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

中国古代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同至辨始见于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的言论中。《国语》记述史伯之言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质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里对和的意义的解释最为明确。不同的事物互相为“他”，“以他平他”即聚集不同的事物而达到平衡，这叫做“和”，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这是“同”，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春秋时齐晏子也强调“和”与“同”的区别，他以君臣关系为例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亦曰可，以去其否。”这称为“和”。如果“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晏字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瑟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是说，必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兼容不同的观点，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得出正确的结论。孔子所谓“和而不同”也就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人云亦云。“和”的观念，肯定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容纳不同的意见，于文化的发展确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老子亦讲“和”，《老子》四十二章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五十五章中说：“知和曰常，知常曰命。”这就肯定了“和”的重要。但是老子冲淡了“和”与“同”的区别，既重视“和”，也肯定“同”。《老子》五十六章中说：“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和光同尘”之教把西周以来的和同之辨消除了。墨子反对儒家，不承认和同之辨，而提出“尚同”之说。墨子有许多进步思想，但是尚同之说确是比和同之辨后退了一步了。  　　儒家宣扬和的观念。《周易大传》提出“太和”观念，《彖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里所谓太和是指自然界万物并存共育的景况。儒家认为，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中庸》云：“万物并有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景像。  　　孟子提出“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这，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尔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善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这里所谓人和是指人民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今天仍然必须承认的道理。  　　儒家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文化的同化力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已成为长期起作用的客观规律。在历史上，汉族本是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在近代，汉族又和五十几个少数民族融合而合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内部密切团结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多元的统一，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谓“和”的体现。所谓“和”，不是不承认矛盾对立，而是认为应该解决矛盾而达到更高的统一。  　　以上所谓“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都是用的旧有名词。如果采用新的术语，“天人合一”应云“人与自然的统一”，或者如恩格斯所说“人与自然的一致”、“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以人为本”，应云人本主义无神论。“刚健自强”，应云发扬主体能动性。“以和为贵”，即肯定多样性的统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精湛思想，亦即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所在。  　　以上，我们肯定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等思想观念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历史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许多思想观念的含义也不是单纯的。正确的观念与荒谬的观念、进步现象与反动的落后的现象，往往纠缠在一起。所谓天人合一，在历史上不同的思想家用来表示不同的含义。例如董仲舒所谓天人合一主要是指“人副天数”、“天人感应”，那完全是穿凿附会之谈。程颐强调“天道人道只是一道”，认为仁义礼智即是天道的基本内容，也是主观的偏见。在董仲舒以前，也有一种天象与人事相应的神学思想，但这不是后来哲学家所谓的“天人合一”。儒家肯定“人事为本”，表现了无神论的倾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迷信在中国社会并无较大影响。事实上，中国旧社会中，多数人民是信仰佛教、道教以及原始的多神教的。但是这种情况也不降低儒家人本思想的价值。“以和为贵”是儒家所宣扬的，但是阶级斗争、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往往是很激烈的。我们肯定“和”观念的价值，不是宣扬调和论。  　　中国文化具有优秀传统，同时也具有陈陋传统，简单说来，中国文化的缺陷主要表现于四点：一是等级观念；二是浑沦思维；三是近效取向；四是家族本位。从殷周以来，区分上下贵贱的等级，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最严重的痼疾。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但等级观念至今仍有待于彻底消除。中国哲学长于辨证思维，却不善于分析思维。事实上，科学的发展是离不开分析思维的。如何在发扬辨证思维的同时学会西方实验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一个严肃的课题。中国学术向来注重人伦日用，注重切近的效益，没有“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表现为一种实用主义倾向，这也是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实验科学的原因之一。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西方近代社会是“自我中心，个人本位”。中国近代以前则不重视个人的权益，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五四运动以来，传统的家族本位已经被打破了。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社会本位、兼顾个人权益。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此，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长短得失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