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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9日摘自《理财周刊》 以股东人数来界定“公众”还是必要的，但对于互联网众筹而言，股东人数常常难以确定，所以需要设定一个缓冲区才能避免主观非故意的违法。合法融资应以是否涉嫌“诈骗”为准则，主观故意的“诈骗”才是确认违法的标准。 《理财周刊》的“众筹家”上线了，我在启动仪式上讲了一个“众筹悖论”：在现行法规的框架下，股权众筹不能逾越50万元/30人（或公司法规定的200人）的上限，债权众筹几乎只能是高息理财。若非高息理财产品又要超过200人的上限，投资人就不能有现金回报。由于众筹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边界不很清晰，互联网众筹如履薄冰。就在这一不小心就涉嫌违法的领域内，至2014年，互联网众筹还是突破了累计10亿元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初期有个“投机倒把罪”,1992年在《证券法》出台时发现有问题，因为股票交易就是“投机倒把”，还要买空卖空，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7年废止了“投机倒把罪”。回首以往，中国的改革往往是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断地探索，直到司法界重新审定执法标准或修订法规。 欧美相关经济法律中也有“集资诈骗罪”，如华尔街巨骗麦道夫就是以此项罪名立案的，但并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现代社会，几乎任何投资都来源于存款，很难区分哪一类存款的“吸收”是“非法吸收”。在欧美国家，区分是否“非法”的边界通常是当事人的知情和自愿，确定“知情”的标准是书面文件，确定“自愿”的标准是本人签字。 由于法律条款本身的模糊，我国媒体通常用“非法集资”概括上述两个定义，公众再以投资成败自我定义：赚钱的投资就是合法行为，赔钱的投资就是违法欺诈。因此，坊间流传的各种说法包含着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远远超出了现行法规的边界。由此看来，司法界应及时正本清源，化消极为积极，才能为合法集资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扫除障碍。 从界定“非法集资”到规范“合法集资”，这是民间金融市场法制化的关键。在相关法规不健全的时候，“非法”的解释和度量往往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在我看来，应在适当的时候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表决程序废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媒体也应逐渐推广用“集资诈骗”代替“非法集资”来评判市场中的集资诈骗行为，为合法集资鸣锣开道。 众筹是市场化的集资行为，好的投资项目当然是“众人添柴火焰高”，融资方能够控制的只是项目品质与集资金额。只要有充分的信息披露，有合法的集资程序，参与投资者多多益善，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利益分享机制。尤其是通过互联网的市场化集资，众筹集资的项目信息一旦发出，融资方就很难控制“众”的人数，更无法控制所筹资金是否来自于公众存款。若以参与者人数来界定是否涉嫌“非法”集资，优质的投资项目必然会吸引众多人参与，吸收较多的公众存款，项目融资方随时可能一时疏忽而落入“非法集资”的陷阱，那就得不偿失了。 以股东人数来界定“公众”还是必要的，但对于互联网众筹而言，股东人数常常难以确定，所以需要设定一个缓冲区才能避免主观非故意的违法。合法融资应以是否涉嫌“诈骗”为准则，主观故意的“诈骗”才是确认违法的标准。而确认“集资诈骗”的标准有二：其一是无定向目的的集资；其二是因私擅改投资目的。此类行为一旦被发现，应重法伺候才能杜绝，就像美国法院重刑惩处麦道夫诈骗行为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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