人生的意思，只是与世无争而已。道家之所谓“出世”与皈依天国的出世是两回事。
甚至，即使是中国宗教本身，也有一种重视人自身的人文精神隐含其中。中国自产的宗教主要是道教。道教与世界上其它宗教很不相同，它不把人的灵与肉绝然分开，也不把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完全对立；它不讲灵魂的拯救，讲究的是自己修炼成仙。道教似乎是“养生”之教，《西游记》中太上老君(道教教主)还要炼丹养生。生命价值在道教那里极受重视，成仙便是生命的延续。
中国佛教也受人文思想影响。中国佛教以禅宗影响最为巨大。它改造了印度佛教，提出人性即佛性之说，肯定了现世之人的意义；提倡“顿悟成佛”，而无需出家，肯定了人的现世生活——不出家而又自为佛徒的居士正是明证。纵使出了家，也不必超脱凡世，照样应受人伦规范限制。清初木陈和尚曾打了檗庵和尚一掌，后来他写信跟人说：“唯檗庵自任为灵岩法子，则灵岩亦我家子侄，山僧尚可以家法绳之。”
由是可见，中国文化一贯注重现世的人生，珍视生命的价值。这种人文倾向贯穿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