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莫高守望者

原文地址：莫高守望者作者：你好台湾网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像。她的原型，就是樊锦诗。如今她是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在默默守望了53年之后，樊锦诗已经是满头华发。我们也只能通过这座雕像，去想象当年她来到这片西北荒漠时的模样。

      樊锦诗说：“当时《人民文学》的一篇作品，叫《祁连山下》，写的就是常书鸿。我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他留法，喝的洋墨水，大城市的生活都放弃了，去保存这么一份遗产。我又看了这些精美的壁画，所以我思想里种了深深的一个根。”

 

　　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以后，樊锦诗来到敦煌。她说最初来这里，是因为对敦煌文化的向往，对前辈常书鸿的敬仰。为此樊锦诗也付出了很多，不过，艰苦的工作环境，二十多年夫妻的两地分居都没能让她停下脚步。如今，敦煌已经是樊锦诗生命中的一部分，保护好敦煌，也成了她最重要的责任。

　　樊锦诗：“壁画，是在缓慢的变。但是这种缓慢会加速，那么有朝一日也就坏了。所以我就说了，如果要坏了，不用别人说我，我就是罪人！”

　　我在敦煌度过了悲欢离合与困难做斗争的前半生，现在以古稀垂目之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让我们的后来者了解过去，不要忘记过去，本事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责任。    ——常书鸿

 

　　这是常书鸿在暮年写下的回忆录题记。也是樊锦诗口中敬仰的那个常书鸿。1942年底，于右任向国民政府中央提出议案，请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3年1月，教育部公布成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留法艺术家常书鸿出任副主任委员，常书鸿终于踏上心仪已久通往敦煌的道路。敦煌也终于结束了四百多年来在民间缺乏有效管理的状态，第一次蒙受国家、政府的庇护。这一天是1944年1月1日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

 

 

　　艰苦的环境、简陋的条件不断的考验着在莫高窟工作的研究人员。经费匮乏、条件简陋使过去长期习惯于艺术单纯的常书鸿不得不面对许多现实而繁杂的问题。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说“我父亲很压抑，回到家里对我母亲不是很好地安抚关怀，而是发泄，跟我母亲吵架。一点的事，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我母亲受不了了。”一天，常书鸿的学生把一些信件交到他手里，他的妻子丢下他和两个孩子不辞而别。常书鸿连夜追到安西，问遍了车站、旅店，也没有找到出走的妻子，最后总算打听到消息，失望和疲惫中，常书鸿继续向玉门方向追去。《常书鸿日记》：“后来才知道，我是被戈壁上找油的人救起的，经过急救和三天的护理才恢复过来。”

 　　不久又一个消息传来，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抗战胜利百废待兴，为节省经费，裁撤一切“不需要”的机构，撤消敦煌艺术研究所。1945年冬天，常书鸿带上一双儿女，告别了工作三年的敦煌。亲自到重庆奔走呼吁，敦煌莫高窟的价值。

 

　　1946年的冬天，人们在兰州街头，经常看见一个卖水的小伙子，他是段文杰，在黄河岸边翘首东望。他在这里已经等了一年了，但就是这个冬天，他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等来了常书鸿。从那之后，段文杰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没有一天放下过画笔，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人称为“大漠隐士”。当时的敦煌研究所全部的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工作主要是临摹敦煌壁画。“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到1948年初，他们共绘制了800多幅壁画摹本。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一批批年轻人来到了敦煌，给敦煌带来了生机，给敦煌艺术的传承，带来了希望。

 

　　1958年段文杰和同事们临摹的上百幅壁画在东京展出，这是敦煌壁画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从此，日本源源不断的赶赴敦煌朝圣礼佛的旅游活动开始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著名画家平山郁夫说“敦煌保存着日本文化的精髓，是日本文化的故乡。”

 　　自从公元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之后，敦煌就一直牵动着世界的目光。人们很难找到还有第二个地方能像她这般凝聚着连绵的历史和不曾中断的文明。像她这般让全世界的学者痴心不改并以身相许。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紧紧相随。人们对敦煌研究院的几代“当家人”都有一个称谓。常书鸿被称为是“敦煌守护神”，段文杰是“大漠隐士”，那位看上去娇小的上海女性樊锦诗，人们叫她“敦煌的女儿”。

 

　　敦煌的石窟艺术究竟是什么？在今天依然享受着智慧果实的我们，自然想知道。那就赶快报名吧，让我们一起去探究：究竟是什么样的树，开了这花，结了这果实。又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这些艺术家前赴后继、甘愿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