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指那些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在彼此之间进行不断的相互凝聚和整合的思想观念和固有传统，是指导中华民族长期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普遍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的心理追求，是一
个民族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得以繁衍、发展和壮大的精神支柱，是激励和鼓舞本民族成员为着自己的美好目标积极奋进的精神动力，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生存、发展的独特方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格和风貌。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悠久历史传统精神。．
　　
　　中国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化学家都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比如著名的哲学家、文化学家张岱年在《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和天人协调四点；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专门撰写《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著名的文学家林语堂也写下了《中国文化之精神》。在众多的文化专著和相关的文章中，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如下：
　　
　　一、人文主义精神
　　
　　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对象和中心的文化精神。与古代希腊、印度的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中神本主义始终不占主导地位，而人文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的人文主义与西欧的人文主义相比，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对人的理解。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对于人的理解，认为中国人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从中国的观点看西方对于人的理解，认为西方人没有形成一种社会的人格。如果将东西方的观点合而为一：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社会群体的分子，这也许是最合理的观点。通过比较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表现出的不同文化特征。
　　
　　1．在现实人生和鬼神上帝孰轻孰重的理解上，中国人重人生轻鬼神；西方人重上帝轻现实人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本主义始终未居于主导地位。西方古典文化是神本主义文化，有着十分突出的宗教精神。当今学者普遍认为，人类精神以神话和宗教为开端，而宗教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对超自然的神灵的顶礼膜拜与狂热信仰，以求解脱现实中的痛苦和对世界的迷惑。在人类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
　　
　　西方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宇宙的创始者和主宰者”，上帝是最高的信仰，抵达彼岸世界，是人们精神的最高寄托。人们行为的准则和生活的目标，都来自于万能的主的启悟。于是把一切托付给“上帝”，人与“上帝”之间，形成一种绝对的依附关系。为此，在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唯心主义者都把论证“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当作哲学的重要课题。而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大都强调积极的入世主义。孔子采取“敬鬼神而远”的态度，认为人的首要任务是了解人生的道理，做好现实人生的事情；如果连现实人生的许多事情都做不好，鬼神的事情怎么可能做好?老子用“道”架空了当时十分盛行的“上天”观念。其后出现了许多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不仅排斥宗教，而且对宗教的有神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无神论和唯物论的传统，给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有力的支持。南北朝时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范缜在《神灭论》一书中，针对当时佛教所宣扬的“灵魂不灭”和“因果轮回”的观点，认为灵魂与肉体不可分离；精神和肉体的作用功能依附于肉体之中。其后，历朝历代都出现大力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想家，比如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张载，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等，都认为神是臆想的结果，神不是力量的来源，宗教迷信没有存在的理由。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宗教迷信，但这种宗教迷信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首先，古代中国人比较浓厚的宗教迷信仍然是把人世作为人的归宿。中国人迷信的“天”、“命”，同人世密切相连，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统一起来。西周时期出现的“敬德保民”思想，看到了“民心”比“天命”更为重要，“民心”可以决定王朝的盛衰。这同基督教和印度佛教不同，后者过多地强调人的归宿是现实世界之外的天国，否定今生，希望通过对虚幻的此岸世界的否定来达到永恒的彼岸世界，即天堂。其次，不论是秦汉以后道教的逐步建立，还是后来佛教、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总是似信非信，这些宗教从未超越现实政权力量之上。最后，不论是中国自身的宗教，还是输入中国的宗教，都有浓厚的人文精神。中国道教与世界上其他宗教不同，道教没有把人的灵魂与肉体截然分开，也不把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完全对立起来；不主张灵魂的拯救，而主张自己修炼成仙，长生不老，而成仙是现实生命的延续。佛教传尺中国后深受人文思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现实生活。比如代表中国佛教的禅宗，就提出了“顿悟成佛”、“人性即佛性”的思想，因此在中国佛教中出现了有出家的和尚和不出家的和尚。
　　
　　总之，中国文化一贯注重现世的人生，人一直居于核心地位，而神的地位不能与人相比。正是这种重现世人生、轻视鬼神的思想，使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充分的人文主义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全民族的宗教迷狂，把人的眼光拉向社会，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当中世纪欧洲文化在基督教神学笼罩下出现生命力萎缩时，中国文化却显出了勃勃生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封建文化。
　　
　　2．在整体和个人孰轻孰重的理解上，中国人重整体轻个人；西方人重个人轻整体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把人的眼光从对神的关心拉回到对人自身的关注，强调人的价值实际上是强调个人的价值；他们赞美个人，把人生的意义看作是本能欲望的满足；个人具有独立的地位，与整体是对立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宗法制的严重影响，中国文化中崇尚人的价值实际上是崇尚人类的价值、人类的尊严，人是整体的人，个人不具有独立性，不主张满足个人本性的欲望，个人必须严格服从整体；并且始终以人的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把人放在一定的政治伦理关系中加以考察。每一个人从诞生时起，便进入了一个五伦社会关系之中，即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妇、兄弟关系，社会上的朋友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有其行为典范与道德模式。每个人都要在这样一种人伦关系中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履行自己的责任。这样的社会文化更重视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和责任，而对个人精神的自由、独立与个体自身的权利却不十分重视。在这里，“人”是“道德的主体”，一方面，个人必须担负对社会所应尽的责任；另一方面，个体又要追求一种主体道德心性的完善，这既是社会的要求，也是个体的自觉。
　　
　　总之，西方人文主义把人看作是独立的个体，因而强调人的自由和权利；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却把人看作不能脱离整体的人，因而强调人对整体的义务和责任，而忽视个人的权利。这种文化精神有其合理性，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能增强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培养爱国主义情操；但这种文化精神由于忽视了个人的权利，也否定了人的自由、平等，把人束缚在等级隶属关系之中，影响了个性的解放、个人自主性的发挥。
　　
　　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
　　
　　西方人文主义认为，人不仅应当独立于神，而且独立于自然，人与自然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并不是两个截然分离的对立物，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是互为包含的，人化于自然之中，自然也溶化于人之中，这种观念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说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一观点大致上可以分为五类学说：孔子的“天人一德说”、老子的“天人一体说”、孟子的“天人一性说”、董仲舒的“天人一类说”、二程和朱熹的“天人一道说”。这些学说，既强调天是万物的起源，同时又强调人事的作用，因此，天人合一具有宗教神学的性质，也具有劝柬皇帝和考核官员的作用。凡是出现异常的自然现象，统治者都会借助这种自然的变异和天灾来警告皇帝和考核官员。从儒学的实践看，天人合一思想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而且成为儒家学派解释历代制度的理论依据。
　　
　　总之，天人合一文化精神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大系统，这种观点从现代科学看有其合理性；天人合一思想也有利于监督封建统治者清正廉洁和实行仁政。另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把自然和人类看作是相互融通的东西，不区分二者的界限，这既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改造，又影响了对自然界的真实了解，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进二步发展。，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张岱年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可以追溯到《尚书》和《诗经》中，这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自孔子开始，就主张人生应该采取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态度。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君子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易经·系辞》中对刚健的思想进行了概括性的表述，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体运行，永无停止，君子应效法天，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去实现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并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个体人格的完善境界。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孔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他的积极进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后人不断奋发向上。孟子从人格修养出发，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荀子则从天人关系角度提出“制天命而胜之”的著名论断。从汉代到清代，历时2000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深入人心，其刚健、自强不息的观点，为全社会所接受。因此，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精神。
　　
　　正是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昌盛时期，这种精神让知识分子有一种建功立业的壮志情怀．外族入侵时，不屈不挠进行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斗争；在知识分子遭遇人生挫折时奋发向上、坚定不移地继续奋斗等等。今天，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在这个世纪的头二十年，实会的全面小康，更需要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发扬光大。
　　
　　三，崇礼治、重名誉、尚气节的基本精神
　　
　　礼治精神就是把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仪式经过加工改造，升华为一种社会理想，然后进行实施和推行。礼治精神的实质是坚持社会秩序，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礼治精神所主张和坚持的社会秩序是一种亲和的社会关系，而这种亲和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亲情伦理之上的，由人的血缘伦理而逐渐升华提高而成。
　　
　　礼治作为基本的目标和规范指导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当时和此后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礼治的实施和礼治精神的发扬不仅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为灿烂文化的创造提供了条件；礼治的实施和礼治精神的发扬不仅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同时礼治精神是一套完整的社会管理理论，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社会管理实践乃至当今的社会管理实践中都将会永远地被推行下去。
　　
　　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国人普遍具有重名誉、尚气节的人格精神。《孝经》中有这样一句话：“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中国人良好名誉的获得，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修养和自己不懈的奋斗与努力。崇尚气节是中国普遍的人格精神。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强调的都是不可屈辱的气节。一个人的名誉、气节、情操是否完整，关键还要看他能否把一种道德信念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点。不仅士大夫要注重气节，即使是普通人也不要卑躬屈膝。正如孟子所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而与之，行道人之弗受；蹴而与之，乞人不屑也”，认为以损害人格尊严为代价的赐予，即使生命攸关，也不能接受。
　　
　　普遍具有的重名誉与尚气节的人格精神，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因此，人们十分尊敬那些在这种精神激励下成就事业和功名的人；相反人们强烈谴责那些卖身投敌、祸国殃民的汉奸。当然，过度的重名誉与尚气节从而形成的名誉观和节操观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封建士大夫注重名誉和节操，常常成为封建皇帝特别是暴君的可怜的牺牲品和殉葬者；而妇女过于注重名节，在封建的纲常礼教下，她们中的有些人常常丧失自己的终生幸福，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因此，作为今天中华民族的后代，我们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应该辩证地吸收和看待这一精神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