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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出租车“限牌”呼声涨

 seed1178 2016-07-08

    在台湾打的非常方便,即使在人流量最密集的台北市,上下班高峰期拦出租车(台湾称“计程车”),通常几分钟就可等到车,加上司机待人热情,不欺生绕路,所以在台湾打的是不错的体验。

  但是司机们的体验,却不像乘客轻松。街上过多的空车,导致他们拉客趟数减少,收入减少,因而增加工作时间,造成疲劳驾驶。

  两种角色体验的迥异,背后是台湾出租车行业真实的运营状况。在经历了放任市场调节之后,业界正呼吁公权力伸出“有形之手”,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总量管制。

  9月2日,台“立法委员”丁守中召开了出租车总量管制公听会,现场无论是代表资方的车行,还是代表劳方的司机,一致同意减发牌照。

  这不禁令我们好奇:这个市场怎么会欢迎曾深恶痛绝的那双“有形之手”?

  松绑管制,阔步迈向市场

  台北出租车司机刘先生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出租车由小汽车取代了三轮车。车行(汽车销售公司)从主管部门取得出租车牌配额,司机向车行购买或租赁出租车,除了交给车行10万元(新台币,下同)牌照使用费之外,每个月还要交给车行将近2000元管理费。

  随着人口和道路数量的增加,出租车牌配额制日益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台湾道路协会常务理事陈世圯称,牌照短缺带来了很多劳资纠纷,司机觉得被车行严重剥削,纷纷要求开放个人申请车牌。十多年前,台湾开放出租车合作社,司机可把车牌挂靠在合作社下面,不必交10万元牌照使用费,每月上交的管理费也降到了几百元。

  同时,驾驶出租车六年,基本无违章记录者,车牌无需挂靠车行或合作社下面,属于个人车牌,每月管理费也免了。要申领牌照的话,先考驾驶证,再通过出租车执业登记考试,即可领到牌照,除了一点工本费外,牌照完全免费。车牌的容易取得,提高了民众开出租车的积极性,1998年台湾出租车数量达到最高峰,总计11万多辆。

  此后在少子化的影响下,台湾人口增长缓慢,以及都会区捷运(大陆称“地铁”)系统的四通八达,出租车市场开始萎缩。台北市公共运输发展协会洪钧泽秘书长表示,多年来关于要不要管制车牌,有过多次争论,但每次结果都是不断地解除管制,主管部门干预机制几乎没有,任凭市场自行调节。

  空车率高,收入节节下降

  由于乘客人数减少,台湾实际运营的出租车正逐年减少。据台湾 “交通部”统计,从1998年到2010年,实际运营的出租车数量年均减少2000多辆,去年降到8.7万辆。市场调节的结果,表明这个行业已无力支撑起原有的就业人群。

  这8.7万辆出租车中,北北基(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占60%,约5万辆,其中台北市约3万辆。台北司机翁世忠说,他每次等红灯时,基本上都有七八辆出租车同时在等这个红灯。台北市人口不到300万,还没厦门市人口多,出租车数量却是厦门的七八倍之多。

  台“交通部常务次长”陈建宇称,国际上合理的出租车空车率在30%至35%之间,台湾空车率却达到百分之六七十,每年因空车行驶带来的油耗损失达到六七十亿元,还不包括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社会成本。

  空车率太高,造成司机收入下降。台“交通部”去年底做了一份调查,发现台湾出租车司机平均每月收入3.7万元,扣除油钱等成本后净赚1.9万元;其中台北市司机收入最高,平均每月收入4.2万元,扣除成本后净赚2.2万元。越往南部,司机收入越低。

  开了几十年出租车的台北司机李德台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一天收入三四千元,现只有2000元左右,一个月净赚3万多元,如果年轻人在台北靠这点收入,是很难维持家庭开销的。

  因为收入减少,司机们上班时间延长,台湾出租车司机平均每月休息3天,上班时间平均每天工作大约10个小时。以平均时薪计算,他们的收入顶多相当于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不到台湾上班族水平的一半。

  提高门槛,增加司机收入

  陈世圯常务理事表示,司机增加收入可以提高车资,也可提高准入门槛,减少人员进入。他介绍,在台湾坐出租车比香港更贵,提高车资不太可行,司机没赚到什么钱,但乘客付出了很高费用。每逢周日,台“立法委员”丁守中就排满了跑基层行程,经常一天跑下来,打的费高达2000多元。

  台湾打的费因地而异,台北1.2公里起跳价70元,越往南部起跳价越高,达到80、85元,一些地方甚至达到100元。起跳价之后,台北市每250米跳5元,南部一些县市每200米跳5元。除了按公里计费,还有按时间计费,车辆停驶时间每累计100秒钟跳5元,有时候你刚上车没走几米,因为堵车了,价格就开始往上跳。

  台湾出租车行业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中老年司机很多,少有年轻人。台湾 “中央警察大学”教授周文生说,出租车行业已经成了失业避风港,许多台湾人无业可就时,就选择了开出租车。这个行业的资金、技术门槛低,只需通过两项考试就能运营,不用求人,许多在职场丧失年龄优势的中年人或者退休人员,选择了这个行业。

  洪钧泽秘书长说,伦敦出租车司机平均要33个月才能取得执照,司机的准入门槛很高,这就能保障司机收入,伦敦出租车司机年收入换算成新台币有300万元,约是台湾的10倍。

  限发牌照,实行牌照有价

  除了提高司机准入门槛,业者也希望提高牌照获得门槛。在9月2日由丁守中牵头召开的出租车总量管制公听会上,现场业界、学界、政界,几乎一致赞成减发牌照。洪钧泽强调,当务之急是要赋予主管机关更大权力,对出租车市场进行干预。

  台湾大学教授张学孔说,台湾出租车数量虽然逐年在减少,但这包含了太多悲惨的故事,市场调节的减速太缓慢,需要公权力介入,尽快把空车率降到合理空间。他说,出租车是公共运输系统,无法用自由经济手段达到优胜劣汰目标,乘客没法货比三家,上车后才知道能否得到优质服务,服务差的司机不会在几个月后,因揽不到客人而失业。

  陈世圯建议实行 “牌照有价”,由当局牵头成立出租车发展基金,由基金按一定金额 (比如20万元)统一回收牌照,再发给需要驾驶的司机,每年向他们收取特许营业费,类似司机分期付款购买牌照。不想继续开出租车的司机,获得了回收牌照的收入。

  洪钧泽则建议不必统一回收牌照,回收那些不想运营的出租车司机的牌照即可,每张给予一定补贴,估计要回收6万张牌照 (有3万张是闲置牌照),相当于减少3万辆出租车,全台出租车减少到5万多辆,才算合理数量。

  不过,出租车司机中老年人偏多,转移出去再就业的难度很大,所以由限发车牌而引发减员问题,风险不小。新北市司机朱良基说,大家经过多少努力,才摆脱政府管制,今后是不是再走回头路?再说,如果一年减少几百张车牌,靠市场调节就可以了,而要一下子大幅减少,标准在哪?凭什么让一些人开、让另一些人不开?

  记者观察

  台湾车牌管理值得大陆借鉴

  虽然历经多年的市场调节,但是台湾出租车供过于求依然严重,为了短期内把运营车辆压缩到合理空间,限发牌照呼声高涨,呼吁政府部门管制。

  然而,“政府”管制向来是很难拿捏的一件事。在大陆许多城市,由于出租车牌严格管制,一张牌照的黑市价屡屡炒到四五十万元人民币以上,车主凭着一张车牌,就可整天跷脚却吃香喝辣,司机日夜跑得要死,一个月赚的钱远没有车主收入多。

  在这些城市,出租车牌越炒越贵,是车身的数倍价格,并且是“永远”的有效期,车辆报废了,牌照继续挂下一辆出租车,“铁打的牌照流水的车”。当初可能几千元买来的一张车牌,如今比一辆几十万元的车更昂贵,车主们或许万万没想到,买牌照居然成了一项超高回报率的投资!

  这方面,台湾经验值得大陆借鉴。台湾出租车司机不仅可免费取得车牌,而且“牌随人走”,司机到龄(现规定68岁)退休了,车牌就得移转给别人。车牌不为一人永远占有,为后来者创造了平等的竞争环境,并避免了司机被车主的严苛盘剥。

  在一个出租车牌成为稀有资源的地方,司机收入中的相当部分就会被车主占有,造成司机收入低,为了不使司机收入更低,政府必然严格控制车牌,这又导致出租车数量远远跟不上民众需求,造成民众打的难,特别在上下班高峰期,等了大半个小时也难见一辆空车。

  所以,政府管制的最大原则,是既要让乘客方便,也要让司机赚钱。管制的最坏结果是司机没赚到钱,乘客搭车不方便,不事劳作的车主们,却坐收滚滚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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