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历史的偶然与巧合，而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成长历程。它经过了一代代艺术家的改革与创新，多个声腔剧种的不断演变和融合，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并最终落户北京。 花雅之争 明代中期开始，昆曲一直在戏曲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昆曲曲调缠绵婉转，曲辞清新淡雅，深受宫廷、官场及上层人士的喜爱，被士大夫赋予“雅部”的美称。但是，昆曲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例如，它的声腔格式比较固定僵化，曲辞过于细腻雕琢，新创作的剧目日趋匾乏。因此，昆曲逐渐失去了对大众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一批地方戏曲声腔开始成长起来，如京腔、秦腔等。它们以火爆热闹的表演、通俗易懂的曲辞、引人人胜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大批观众尽管当时王公大臣和文人士大夫视之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野调俗曲”“乱弹”，将它们统统归为“花杂不纯、非正声”的“花部”，但是依然未能阻挡住这些声腔迅猛发展的势头。这种现象逐渐从乡村蔓延到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成了“花雅之争”的局面。在当时的北京，对昆曲冲击最大的戏曲声腔有京腔、秦腔、弋阳腔（高腔）等。经过不断的博弈，有些声腔相互融合，有些逐步消亡。 徽班进京与京剧诞生 众多戏曲声腔的竞争与博弈，一直延续到1790年（清乾降五十五年）。这一年，“徽班进京”打破了这种长期僵持的局面。为了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朝廷大臣征集安徽省较有名气的三庆班入朝。三庆班为“徽班”之一，入宫祝寿完毕后，在京城各戏馆继续演出，掀起了一股“徽班热”。徽班以其剧目丰富、曲辞通俗、腔调多样的特点，吸引了各阶层的观众。名噪京城的秦腔一时间显得黯然失色，早已走向穷途的昆曲、京腔更是不能望其项背，庆徽班在京城的成功，吸引了其他徽班陆续来京。不久，“三庆”“四喜”“和春”和“春台”四大徽班成为京城剧坛的盟主。至此，花雅之争以花部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后来，徽班借鉴秦腔和汉调的剧目、唱腔以及表演技巧，吸纳了许多汉调名人。湖北古时属楚，汉调因而也称为“楚调”。早在徽班进京以前，就有湖北汉调艺人在京城演出。汉调声腔以较为灵活的西皮、二黄为主一汉调名人到京后，他们没有自立门户，而是加入到徽班当中，与徽班演员同台演出。徽班融合汉调精华，同时，吸收昆腔、京腔的艺术营养，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完善原有艺术特色，形成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剧种——京剧。 京剧的诞生，一大批艺人功不可没，其中作用最大的当属程长庚、余三胜与张二奎。这三位艺人，都是清朝道光年间京城著名的徽班领衔老生。他们确立了京剧的独立地位，被后人尊称为老生“前三鼎甲”。 徽班进京 逐步成熟的国剧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京剧渐渐走向成熟，迎来了京剧艺术的第一个高峰。那时，出现了一大批技艺超群的演员这些演员包括老生“后三鼎甲”——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以及与谭鑫培并称为“梨园汤武”的王瑶卿等。当时，京剧戏班经常进宫演出，受到宫廷贵族的偏爱，这促进了京剧的发展，京剧表演艺术日趋规范，剧本文学水平不断提高，行头装饰更为精致。光绪年间画师沈容圃所画《同光十三绝》，很好地表现了这一时期京剧名家荟萃、人才辈出的情景。 经过一百多年的孕育、形成和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京剧艺术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性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京剧表演艺术日臻完善，剧目创作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名伶辈出，流派纷呈，出现了“三大贤”—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前后“四大须生”等，以及由他们所开创的诸多京剧流派。京剧艺术进人鼎盛时期。 伴随着京剧艺术的不断发展，京剧戏班开始向京外流动演出，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天津、河北、山东，以及安徽、湖北和东北三省，曾是京剧最早流行的区域。1867年(清同治六年)，一些知名京剧演员陆续南下，将京剧传到上海。京剧进入上海以后，又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上海成为与北京并立的另一个京剧中心，京剧界也就有了“京派”“海派”的区别。到20世纪初，南到福建、广东，东至江苏、浙江，北抵黑龙江，西至云南，都有京剧演出。 1919年，京剧名家梅兰芳率剧团赴日本演出，京剧艺术开始向海外传播。随着京剧艺术的广为传播，国际上公认京剧为中国的国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剧得到长足发展。京剧剧目更为丰富，表演艺术家人才辈出，剧团越来越多，观众群体广泛。京剧影响力高居戏曲艺术前列，成为我国当之无愧的国粹艺术。 文章出自《学得会的京剧》余桂元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