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丕与曹植，生前在继承大业上发生了争夺，到他们撒手西去之后，天下仍然不太平，在他们诗文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历代文人中也发生了争论，并且这场争论哓哓不休地持续了一千几百年，至今仍未完全平息。
他们生前的夺嫡之争与身后的诗文优劣之争的发生，并不令人感到诧异，可以说是形势使然，命也运也。他们既然同为魏武嫡出之子，又各具才智，就难免在承嗣问题上形成争夺的局面；而他们既然同为当时文坛的核心，又同在文学上各有建树，也就难免使后人在评价上产生优劣高低之争。这就如同后人对司马迁与班固在史才上，李白与杜甫在诗才上产生优劣之争一样，可以说是势所必然的。
与曹丕、曹植同时代的人，对曹植的文才是推崇备至的。邯郸淳“叹植之材，谓之‘天人’”，丁廙称他“博学渊识，文章绝伦”，杨修则将他的作品视为“仲尼日月，无得逾焉”，《世说新语》也记载道：“曹子建七岁成章，世目如绣虎。”以彩线绣成的老虎来譬喻他诗才的瑰丽雄奇。曹植对自己的文才也很自负。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历数建安诸子，然后评论道：“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又讥嘲其中陈琳规拟司马相如所作的辞赋是“画虎不成，反为狗也”，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情，溢于言表。与他不同的是，其兄曹丕《与吴质书》中则对王、徐、应、刘诸子的文章推崇备至，说“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言下之意，当然曹植也“不逮”诸子。
曹丕、曹植死后近三百年，生于齐、梁之际的刘勰率先在《文心雕龙》中对曹丕“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的评价作不平之鸣，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他的主要意思是说：曹丕的帝主之尊掩盖了他的文才，而人们对半生困窘的曹植的同情，给曹植的文才增添了光釆，所以才产生了丕“去植千里”那样不公允的评价。
刘勰的不平之鸣在当时及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中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稍后的钟嵘，在其《诗品》中仍给曹植以无与伦比的地位。他以无比景仰的语气赞叹道：“吁！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并称后来陆机、谢灵运等大文人，都“源出于陈思”。直到唐、宋，房玄龄仍称“独彼陈王，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晋书·文苑传叙》）张戒犹谓：“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岁寒堂诗话》）
到了明、清两代，才有人与刘勰遥相呼应，并且走得比刘勰更远，刘勰还不过是说丕、植各有千秋，不像“旧谈”所说那样相去千里；他们则干脆创议曹植不如曹丕。明代鼓吹此论的是“后七子”首领王世贞。他在《艺苑卮言》中说：“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才太高，辞太华。”清人王夫之则又在这一议论上推波助澜，说曹植在声誉上压倒曹丕靠的完全是骗人的勾当：“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薑斋诗话》）他还在《古体诗评选》中将曹丕尊为“诗圣”，讥曹植诗为“蠹桃苦李”，可谓竭尽扬此抑彼之能事。
可是二王的论调，终明清两代，终究是“曲高和寡”，绝大多数诗论家还是将曹植与杜甫并列，或将他与李、杜鼎足而三，并不理会二王的高见卓识，或干脆对他们进行反驳，如许学夷《诗源辨体》反驳王世贞道：“子桓……《杂诗》而外，去弟实远。谓子建实逊父兄，岂为定论！”王闿运《湘绮楼说诗》更是对王夫之不无讥讽地议论道：“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诗境不能高也，不离乎空灵妙寂而已。”
二王的论调，虽然在抑扬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其中颇有相通之处，即都是将曹植诗的华赡整饰视为缺陷，而将曹丕的质朴看成优点。王世贞是站在标榜“本色”的立场上这样看的；王夫之则干脆将一切使人喜闻乐见的艺术技巧都视为诱使读者上当受骗的诈术，一笔勾销，可以说是极端的反技巧派。
现代也有与二王一脉相承的议论，郭沫若《论曹植》一文即是如此。这篇文章除去对曹植品行方面的抨击之外，对他诗赋的攻讦主要是说“抒情化、民俗化的过程在他手里又开始逆流”，“由于他的好摹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等等；而对曹丕的褒奖则是“他的诗辞始终是守着民俗化的路线”。撇开词语的现代色彩，此论实质上与二王之说如出一辄，只是将“本色”易作“民俗化”，将“铺排整饰”视为“开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而已。
笔者之管见，认为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在由民歌上升为诗人创作时，在艺术技巧上总是有一个发展提高的过程的。那些艺术技巧，只要不是用来掩饰内容上的贫乏的，无论多么精深都是应当肯定的。曹植在诗歌创作技巧上的创造发展，开创了建安一代诗风，大大推动了中国诗歌艺术的演进提高，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至于六朝骈俪文字在内容上的贫弱，曹植是难任其咎的。如果我们诗人为了追求“本色”或“民俗化”而摒弃其他艺术上的追求，那就至多只能停留在汉乐府的阶段，不会有建安诗，也不会有唐诗，那就真是只能落得个“人不乐从”的萧条境地了。至于曹丕的诗歌，虽然有清绮雅秀的特色而在建安诗人中也卓然自成一家，但与开创了建安一代诗风的曹植的成就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这一番议论虽然不如翻案文章般新奇诡异，耸人听闻，但笔者相信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试看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无论是贝多芬、毕加索，还是曹雪芹、贝聿铭，哪一个不是在艺术技巧上有所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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