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张岱年
现今时代，做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具有爱国意识，而爱国意识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只有认识到祖国的可爱，才能具有爱国意识。而要认识到祖国的可爱，又必须对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正确的理解。几千年来，中国文化长期延续发展，虽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而仍能自我更新，继续前进。这发展更新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何谓精神？精神即是思维运动发展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中国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文化的基本精神。当然，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思想意识在一定条件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文化的基本精神必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领会，对于广大人民具有熏陶作用。二是具有激励作用、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这两方面的表现，才可以成为文化的基本精神。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其主要内涵有思想基本观念，即：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亦即认为人与自然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所谓合一是指对立的统一，即两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在春秋时即已有之。《左传》记载子产之言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又记郑大夫子太叔之言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业，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这是认为礼是天经地义，即合与自然界的必然准则，“天经”与“民行”是统一的。应注意，这里天是对地而言，天地相连并称，显然是指自然之天。子产将天经地义与民则统一起来，但也重视天与人的区别，他曾断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当时占星术利用所谓天道传播迷信，讲天象与人事祸福联系起来，子产是予以否定的。孟子将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认为人性是天赋的，所以知性便能知天。但是孟子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论证。《周易大传》提出“裁成辅相”之说，《象传》云：“天地交泰，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系辞上》云：“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文言》提出“与天地合德”的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所谓先天指为天之前导，后天即从天而动。与天地合德即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相互调谐。
汉代董仲舒讲天人合一，宣扬“天副人数”，陷于牵强附会。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四字成语，在所著《西铭》中以形象语言宣示天人合一的原则。《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谓天地之塞指气，所谓天地之帅指气之本性，就是说：天地犹如父母，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人与万物都是气构成的，气的本性也就是人与万物的本性，人民都是我的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但张载也承认天与人的区别，他在《易说》中讲：“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者，此直谓天也，天则无心……圣人所以有忧者，圣人之仁也。不可以忧言者天也。”天是没有思虑的，圣人则不能无忧，这是天人之别。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与西方所谓“克服自然”、“战胜自然”有很大区别。在历史上，中西不同的观点各有所长，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改造自然的辉煌成绩，但也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时至今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统一，确实是必要的了。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相对于宗教家以神为本而言的。孔子虽然承认天命，却怀疑鬼神。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提高道德觉悟，而不必求助于鬼神。孔子更认为应重视生的问题，而不必考虑死后问题。《论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更不赞成祈祷，《论语》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而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就矣’”孔子对于鬼神采取存疑的态度，既不否定，亦不肯定，但认为应该努力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必向鬼神祈祷。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是非常深刻的。
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后汉思想家仲长统讲的最为鲜明。仲长统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所取于天道者，谓死时之宜也；所一于人事者，谓治乱之实也……从此而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于？”这里提出“人事为本”，可以说是儒家“人本”思想最精确的表述。所谓以人为本，不是说人是宇宙之本，而是说人是社会生活之本。
佛教东来，宣传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观念，一般群众颇受其影响，但是儒家学者起而予以反驳。南北朝时何承天著《达性论》，宣扬人本观念。何承天说：“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安得与夫飞沈蠕并为众生哉……至于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这就是完全否定了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迷信。范缜著《神灭论》，提出形为质而神为用的学说，更彻底的批驳了神不灭论。
宋明理学中，不论是气本论，或理本论，或心本论都不承认灵魂不灭，不承认鬼神存在，都高度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气本论以天地之间“气”的统一性来论证道德的根据，理本论断言道德原于宇宙本原之“理”，心本论则认为道德伦理出于“本心”的要求。这些道德起源论未必正确，但是都摆脱了宗教信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宗教意识都比较淡薄。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虽然道德也是有时代性的，但是这一道德传统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刚健自强
先秦儒家曾提出刚健自强的人生准则。孔子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刚毅即是具有坚定性。孔子弟子曾字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临大节而不可夺，即是刚毅的表现。《周易大传》提出“刚健”、“自强不息”的生活准则。《象传》云：“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文言传》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指天而言，天行即日月星辰的运行。日月星辰运行不已，从不间断，称之曰建，亦曰刚健。人应效法天之运行不已，而自强不息。自强即是努力向上、积极进取。《系辞传》又论健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这是说，天之至健在于能知险而克服之，以达到恒易。所谓自强含有克服艰险而不断前进之意。儒家重视“不息”，《中庸》云：“故之城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儒家强调不懈的努力，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古代哲学中，与刚健自强有密切联系的是关于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和为坚持原则可以牺牲个人生命的思想。孔子肯定人人都有独立的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赞扬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即赞扬坚持独立的人格。孔子更认为，为了实行仁德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人。”孟子进而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里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即义，其中包括人格的尊严。孟子还举例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不受嗟来之时，即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刚健自强最基本的要求。
先秦时代，儒道两家曾有关于刚柔的伦争。与儒家“重刚”相反，老子“贵柔”。老子提出“柔弱胜刚强”，认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他以水为喻来证明柔能胜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贵柔，意在以柔克刚。柔只是一种手段，胜刚才是目的，贵柔乃是求胜之道。孔子重刚，老子重柔，其实是相反相成的。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家宣扬“刚健自强”，道家则崇尚“以柔克刚”，这构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两个方面。儒家学说的影响还是大于道家的影响，在文化思想中长期占有主导的地位。刚健自强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在历史上，《周易大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言，对于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确实起了激励鼓舞的积极作用。
以和为贵
中国古代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同至辨始见于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的言论中。《国语》记述史伯之言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质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里对和的意义的解释最为明确。不同的事物互相为“他”，“以他平他”即聚集不同的事物而达到平衡，这叫做“和”，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这是“同”，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春秋时齐晏子也强调“和”与“同”的区别，他以君臣关系为例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亦曰可，以去其否。”这称为“和”。如果“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晏字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瑟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是说，必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兼容不同的观点，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得出正确的结论。孔子所谓“和而不同”也就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人云亦云。“和”的观念，肯定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容纳不同的意见，于文化的发展确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老子亦讲“和”，《老子》四十二章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五十五章中说：“知和曰常，知常曰命。”这就肯定了“和”的重要。但是老子冲淡了“和”与“同”的区别，既重视“和”，也肯定“同”。《老子》五十六章中说：“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和光同尘”之教把西周以来的和同之辨消除了。墨子反对儒家，不承认和同之辨，而提出“尚同”之说。墨子有许多进步思想，但是尚同之说确是比和同之辨后退了一步了。
儒家宣扬和的观念。《周易大传》提出“太和”观念，《彖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里所谓太和是指自然界万物并存共育的景况。儒家认为，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中庸》云：“万物并有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景像。
孟子提出“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这，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尔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善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这里所谓人和是指人民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今天仍然必须承认的道理。
儒家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文化的同化力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已成为长期起作用的客观规律。在历史上，汉族本是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在近代，汉族又和五十几个少数民族融合而合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内部密切团结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多元的统一，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谓“和”的体现。所谓“和”，不是不承认矛盾对立，而是认为应该解决矛盾而达到更高的统一。
以上所谓“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都是用的旧有名词。如果采用新的术语，“天人合一”应云“人与自然的统一”，或者如恩格斯所说“人与自然的一致”、“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以人为本”，应云人本主义无神论。“刚健自强”，应云发扬主体能动性。“以和为贵”，即肯定多样性的统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精湛思想，亦即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所在。
以上，我们肯定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等思想观念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历史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许多思想观念的含义也不是单纯的。正确的观念与荒谬的观念、进步现象与反动的落后的现象，往往纠缠在一起。所谓天人合一，在历史上不同的思想家用来表示不同的含义。例如董仲舒所谓天人合一主要是指“人副天数”、“天人感应”，那完全是穿凿附会之谈。程颐强调“天道人道只是一道”，认为仁义礼智即是天道的基本内容，也是主观的偏见。在董仲舒以前，也有一种天象与人事相应的神学思想，但这不是后来哲学家所谓的“天人合一”。儒家肯定“人事为本”，表现了无神论的倾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迷信在中国社会并无较大影响。事实上，中国旧社会中，多数人民是信仰佛教、道教以及原始的多神教的。但是这种情况也不降低儒家人本思想的价值。“以和为贵”是儒家所宣扬的，但是阶级斗争、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往往是很激烈的。我们肯定“和”观念的价值，不是宣扬调和论。
中国文化具有优秀传统，同时也具有陈陋传统，简单说来，中国文化的缺陷主要表现于四点：一是等级观念；二是浑沦思维；三是近效取向；四是家族本位。从殷周以来，区分上下贵贱的等级，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最严重的痼疾。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但等级观念至今仍有待于彻底消除。中国哲学长于辨证思维，却不善于分析思维。事实上，科学的发展是离不开分析思维的。如何在发扬辨证思维的同时学会西方实验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一个严肃的课题。中国学术向来注重人伦日用，注重切近的效益，没有“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表现为一种实用主义倾向，这也是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实验科学的原因之一。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西方近代社会是“自我中心，个人本位”。中国近代以前则不重视个人的权益，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五四运动以来，传统的家族本位已经被打破了。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社会本位、兼顾个人权益。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此，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长短得失是完全必要的。
（本文是张岱年先生为傅永聚、韩钟文总编的《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所作的代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