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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红魔” 比利时队无缘欧洲杯四强，没能创造新纪录。但比利时另有一项难以被别人打破的世界纪录：“全国政府难产时间世界最长”。那是 2010 年到 2011 年，由于说荷兰语的弗兰德斯地区和说法语的瓦隆地区陷入政治僵局，比利时联邦连续 541 天无法形成新政府。
弗兰德斯地区分离主义政党近些年所获支持不断增加，成为国内难以被忽略的政治势力。弗兰德斯独立的主张，在倡导政治一体化的 “欧洲首都” 布鲁塞尔成了不大不小的 “笑话”。笔者在弗兰德斯地区生活时，发现当地以比利时国王为主题的明信片明显少于布鲁塞尔。当地友人提示：“国王连荷兰语都不说，俺才不喜欢他！”
这不，比利时队 1:3 输给威尔士队，方家就把原因归结在队内球员有的来自弗兰德斯、有的来自瓦隆，言语不和，怎能不输？ 真是如此吗？这些人什么时候结下的仇？
其实，故事也就不到 200 年的历史。自 1830 年从荷兰独立开始，比利时就形成了南北两个语言区。当时，南部瓦隆地区是西欧工业化最发达的地方，瓦隆人操着整个欧洲上流社会喜欢使用的法语；而北部弗兰德斯地区是农业区，长期受到南部在经济、政治上的 “欺负”，形成一种充满屈辱感的群体记忆和倾向于独立的 “弗兰德斯运动”。 风水轮流转，20 世纪下半叶，弗兰德斯地区迅速发展，而瓦隆区却因传统重工业转型而没落。经济地位反转影响政治，比利时 1962 年敲定了国内的 “语言边界”，1993 年建立了相互独立的弗兰德斯议会、瓦隆议会和双语的布鲁塞尔议会，各自发展社会政策和国际关系。
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当年的 “小媳妇” 熬成婆，那些受屈辱的集体记忆会导致她大肆 “报复” 吗？
社会心理学认为，集体记忆的确能规范一个族群、乃至一个国家的行为。比如，德国面对 “是否加入阿富汗战争” 时表现得扭扭捏捏，就是由于对二战中大挥屠刀的集体记忆有所忌惮；而以色列之所以保持着一种时时警惕的 “受困心态”，也来自二战中遭遇屠杀的集体记忆。人们凭借这些集体记忆，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行为规范。尤其是，那些关于本族群在历史上遭遇的屈辱和伤害的记忆，往往几代人都无法消解，对塑造社会信仰有着关键作用。
不过，集体记忆也是个动态概念。每代人面临的时代背景不同，对历史的理解也不一样。例如，读殖民史，欧洲的年轻一代会觉得那是不道德的残酷行为，但爷爷辈却用一种家长心态对待以往的殖民地，而这两代人之间的 “爸爸辈” 的观点则会相对均衡。对历史的理解、态度和价值判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人们对于集体记忆往往表现出 “功能主义” 的特点：当一种记忆能够为现代所用，它就会继续；反之，集体记忆也会由于和现实的相关性不强而消散。
聊回比利时。在经过了上百年以后，弗兰德斯人遭受屈辱的集体记忆是否还存在？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比利时鲁汶大学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学者做了一次网络问卷调查，评估了集体记忆对 2802 名受访者的影响。研究者比较了三组不同代际的比利时人，每代人相差 8 到 16 岁。第一组是在 1920 年至 1957 年出生的比利时人，这个年龄组中，最年轻的人也在弗兰德斯地区政治地位翻转、比利时联邦化之前就记事了；第二组在 1958 年至 1982 年出生，他们经历了比利时联邦化的磨合时期；第三组是 1983 年之后出生的比利时人，他们小时候的记忆就完全是联邦政府的时代。
结果显示：在老一代弗兰德斯人心中，屈辱的集体记忆相对明确；而最年轻的一代人，成长在弗兰德斯地区迅速发展的时代，距离那种集体记忆比较遥远。 相比老一代，弗兰德斯年轻人对于屈辱的集体记忆已经开始淡忘，他们对于比利时族群冲突的细节理解不那么清晰。就集体身份认同而言，年轻一代对比利时国家的认同感在加强——虽然他们并没有特别希望弗兰德斯和瓦隆两个地区减少各自为政、实现国家一体化，但他们整体上也不希望看到激进分离主义盛行。另外，年轻人更少支持分离主义政党，更不希望看到比利时的命运在两个族群的直接对抗中决定。
因此，研究者指出，认为比利时会分裂的人想多了：新一代弗兰德斯年轻人中，支持分裂的越来越少，比利时的政治困局会因为集体记忆的淡化而慢慢得到解决。 看来，“欧洲红魔” 在总结输球教训时，只能找找自身原因了。话说回来，对于欧洲的球员、或多数比利时人来说，语言本就从来没有成为相互沟通中最大的问题。
推而广之，学者们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代际的人们，会因各自心中集体记忆的不同而对全球化产生不同的态度。基于过去的记忆，老一代视全球化为 “危险品”；年轻一代则理所当然的享用全球化的开放和趣味。中国也是一个有着明确集体记忆的社会，这些集体记忆有没有因为时代而变迁？这同样是个值得玩味的话题。 打赏支持政见运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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