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旧文|阿尔文·托夫勒是否被我们高估？ 阿尔文·托夫勒的夫人海蒂也是一位未来学家，这本《财富的革命》就是他们合写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近日，托夫勒夫妇新作《财富的革命》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产生持续、深远影响的《第三次浪潮》也由该社推出新版。两书之间，相隔着二十多年的时空。当年知识界热捧《第三次浪潮》的情形，至今仍让人深思。回首托夫勒在中国知识界的境遇，也是一次思想反思的过程。这种回顾，对于读者今天理解托夫勒，也不无帮助。 不读托夫勒就赶不上时代 没有经历过80年代文化热的人，很难想像托夫勒当时在中国的影响。 雷颐说，《第三次浪潮》风靡国内的时候，他正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同学们竞相阅读这本书。当时的很多没考上大学的青年人，很多工厂里的工人都愿意读这本书。当时，有的单位还组织内部人员观看了同名的电视片。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称，“当时，我和同学们把他看作‘神人’和‘大预言家’。大家觉得谁不读托夫勒的书就掉队了，赶不上时代。很难说我看没看懂托夫勒的书，只是觉得他给出了一种关于未来美好前景的描述。我还记得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普里高京是一个很另类的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的书在美国没人理。后来，请托夫勒给他的《从混沌到有序》写了一个序，影响就很大，这本书在中国发行了二十多万册。”成名于80年代的学者黎鸣说，“当时，托夫勒夫妇带着《第三次浪潮》的电视专题片，在金融街中国政协礼堂给我们（大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学者）演讲、展示。这个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非常经典，很有冲击力。尤其是里面的一些图片如原子弹爆炸等新技术，当时我们根本看不到。这种展示让人耳目一新。” 托夫勒让人耳目一新 回头来看，托夫勒在中国的大红大紫与80年代早期的中国社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学者丁东认为，“另一个原因在于，托夫勒是新闻记者出生，他的书写得很通俗，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丁东称，“当时，国内知识界都很看好《第三次浪潮》。托夫勒跳出了姓社姓资的思维，他讲的信息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别，看你是第二次浪潮还是第三次浪潮。因此，他改变了中国知识界一个基本的思维模式，跳出了意识形态的圈子。”刘华杰说，《第三次浪潮》出版的时候，中国当时正好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科学与民主给人们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图景。后来了解到，托夫勒的观点要比这复杂。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托夫勒不完全是乐观的，也不是完全确定性的。他的预测里面也有各种危机和复杂性。但是，我和同学们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只觉得未来一片大好。 雷颐认为，当时整个社会面临一个变革的大潮，这种气氛和托夫勒的思想有暗合的地方。《第三次浪潮》把新技术革命这个东西提出来了，它会导致社会的某种变化。比如网络、IT这种词我们现在很熟悉了，但在当时是很难想像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还是有相当的道理的。特别是中国思想界和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当时，托夫勒的著作正好适应了中国改革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社会氛围。这本书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局限于知识界。后来，国内又出版了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影响也比较大。由于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的引进，中国出现了一门从来没有的学科———未来学。 现在不复当年之勇 尽管托夫勒对中国情有独钟，雷颐仍然认为，《第三次浪潮》的火爆情况不大可能再出现了，因为现在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 刘华杰则表示，作为一个未来学家，托夫勒做了一些预测。不要过分相信他。 有些前景，不是只有他看到了，很多人也看到了。而且他有说错的地方，有些地方说得不准。但是，人们把不准的地方就忘掉了，只看到他说对的地方。托夫勒比较吸引公众眼球，跟超女差不多。他说什么话大家都会重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未来学家，这些人的吆喝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也起到了引导作用。按照莫顿的说法，有一个自我实现的东西。比如，你对未来持一个悲观的态度，那么未来可能就是悲观的；如果你乐观，那么未来可能就是乐观的，它朝着你这个方向走，因为人的意识会影响你这个进程。 [观点交锋] 一种可以理解的高估 读托夫勒的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读托夫勒也是一种时尚。那时，大家看待发展的问题比今天更乐观，认为会迅速走向现代化。因此，《第三次浪潮》成为了关注的热点。 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确实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是，是不是完全符合预测，这可以讨论。 如今人们的心态可能与当时会有很大差别。 比如，我们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将来怎样发展的问题，不同人的关注点可能不一样，有人可能会强调怎么保持GDP增长速度，有人可能会反思，我们有这样的迅速发展，但是，面对一些新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个发展有一些新的理解。但是，在当时来说，后一种思考非常少，那时候，毕竟处在一个不发达的阶段。从媒体的反应，大家议论的话题等方面来看，托夫勒的观点确实新颖，这可能与当时引进的著作不是很多也有关系。 但是，如今引进的东西多了，大家对托夫勒可能也不再有那么新鲜的感觉。 我觉得托夫勒的思想在影响国家具体的政策制定方面来说不能说没有，但可能还是第二位的。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影响了人们对于发展的渴望和发展的可能性，以及追求的方向，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国内对托夫勒有一种可以理解的高估。因为当时的社会状态以及我们对经济水平一种可以预期的渴望，以及引进著作的数量有限，造成了这样一种高估。 今天的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们今天读《第三次浪潮》，与二十多年前的理解会有根本性的不一样。这样可能更能对未来学确立一种更合适的定位。这个学科肯定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不过我们更能摆正心态。80年代对他的高估也是我们这种认识付出的一种代价，今天的这种心态与过去也有关系，但是，人们的心态更加成熟、深刻了。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对托夫勒合理的高估与我们刚刚打开国门，期待发展的心态，我们的经济基础，我们引进的学术观点的稀缺，与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够等因素有关。 一个合理的类比是，一个人在正常心态和极度非正常心态下听一个算命先生的话，产生的影响会很不一样。但是，托夫勒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积极的。托夫勒当时在西方的影响也很大，但是不像在我国有这么长时间的持续影响。我们今天不再那么迷信他了，可能也是一种进步。 80年代和现在看托夫勒会有一种落差，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未来学。人们对未来学的评价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未来学肯定有它的积极意义。托夫勒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差别，就是当时东西太少，他给人的刺激太强，这样，给人留下的印象与自然状态下的印象就有反差。我认为，未来学实际上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参照，不能完全相信。 我感觉，托夫勒是一种更为宏观性的未来学家。当然，也有一种更细致的未来学研究，用数学或其他技术性的方法。我认为，总的来说，未来学的不可靠性很大，我们要谨慎。 托夫勒最大的价值在于启蒙 托夫勒当时给中国人的冲击就是知识时代的开始。 第一次是农业的浪潮，第二次是工业的浪潮，第三次是知识的浪潮。知识的浪潮说透了就是思想的浪潮。尽管托夫勒不能算是大思想家，但是他把这个东西搬到中国来，对中国人是太新鲜了。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能感觉到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比如资本有多种，像食物资本、土地资本、金融资本等。 在这一点上托夫勒还是有贡献的。 托夫勒的思想在近500年陆续出现的大哲学家那里其实已经有了，只不过后来他运用科学技术的那些方法使它更浓缩，更突出，更惊人。使这些哲学家的伟大思想变成了更形象的语言，所以得到了巨大的反响。过去，这些思想只在知识分子中传播，托夫勒则让更多的人震惊。 我们不能把托夫勒每一个观点都认为是铁定的真理，我们要用一种理念去看他的东西，用一种现代思想的高度去评价他。国内对《财富的革命》反响不强烈，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托夫勒针对的是西方的语言，分工达到极端的时候，每个人的生活反而变得非常片面的了，人本身也被割裂了。搞科学的不懂技术，搞技术的根本不懂艺术。人不应该被分工所割裂。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托夫勒，就能跟他产生某种共鸣。 但是，我们中国的社会分工还远没有达到那样一种高度，所以很难接受《财富的革命》中的思想———这有点类似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情况。我们今天看《财富的革命》，关键是要掌握其知识爆炸的内核，不能被他所下的结论所迷惑。 我们现在阅读托夫勒，应该注意我们逻辑思维的能力。 托夫勒对中国人来说，最大的价值在于启蒙，让我们透过篱笆，看到外面的事物。尽管我们不要完全照搬，但是，托夫勒的声音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可贵的。 总的来说，中国知识界对《第三次浪潮》评价比较准确，中国人欢迎它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主要是对历史的总结，这对我们来说最有价值。从农业的革命到工业的革命、知识的革命，我们最糟糕的就是知识的革命，其实在西方工业革命的起初也是知识的革命。最主要的就是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对政治体制的预言失败了，美国的政治体制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另外，他在武器的预言方面又失误了。政治和战争不能完全根据知识主义进行评判，他夸大了美国“唯武器论”的观点。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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