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山村落史话----衙门口

衙门口的衙门始于何时

　　在石景山区的村落中，能与古代衙门扯上关系的只有衙门口村。衙门口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似乎没有争议。但衙门口村的历史究竟有多古老，则语焉不详了。历史上衙门口村可能有过多个名字，因年代久远，有的名字没有留下来，已不可考，有的是因时过境迁，村落的名称是否确切，也需要考证。衙门口村的得名，按《石景山区地名志》的说法；“该村清代设宛平县第一衙署，掌管方圆十里乡村的民政、纳税、诉讼等衙门事务，遂得名衙门口。”此后，不少作者沿袭此说。但从历代文献中所透露的蛛丝马迹和考古发掘来看，衙门口村的历史不仅可追溯到战国，就连所设衙门的时间也可大大提前。

一、碣石宫

　　清《光绪顺天府志》：“衙门口村，旧有碣石宫近此。”《天府广记》亦记：“宁台之下又有碣石宫，在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因此，有人撰文论证了在今衙门口村北附近一个叫碣石坪的地方，可能就是两千年前燕国的国宾馆――碣石宫所在地。

　　碣石宫作为战国时期燕国燕昭王招募天下贤士的国宾接待处，不设在蓟城，而是设在距蓟城数十里的地方，这与战国时周王室式微、权力削弱、天下共主的身份进一步淡化有关，使得中央政府与诸侯国之间形成了虽有盟约关系，但又处于相对宽松的“礼崩乐坏”的现实环境下。国家林立，竞争激烈，各国都注重发现人才，拼抢人力资源的氛围有关。当时社会思想的民主气氛，人才自由流动的风气；不是死抱自己国家为己任，而是形成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专制之天下”的民主政治理念，为了自己的理想，成就一番远大抱负的事业去找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以及合则留，不合则走，“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的江湖习惯有关。一个人在这个国家是臭狗屎，不让人待见；而到了另一个国家没准就是块香饽饽，就能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能不能发挥个人的才华，与国君是否善于用人、有没有当霸主的雄心大志很有关系。

　　碣石宫设在这里，体现出燕昭王对人才的渴望，实现复国大计的焦虑心情。古人把迎送客人的远近视为对客人重视与否的程度，送人送出几十里是常有的事。过去送尊贵的客人，一早起从城里一直送到卢沟桥，正好天黑，住上一宿，天蒙蒙亮，看明月还高挂枝头，因此以后才有了“卢沟晓月”的意境，早起送别，以示隆重。相比较起来，到衙门口这个地方设国宾馆，并不遥远。古人设国宾馆也不是随便设的，他们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经过了考量的。从各国来投奔燕国的人才，有很多是落魄的人，已经蓬头垢面的了，也有的经过了长途跋涉，历经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经过了必要的休整、歇息、心理适应，第二天早晨在国宾馆官员的陪同下，启程到城里去，两者之间的距离是很合适的。

　　至于衙门口，这里正处于在战国时开辟的太行山南路的要道上，也正是从中原各地到燕国来的必由之路。所以我认为两千年前燕国的碣石宫很可能就是设在这里。只是这个国宾馆是不可能建在荒无人烟的原野上的，碣石宫的选址会建在了一个八方通衢的交通交汇的地方，它的附近就有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村落，一切供应也方便。让远方来投奔燕国，想成就一番大业的人，第一感觉就是燕国是一个国力强盛、物产丰富的礼仪之邦，是很必要的。

　　战国时燕国的农业已经非常发达了，铁制的农具使用十分普遍，已经由主要使用人力的“耦耕”被牛耕替代了。战汉时代的衙门口村落濒临永定河，千百年来河水的冲击，给这片地方留下了非常肥沃的土地，燕国的蓟城在战国的晚期一跃成为“天下名都”也成为了南北商品交易的中心，而衙门口偏于燕国的南部，远离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周围又是水美土肥的农业区，使它成为了一个安全、稳定、繁华的村镇，成为了燕国晚期南北交往的重要所在，是否那时官方在此就已经设立了具有征税、治安、管理功能的机构呢？目前还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燕国灭亡后，秦汉以降，燕赵之地已然成为统一国家的北方重镇。秦设蓟县，治蓟城，西汉建燕国，封燕王，两汉的几代燕王都以隆重的诸侯待遇葬在衙门口的附近，统治者对在此为建造陵墓选址，绝非偶然。公元2000年发掘的老山汉墓是西汉至东汉时期一个巨大的诸侯王墓群，其时间的跨度在两汉之交。墓群的建设可能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些墓群的建设与衙门口村有密切的关系，衙门口村因诸侯王墓群的建设而兴盛、扩大，也不排除衙门口村在战国时已被秦国毁了，但因老山汉墓群的建设，衙门口村得到了重生，来了一批新的村民。

　　拙文《永定河故道上的汉代古井》、《衙门口出土的汉代钱币窖藏》以及《衙门口出土的汉代陶器作坊》等，都是从考古的角度来揭示出汉代时在衙门口的确是有大型的村落存在。我在多年的工作中，有幸在衙门口村北出土了近万枚的两汉钱币窖藏；在衙门口村北五次出土了陶窑作坊，出土有成批的、未使用过的汉代陶器。从以上种种迹象来说，汉代时衙门口村这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大的村落存在。只是文献没有留下什么记载罢了，因此还不知道它的村名。

二、安祖寨

　　七百年过去了，历史并没有给我们展现出什么有价值的资料，成为了一段空白期。到了宋代，在史书中出现了一个叫“安祖寨”的地名。这个地名最早是在元代修《宋书·宋琪传》中提到的“讨伐路途坎坷，可取道太行山麓北进。”“涉涿水（今拒马河）并大房山，抵桑干河，出安祖砦，则东瞰燕城，才及一舍。”“砦”与“寨”同义，指守卫用的栅栏、营垒，可以说安祖寨是一个具有军事性质的村寨，宋人出安祖寨，讨伐辽国是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时的事，事实上宋军经过雍熙三年（986）“雍熙之役”伐辽惨败之后，此后很少再敢轻易提起伐辽时的事，也不可能再次以大规模的军队采取正面大的行动伐辽。从宋琪提出的具体方案来说，宋军的意图是以轻骑骁勇的精锐之师，绕过辽军的正面防线从辽国的后方，沿永定河河谷偷袭安祖寨，得手后，就能“东瞰南京城”，可以说只要得到安祖寨，辽国的大门就会洞开，宋军很快就能兵临城下了。因此，此次的行动只能算是偷袭。而也可说明安祖寨位于辽国京畿腹地，至少应当是辽国在此设的一个重要的营寨，起到了拱卫南京城的需要。

　　关于安祖寨，很多人都论述过，它在一千多年来频繁移动，与永定河河道的变迁大有关系。因此，门学文认为：“辽、金、元时期治理永定河，安祖寨应该有军队驻扎。”安祖寨到明代时还存在，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分成了东西两村，名曰东安祖、西安祖，《宛署杂记》里提到明万历年间“……曰东安庄、曰鲁国、曰八角庄。”东安庄指的就是今天的衙门口村，据村里的老人说他们在儿时还见过三教寺内大钟上铸有“东安庄”三个字。村名是安祖寨……东安佐（安祖）……东安庄，都是指同一个地方。所以说安祖寨从辽代以来一直到明代都是存在的，按现有的行政区划来说，西安祖在今门头沟区的卧龙岗，东安祖则是今衙门口村的原址。

三、衙门的由来

　　最早提到衙门口村的衙门，是关续文先生，他认为衙门口村的衙门早在唐代初年已经设立了，他在《鲁谷出土一对西汉石虎》中说：“唐初，衙门口村为唐武德年间燕郡王罗艺所盘踞，建有北平府大衙门，说到大衙门的职能是屯兵兼管民政之事，衙门的所在地点是村东北隅的台地上。”说得很详细，连衙门所在的地点都有。罗艺本是隋朝的虎贲郎将，他于隋义宁三年（617）占据涿郡，称幽州总管，于唐武德元年（618）降唐到唐贞观元年（627）叛唐，被其左右所杀，罗艺实际管理了幽州约有9年，因为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佐证，我不能对关先生所说的提出其他的看法。

　　张明华、樊风鸣在《石景山文史·东部传辑》中撰文说：“村中老人在村史资料中写道：‘在元末北京还叫大都，现在衙门口村上街北头有一个很大的衙门，衙门坐北朝南……是个长方形的大院落，南墙上有两个大门，靠西侧的只进人，不出人，经常锁着，靠东侧大门经常有人出入，常开着，衙门东南角南墙上有一旁门，衙门的正门外有泊案台，台有一丈宽，数丈长，台上等距离有国槐数棵。’”从他们画的草图来看，这个衙门是一个四合院，坐北朝南，正面有东西两个大门，东南角有一角门，院墙有两三丈高。又，古稀老人翟士峰讲：“他祖上是明朝初年迁来此地，当时此地就有一个很大的衙门，衙门的门口外西侧有一大泊案台，台很宽大，经常有人在台上休息。”这二段话说的基本相同，都是说衙门是元代时就有了，在衙门的外头有一个大的泊案台。这个泊案台是干什么用的呢？一个说台上植树，一个说经常有人在台上休息，意思倒也差不多，台上有树，给人提供了休息的便利，只是我觉得衙门是不可能在它的外面建一个供大家休息的台子吧。既不安全，也不成体统，丧失了衙门的威严。因此，这个大台子如果的确存在过的话，那么有可能它要早于衙门就有了，泊案台是干什么用的，我说不好，但总之它可能是一个公共的设施，可能是与永定河有关，可多从“泊”字上考虑。

四、上林苑林衡署

　　如按《石景山区地名志》所说，衙门口村是因清代在该村设有宛平县第一衙署，该村才得的名。那么，村名不过才二百年的历史。我们从村里留下的衙门老照片来看，其衙门正堂的建筑风格的确是清代的风格。那么村里老人的回忆又当作何解释呢？

　　如果说唐代衙门口村就有北平府大衙门这么个机构，一千多年了，我们也无从考证，而说明代以前就有一个衙门，分析起来，如果元代在此有衙门的话，很可能与治水有关，但也没有更多的证据，那么，在明代呢？

　　明代在北京设立上林苑，可以追溯到永乐五年（1407），在《天府广记》和《宸垣识略》中都有记载，提到“设有58营，号称72连营”可见其规模之大。《明史·职官三》也记载有：“上林苑是永乐五年始设，初设有良牧、蕃育、嘉蔬、林衡、川衡、冰鉴、典察，左右前后十属署，宣德十年（1435年）才定为四署。上林苑监设左右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一人，左右监丞各一人，其署典簿厅典簿一人，良牧、蕃育、林衡、嘉蔬四署，各典署一人，正七品、署丞一人，正八品、录事一人，正九品。”因此上林苑下属的四署，各有一名正七品的官员典署驻署办公，底下还配有正八品的署丞、正九品的录事，是一个完整的中央直属县一级的衙门。

　　但它又不同于普通的县衙，尽管上林苑只是一个掌管为皇宫提供日常副食、菜果、禽肉等后勤保障供应基地的这样一个机构，但它的地位在封建社会是不可小歔的。四个不同职能的衙门分别设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即：蕃育署衙门设在今大兴区采育，专养鸡、鸭、鹅等家禽；嘉蔬署衙门设在今丰台区广安门外菜户营，专门经营蔬菜种植；林衡署设在今石景山区，专门负责果树种植；良牧署的衙门设在今顺义区衙门村，专门司牧放牛、羊等牲畜。

　　尹均科先生在《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中说：“林衡署位于衙门口。”而明代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记有：“鲁姑村、东安祖、商营、中营、下营、林衡署。”这样明显存在着一个矛盾，明代人记载了这个地方有鲁谷、东安祖、上营、中营、下营、林衡署6个地名或6个村名，应该是不会错的。这6个地名中，按今天的地名来衡量，鲁姑（谷）是鲁谷村、东安祖是衙门口村，上营、中营、下营是不是村，不好说，极有可能是明朝三个驻军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军屯放弃后军人家属在此繁衍成的村落，而林衡署是明代上林苑下属一个机构的名字，根本就不是村名，张爵把这6个不同属性的名字以排比方式并列，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或产生疑义，因为如果把它们都一律视为村落的话，鲁姑、东安祖可以称村；上营、中营、下营也勉强可称村；只有林衡署这么看都不是村落的地名。清《燕山纪游》：“……东南行至林衡署，有古松数百株，参差平野间，其地盖先朝果园也。”因此有人考证林衡署应当在今石景山之南。

　　我是这样看的，林衡署与林衡署衙门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林衡署的果园和苗圃并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选在本区内一切最适宜种植某种蔬果的地方，我想，林衡署是有这个特权的。近来，有人考证今苹果园地区、高井村，也是明代林衡署所管辖的果园。而林衡署的衙门极有可能就在衙门口村，这是因为衙门口村历来是京城西部一个重要的地方，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不管有没有衙门，起码它是管理四乡八邻村落的一个行政村。而如果林衡署真的在此设衙门，那作为一级的地方县衙……宛平县还真无权管它，林衡署衙直通上面，说不好听的，兴许地方上有什么事还需林衡署来罩着呢。像这样一个中央一级的部门，一般的书是不敢直书的，只能点到为止。老百姓就更不知道就里了。尽管如此，我们从村里人点滴的回忆也能看出其中的不寻常的地方，村里人说：“衙门公务繁忙，很多人到此衙门诉讼，这不奇怪，既是衙门，日常办公，尽管是管林木蔬果的，但也不可避免会与地方发生冲突。但为什么还会有人不远千里从山西、河南来这里办案呢？元明的山西、河南都与北京没有直接的关系，不会是像现今盛行的对贪官采取异地办案的方式吧。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林衡署的事务或其势力范围远不止是在石景山这一小块地方，很可能它在山西、河南也都有自己的地盘，所以才会有人要从这些地方来办事。

　　衙门口的衙门到了明代就续不上了，清代时，上林苑已经取消了，自然我们只能从清代的宛平县第一衙门说起了。如衙门口村的确是一个自战汉以来就出现的古村，它又临近于永定河故道上，其村落的延续应该是村下有村，村中有井，井下有井，村旁有墓，墓下有墓这样一个传承有序，时代感很强的，文化很深厚的古村。今天衙门口面临着全面拆迁，衙门口村的历史真相也许会大白于天下了。

图：幸福老货

本文作者：陈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