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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和彭剑锋、施炜两位老师会做些蛮有意思的沟通，被称之为“三人行”。这样的沟通保持了很多年，中间也中断过，但是因为对于一些问题都有着相同的思考，所以虽断断续续，却也一直坚持了接近十年。记得最新的话题是围绕着互联网时代，中国企业集体焦虑的问题，当时我还谈到了一个“向生而生”的命题，认为中国企业需要有向生的勇气，为持续发展做出自我转型。令我佩服的是，施炜老师的新作现在就呈现在我的面前。施炜聚焦中国企业战略转型的方向与关键因素，在当前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雾霾”时代，尤显重要。对于关心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企业成长的实践者与研究者而言，更是富有启发性。 围绕战略转型，本书重点讨论了企业文化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制造的困境与工业4.0的机遇，还有互联网商业模式的革命性影响及传统企业的能力缺口和转型突围方向。我欣赏施炜老师对中国企业的长期专业观察和思考，赞同其主张的基本观点，并基于自己的企业管理实践和研究心得，做些补充。 施炜老师认为，正如河床才是水流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企业文化是企业顶层设计及经营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内核，而每个企业的文化价值体系需要与全社会企业文化平台相契合和对接。外部的价值观及文化差异，必然会引发、催生企业内部的文化冲突，妨碍企业内部的合作与协同，消解企业组织的整体力量。企业文化构建时，首先，需考虑企业文化的普遍性，其次，考虑企业文化的特殊性。现在的问题是，当前社会正处于一种价值躁动和混乱的时期，全社会企业文化共识的形成还有待时日，企业转型叠加社会转型，会使得文化塑造和战略转型更加困难。但我更愿意在此强调的是也存在着有利的一面，如果企业有鲜明的个性主张和定力，可以做到更有效的区隔和筛选，形成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企业共同体的力量会更强大，转型的动力也会更强劲。 施炜老师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双重价值，我很认同。一方面，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等传统文化确实可以提供比一般管理理念、方法、技术层次更高的思想资源、原则指导和方法论，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个人道德修养、修炼、提升的方向和准则，但另一方面，这些传统价值又是在传统中国的专制皇权和宗法制度下孕育出来的，其精神实质与现代社会和企业的规则与伦理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甚至对立。考虑到中国古典思想的模糊与歧义，在管理实践中确需慎重行事。如何协调中国理念与西方标准，既安顿内心又管好企业，不流于形式也不耽于空谈，确实是值得探讨与实践的课题。 “中国制造”是中国企业的名片，是中国经济的基石与主体，成功转型与否影响着中国的未来，承载着国人的期盼和重托。诚如本书所分析的，“中国制造”面临的不利因素包括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整体下滑、人口红利的丧失、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环境代价与资源消耗、金融结构的限制、人民币汇率的两难处境、主导产业的乏力、技术基础的薄弱、社会治理有待改善等，简直是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在此我想提醒的是，以上挑战确实存在，甚至可能恶化，但是，这些只能说明“中国制造”已到了战略转型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得不转；而且，更重要的是，和30年前不同，当前的转型具有更加有利的条件，包括依然广阔的国际国内市场、卓有成效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经验、更为成熟的企业家队伍、仍然充沛且更具训练的劳动力供给、更受信任的产品形象和品牌等等。确实有些企业家信心不足、临阵退缩了，但更多的仍在努力坚守，新的一代创业热潮正在兴起，正在建构“中国制造”的未来。请大家记住，不景气的环境反而是好公司的机会。 向哪里转？如何转？本书给出了向哪里转的五条指引，包括从规模目标转向价值目标、从策略性优势转向体系性优势和结构性优势、从被动生存转向主动适应、从“个人型”企业转向“共同体”企业、从财富组织转向社会组织。至于如何转，作者从共性方面也给出了五条建议，包括保持财务稳健、做减法、快速积累能力、把握“逆周期”成长的机遇、打造战略性成长的基础。这些指引和建议的确是真知灼见，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启发。对此我想强调三点：一是不要为转型而转型，要循序渐进地持续变革，尽量不要破釜沉舟，不要丢掉当前的市场和产品，始终要保证足够的业绩增长，只有存活才能成长；二是可以尝试双业务模式，维持现有业务的稳健经营，同时布局新业务，驾驭长期发展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三是重视并建立多方位的信任关系，包括投资者的信任、员工的信任、客户的信任和社会的信任，这在利益重构的转型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战略不是基于同行的竞争，而是基于顾客价值的创造，基于对未来的判断，基于对变化的认识和准备，而这些基于变化和未来的判断就是战略逻辑能力的体现。这本书会给予大家很好的帮助。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一定能在这个巨变的时代里蜕变成长，不负这个时代的机遇和托付。 陈春花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6年4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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