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离期货市场只有一步之遥

宋朝，离期货市场只有一步之遥

吴钩

宋人蔡襄的《荔枝谱》提到北宋莆田的荔枝贸易盛况：“（荔枝）初着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浮、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完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万个亿，而今人得饫食者盖鲜矣，以计断林鬻之也”。

这段文字其实记录了一种在当时而言可谓非常先进的商业形式：远期合同。在荔枝刚刚开花的时候，水果商就先跟荔枝种植户订立了购买合约（立券），并预付定金，订购某一片林场出产的全部荔枝（断林鬻之），不管产量多少、质量如何，均由他包买。等到荔枝成熟时节，商人再来收货，然后从水陆两路运往京师、西夏、日本、大食等地。由于荔枝被商人成片成片预订，以至莆田虽然盛产荔枝，但当地人都很少吃到。水果商与种植户签订的合约，相当接近于今日的所谓“远期合同”。

这种签订“远期合同”并预付定金的交易方式，在宋代相必是挺常见的，以致南宋有位官员认为，“世间交易，未有不前期借钱，以为定者。”北宋时四川的茶叶业，商人与茶园也是习惯于先签订“远期合同”，预付定金，来年再来取货：“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乘时高下，相度货卖。”（吕陶《净德集》）

“远期合同”订立后，双方均不得单方面改变交易的价格与数量。南宋淳熙年间，有一个贩米的客商跟平江常熟县的大户张五三签订了一份籴米的“远期合同”（立券籴米），价钱已定，写进了合约，但张五三后来又提出，每斗米的收购价要提高二十文。客商坚决不同意。张五三便毁约，并私吞了客商的定金。客商“抑郁不得伸，但举手加额告天而已”。不久常熟县发生了一场龙卷风，将“张氏仓廪帑库，所贮钱米万计，扫荡无一存”（《夷坚志补》卷七）。真是报应不爽。当然，发生了违约之事，也可以诉至官府，通过司法渠道解决。

宋代手工业中也有类似“远期合同”的交易。《夷坚志》中还有个故事，说的是：“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贷祟仁、乐安、全溪诸绩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侩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这个陈泰，是贩布的大商人，他每年都先向祟仁、乐安、全溪等地的纺织户预付订金，预订布匹。陈泰还雇佣了好几个“驵侩”（中介），来负责放钱收布。等到六月份，陈泰才到各“驵侩”家中取布。其中有一个名为曾小六的“驵侩”，“初用渠（陈泰）钱五百千，为作屋停货，今积布至数千匹”。这里的交易过程更加复杂：包买商陈泰应该是与各位“驵侩”订立“远期合同”的，并且给了预付款；然后，“驵侩”再用陈泰的预付款，跟各个纺织户订立“远期合同”。

设想一下：如果这些“远期合同”的格式标准化，实现“认券不认人”，并且可以自由交易，那么，所谓的期货市场就诞生了。

——这只是一个有趣的想象。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确信的，这些签订远期合同的商人，基本上都是“包买商”。包买商曾经在欧洲社会的近代前夕广泛兴起，成为推动欧洲工商业走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动力。在宋代，福建的水果业、岭南的矿冶业、四川的茶业、江西的布业与江浙的丝织布，也开始出现了包买商的角色，意味着商业资本正在向产业资本转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曙光已经在宋朝的地平线上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