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禅心云起 越来越趋于戏剧化的“宝万之争”，作为当前的热点话题，还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持续发酵。就目前而论，似乎整个社会都被拖入到这个话题的激烈争论当中，并且分裂成观点鲜明对立的不同阵营。
作为万科创始人和长期经营者，对于这家声名卓著的企业以及首屈一指的品牌，王石的贡献和情感都无从否认。但大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对于企业经营大政方针的指挥权也不容褫夺。
股东之间、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互有杯葛、明争暗斗，在股权分散化的上市公众公司当中尤其普遍，国内外皆然，一般属于无可指摘的正常现象。各方在市场规则下再怎么争斗，只要不越出基本底线，不要像《权力的游戏》中的瑟曦王后用一把“野火”（wildwire）那样把规则玩坏，就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不过宝万之争的微妙之处，在于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一个市场改革仍不彻底的环境。作为管理层首席的王石，一方面想要享受社会资金的好处，一方面又不愿受其束缚，于是积极引入国资股东，以图保持管理层的内部控制。但问题出现了：你能搞定国资股东，为什么更能屈尊的宝能就不行。只要一个人率先破坏规则，那么对大家就不会再有任何底线可言。
宝万之争再怎么激烈、怎么权谋，都只是引子。本文的正题，在于反驳最近出现的一些糊涂说法，比如什么企业家才是关键少数，资本家遍地可寻云云。持这些论点的人，其实或多或少受到了熊彼特的误导。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特征在于创新。如果一名企业家停止了创新，就不能再称之为企业家。他所谓创新，包括了产品、生产方法、市场、组织等等方面的创新，而对于企业家，他着重指出：只有“实现新组合”的人才算是个企业家。熊彼待还认为，企业家利润对是对创新的奖赏，并将其与（作为承担不确定性回报的）投资者报酬截然分开。
熊彼待对创新的欢呼固然激动人心，但不幸的是，他搞错了问题的本质。不是所有的创新，都理所当然地带来利润。只要想想许多“新发明”，都还躺在专利局的柜子里睡大觉呢。那些长期搁置的发明得不到利用的唯一原因，就是从目前来看，没有人认为把它们运用到或投入到市场当中，会让消费者买单，因此不敢掏出口袋里的钱，为这些新玩艺儿冒险。
把一项创新（无论是发明还是资源组合）付诸市场，就意味着要承担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应由谁并实际由谁来承担呢？当然是资本家，或奥地利学派所说的资本家-企业家，他们是拿出自己私有的财产来承担这样的不确定性，用自己的资金向他所雇佣的资源和劳动力作出预先支付：在各种各样的资源组合中做出预测、判断和选择，并把利率以及资本财货的时间结构列入考虑。如果决策正确，资本家在未来得到利润；如果决策失误，资本家则将面临亏损。
这个任务可以由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经理来承担吗？或换言之，由国家计划者命令某些人来扮演资本家或投资者？显然不行。正如米塞斯指出：
罗斯巴德正确补充说：
王石的角色是什么呢？他现在不过是个职业经理人。虽然他曾经是个资本家或创始人，当他停止用自己的私有财产来承担不确定性时，他也就不再是一个资本家-企业家。 他对资源组合的规划，在过去可能被证明是成功的。但过去成功有效的，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有效。而资本家的职能，恰恰是面向将来做出决策，即便不同经理人规划好不同长短时期的替代资源组合A、B、C……资本家也必须以自己的财产冒着损失的可能性，尽可能地通过与自己财产紧密相关的未来价值的计算与筹划，做出最后的决策和选择。企业经理不处在资本家的地位上，至少在他的规划中，他无法充分考虑这些惟有资本家才会考虑的因素。 一个纯粹由职业经理人、摆脱所谓“资本霸权”构成的市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要把这样的“市场”强制投入运作，首先就要取消私有财产，或剥夺所有者对私产的完全控制权，但这里就不会有供求形成的真正资源价格，不会有真正的经济计算，也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决策，一切都将陷入混乱不堪当中。
而一个保留了私有财产及市场外观的混合经济体，无论采取的形式，是支持职业经理人鸩占鹊巢，或以权力入股“一票否决”，或像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用计划局指挥私人的生产经营，或者让有特权背景的国资管理者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都不仅构成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而且对私人资本家行使自己的这一企业家职能，构成极大的威胁和干扰，从而从不正义和无效率两个角度，同时对整个经济体构成毁灭性的沉重打击。
这里，再次引用罗斯巴德：
综上，资本家才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要保障一个健康有序、稳定发展的良好经济，我们必须坚定不疑地维护私有财产的基本市场伦理和规则体系，学会尊重资本、尊重自由市场私人资本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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