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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商业领袖的关键词：应变 本文首发于《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0月27日 C2版。
2009年或将是经济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年，年初时的经济形势如黑云压城，现在似乎云开雾散了。一年之中，G20的全球峰会，各国总理的办公会，各公司的董事会，还有普通家庭的悄悄话，都离不开一个主题：危机和应变。
讨论危机是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应变是决策，善变者胜出，惧变者淘汰。最残酷的还是美国华尔街，雷曼兄弟等公司惨遭淘汰，高盛、大摩等公司成功转型，一场腥风血雨在华尔街悄然落幕，如今不少人开始怀疑金融海啸的“百年一遇”是真的吗？往事如烟，痛定思痛，无论是在全球、国家、企业，还是家庭，决策的最大挑战就是应变，而领导力作为现代管理学的一个理论分支，研究的主题就是领导者的价值判断与应变能力。
领导者的应变能力在商海风云中决定企业的成败，这是无数案例所证明的事实。理解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要理解企业和企业家的分离，因为企业的成败不等于企业家的成败，企业的目标不等于企业家的目标。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假设了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把企业组织定义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这是企业管理理论的误区之一。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前提忽视了企业家的个性，忽视了企业家和资本家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而领导力的理论研究，首先是承认企业在不同的阶段中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其次是承认企业家在不同的企业中有不同的决策应变。所以企业所经营的产品，技术和商业模式可能相同，但是在企业的特定发展阶段和经营环境中，差异化经营的关键是企业家的应变能力和价值取向。
一年一度的商业领袖奖评选，像影视明星的奥斯卡颁奖一样吸引观众，谈笑之中，却是在挑战中国的传统商业文化。中国商道讲究的是“藏而不露”，如孔子曰：君子深藏若虚。这里所谓“君子”讲的是商人，在商业史上，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富不过三代，商不留青史。在我看来，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商道只承认“东家”之商，不承认“掌柜”之业，换句话说，就是不承认企业和企业家的独立人格。利润是资本的人格化，体现为东家的商业传承，而企业的价值却不完全等于资本和利润，所以有了股票市场，让股票的价值和企业的价值在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中貌合神离，呼风唤雨。在股票市场中，价值投资更多关注的是管理团队和交易价值，因为股票市场不是在交易过去，而是在交易预期，企业家的应变能力则体现为：在预期中经营预期，在交易中创造交易。
历次商业领袖奖评选的标准都必然包含企业的社会责任，然而最大的误区之一是把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混为一谈。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两个层次：首先是依法纳税和创造就业；其次是保护环境并回馈社区。企业来到世间，从一开始就要与人发生冲突，所以企业的“企”字拆开读为“人+止”，人到此为止！但企业家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群体，是一个有独立性的社会职业，所以他们必须要弥补企业制度非人性的缺失，这就有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与企业责任不同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一是基业长青，其二是利益平衡。基业长青就是要想方设法让企业活下去，“活着”是硬道理，因为“活着”才能使企业不断地依法纳税，创造就业，回馈社区。利益平衡就是要克制资本的逐利本性，用企业的人性约束资本的反人性，用企业的长期成长来约束资本的急功近利，使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兼顾企业的社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社会价值的人格化。
2009年即将过去，蓦然回首，应该由衷地感谢这一场呼啸而来的金融危机。危机让我们重新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取向，而在应对危机的决策之中，我们看到了商业领袖的经济智慧和应变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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