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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人的治学方法，源于《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子思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可以看做是对格物致知的诠释。我们今天大学所教的治学方法多受西方还原论的影响，忽略了中医的整体观念，有时难免机械片面，很难从本质上把握经典著作的思想主脉及本意，以至于在学术上常常误入歧途甚至南辕北辙，许多人甚至一生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比如搞了一辈子中医只知道教科书中“经络”的概念但并不知《黄帝内经》所讲“经络”本意是什么，用了无数次“万人空巷”却因不知道“巷”的本意是什么结果反其意而用之，从小学就读《枫桥夜泊》但并不知道寒山寺原来是建在平地上，读了多少年《凉州词》却从没想过古凉州离黄河到底有多远，摸了一辈子脉却不知什么样的脉是弦脉，搞了一辈子收藏手里却没有几件拿得出手的精品，练了一辈子内家拳但不知如何将推手应用于实战技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在这方面也是走了十几年的弯路，近十余年来才潜心研究古人的治学方法，身体力行，在站桩打坐参禅的同时，静心研读《黄帝内经》等经典白文，并广泛涉猎先秦古籍，以经解经，终日乾乾，以求道精神来学习中医，并验之于临床，取得了以前不敢想象的疗效。至此方知古人所讲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绝非虚语，也深深的体会到了王芗斋先生“体认”二字的深刻含义，下面就将自己在应用古人格物致知治学方法方面的一些体会向各位方家作一汇报。
在1997年的高考语文题中有这样一道对错判断题：“这部精彩的电视剧播出时，几乎是万人空巷，人们在家里守着荧屏，街上显得静悄悄的。”可能许多考生都作出了肯定的判断，不知道全国会有多少考生因为丢失这3分而丧失了进入大学的宝贵机会，其人生轨迹因此发生了逆转。“万人空巷”出自苏轼《八月十七日复登望海楼》诗：“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考生丢分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词典都将“万人空巷”中的“巷”字错误地解释成了街巷。也正是因为这种误导，使得我们在理解《黄帝内经》中的重要论述“中气穴则针游于巷”时，绝大多数针灸书籍都莫名其妙的解释成了针下得气及针感传导的描述，许多人将此作为研究针刺感传的理论依据而去申请课题带研究生搞科研。对于这句话唐代医家杨上善是这样解释的：“以下行针法也。中于肉者，不著分肉之间，不针骨穴之内，皆不游于巷也。巷，谓街巷，空穴之处也。”
明确地说明了其与针感及传导无关。但实际上，“巷”字除指街巷外还指住宅，比如《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道：“家乃负郭穷巷，以獘席为门”。这里的
“负”是指背负，在这里引申为背靠着，“郭”是指城外加筑的一道城墙，“獘席”是很破的席子。陈平早年所住的“巷”是紧靠在城外加筑的城墙边上的一所简陋房屋，门是用很破的席子做的，类似于今天的违章建筑，门外很可能根本没有街巷。在《战国策·秦策·苏秦始将连横》中这样写道：“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文中的“特”是只不过的意思，穷巷等于说陋室。掘门是指抉墙为门。桑户是指以桑木作门扇，棬枢是以弯曲的木条作户枢。文中的门、户和枢指的都是房屋的构成部分，所以这里的“巷”字指的是房屋而不是街巷。可见苏秦当年的境况和陈平早年差不多，住的都是“穷巷”。另外，《论语·雍也》也有这样的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有人将文中的“陋巷”理解为简陋的街巷，并到处去寻找颜回居住过的所谓“陋巷”，大概是想开发旅游景点。我们从《论语》原文中也可以看出，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然后是“在陋巷”。也就是说，“陋巷”是他饮食的处所，而一个读书人是不可能天天在街巷里用餐的。事实上，颜回虽然比较清贫，但还是有田地的，只不过是他住的房子差些，不够豪华而已，所以说“陋巷”也就是“陋室”的意思。在《诗经·郑风·叔于田》里还有这样的描述：“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绝大多数书籍都将“巷”字解释成街巷，真是可笑之极，你见过哪个精神正常的人在胡同里喝酒？所以说“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不仅与针感传导无关，而且将其中的“巷”解释为“街巷”也是错误的。“巷”与“穴”的概念是相同的，其本意指的都是“气”居住的处所，“气穴”也就是“气”
所居之处，也可称之为“气巷”。类似的论述还见于《素问·气穴论》：“三百六十五穴，针之所由行也……气穴之处，游针之居。”《灵枢·胀论》：“不中气穴则气内闭，针不陷肓则气不行。”“肓”本意指的是心下膈上之处，这里泛指穴位所在的空间。所以说“中气穴则针游于巷”实质上也就是“中气穴则针游于穴”。不过从文学角度来看，“中气穴则针游于巷”的语感富于变化，更有韵味，这和“房前屋后，栽花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中国读过书的人大概都知道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不仅人教版、苏教版等小学语文教材均将这首诗收入其中，就连日本小学语文课本中也收录了这首诗，可见其流传之广。各种教材和教学辅导用书基本上都将其中的“江枫渔火”解释成：江边的枫树，渔船上的灯火。枫树是槭树科槭属树种的一部分，为观赏树种，主要用于风景园林中，运河边上不一定栽培，如晋人潘岳在《秋兴赋》中有“庭树槭以洒落，劲风戾而吹帷”的描述。寒山寺位于苏州城西十里的枫桥镇，建于六朝时期的梁代天监年间，初名“妙利普明塔院”。当时铸有一口钟，据说声音异常宏亮，夜深人静时敲起来，连十几里外的苏州城内也能隐约听见，所以说“夜半钟声到客船”是可信的。关于寺庙夜半敲钟，我也曾怀疑过。后查资料才知道宋代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一书中也曾指责过张继：
“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但他的指责得到了后人的纠正。如南宋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写道：“盖公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苕溪渔隐丛话》、《野客丛书》等还引了不少唐代诗人如白居易、王健等人咏苏州夜半钟的诗句。枫桥的始建年代已无法考证，现存枫桥重建于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明代高启曾有诗云“画桥三百映江城，诗里枫桥独有名”。唐代有无枫桥已无可稽考，有人说是明代所建。然而去过寒山寺的人都知道寺并不是建在山上，而是建在运河岸边的平缓之地。据《清一统志》载，相传唐代贞观年间由儒入禅的诗僧寒山曾在此驻锡当过住持，遂将寺改名为寒山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追求个性自由、反抗社会羁索的美国学生运动，从寒山的言行中得到启发,把寒山奉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可惜的是这样有名的诗僧却并不为许多中国人所知。比如有的小学教材插图就把运河两岸画成连绵的群山，寒山寺也画在运河岸边的一座小山上，显然插图作者是将寒山当成了一座小山。因为多数孩子可能都不会有机会游览了寒山寺，所以错误的插图显然会误导许多人一生。此外，关于月亮什么时候落下，这也是个问题。我小时候晚上常走夜路，许多时候靠的就是月光，有时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上山砍柴，多数时候靠的也是月光。有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了，月亮依然高悬天际，所以说月亮的落下并不像太阳那样有规律，尤其不可能与太阳同步。而乌鸦一般天黑以后就不会再啼叫了，除非你去惊扰它，所以“月落乌啼”显然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
有趣的是，在上海博物馆有一个金代扒村窑瓷枕，名称为“白地黑花题诗孩儿枕”。枕面上有两句诗：“叶落猿啼霜满天，江边渔父对愁眠”。早在1991年6月2日的天津《今晚报》上，就刊载过署名钟离有忌的短文《江边渔父对愁眠》，注意到了这是录自张继的《枫桥夜泊》。很显然，这两句话更为写实，应该是《枫桥夜泊》的原文。因为猿啼、猿啸在唐诗中常用作表悲伤的情感，如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赵嘏的《忆山阳》：“可怜时节堪归去，花落猿啼又一年。”叶落写的也是秋天肃杀的景色，江边的渔父大概是因无鱼可打或是因年弱体衰对愁而眠，均与本诗的萧条悲凉意境相一致。
与此相似的是唐代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一千多年来，无数人吟唱着这首诗，赞叹诗人的神来之笔，但却从来没有人对诗中所描写的地理环境和客观事实发生过怀疑。因为李白就写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既然黄河之水可以从天上来，那么黄河远上白云间也就顺理成章了。但当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读到这首诗时就产生了疑虑，在古凉州能看到黄河吗？查查地图就可以发现，在凉州实际上是不可能看到黄河的，因为古凉州就在今天的甘肃武威，黄河则远在南边数百里之外。所以竺可桢先生指出这诗句应该是“黄沙远上白云间”的传抄之误，因为行草书写的“河”、“沙”二字容易混淆，不信您就写写看。他进一步分析“黄沙远上白云间”当是戈壁沙漠中类似龙卷的气旋把地面沙尘垂直卷吸到高空的奇特景观。为此竺可桢先生亲自到玉门关和古凉州实地考察，他发现那里的确黄沙遍野，大风吹来，果然是“黄沙远上白云间”。此外，他还考据了各种历史资料及相关文物，终于在甘肃的博物馆内找到了最早刻有《凉州词》的一块出土石碑，上面所刻的《凉州词》第一句果然是“黄沙远上白云间”！“黄沙远上白云间”写的无非是凉州的强沙尘暴，与“一片孤城万仞山”共同构成极度荒凉可怖的景象，而且与后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相呼应。而在“黄河远上白云间”里诗意已经不是苍凉而是颇为壮观了，与王之涣原诗意趣大相径庭，而且与后三句诗意风牛马不相及。值得注意的是《集异记》和《唐才子传》所记王之涣诗，首句均作“黄沙远上白云间”。此外，我们从王之涣同时代的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诗中也可找到旁证：“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里也是把玉门关和黄沙联系起来。还有同时代的王维在《送别司直赴安西》中也写到类似的景象：“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当然也有人认为诗改得好，尤其是许多语文老师。正如马未都先生所分析：“诗歌经常是经过后人润色，我们见过很多版本。比如‘两岸猿声啼不住’，有的写‘两岸猿声啼不尽’。那么诗歌如果成为书的时候，润色一般都容易改得比较文学化，比较高深。你比如‘江边渔父对愁眠’和‘江枫渔火对愁眠’那显然后者更显得有点玄妙，诗歌就是有点玄妙，大家才觉得深，前者就比较形象了。”作为文学作品，无论怎么改都无伤大雅，反倒可以出现很多悬念，使读者想象力更加丰富，留下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因为我们的水利部门绝不会迂腐到仅仅根据“黄河远上白云间”就去武威去治理黄河，鸟类学家也不会因为看到“月落乌啼霜满天”就会等到月落去听乌啼之声，通讯部门也不可能去姑苏城外去找寒山架设通讯设备，即便有旅游者去到运河边上去找枫树也大不了无功而返。但是如果我们对《黄帝内经》出现了这样的误读误解麻烦就大了，因为我们至今中医大夫依然要根据《黄帝内经》理论去治病，问题是我们对《黄帝内经》有没有这样的错误理解呢？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黄帝内经》一书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并非一人一时的作品，而是属于不同时期的医学文献汇编，从书中的内容、语言、文章的体例等方面来分析，该书的编写年代应该在西汉末年至东汉之间。或许早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书，秦汉时代的学者续有增补。总之，由于书中内容分属于不同学派不同时期的著作，所以相互矛盾之处并不少见，尤其是对于早期的《九针十二原》，诸多篇章中的释文观点互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许多注视由于未能理解原文的本意，只好泛泛而释，甚至歪曲了原文的本意，对后世医家造成了严重的误导，直接影响了后世医家的临床应用。如《九针十二原》中的“其来不可逢”一语，《灵枢·小针解》与《素问·离合真邪论》的解释就截然相反，前者是强调“气盛不可补也”，而后者则说“经气太虚……无逢其冲而泻之”。后世医家一般不敢批判经典，所以基本上遵从《黄帝内经》中的解释，如果遇到像这种对一句话在不同篇章中解释完全相反的情况，就会强为之辩护。如对于以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丹波元简就辩解道：“文若相反，各有深意，当两察之
。”
但实际上，在一篇正论的文章里，一句话是不可能同时表达两种截然相反含义的。所以我们今天读《黄帝内经》，但并不是要迷信其中的所有内容，而是要用我们的智慧去解读它，也就是要格物。我们的针灸学尤其是经络理论也和前面提到的两首唐诗一样出现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马王堆出土的医学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以及《灵枢·经脉篇》到目前所谓的“经络”理论，也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轨迹。有时为了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也就是所谓的完善，常常人为改动早期的医学文献，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后世学者的困惑，有人甚至一生陷入其中而不可自拔。
我们现在学习中医，无论是学藏象学说还是经络学说，都是在满脑子装满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等概念前提下去理解的，很难窥见《黄帝内经》成书时代作者的思维。比如我在大学第一年学的是《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医古文》等。等到第二年开始学《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病理学》等。四年级才开始学《针灸学》，因为有了西医解剖学等概念，再学经脉等概念就很难接受，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考试而硬着头皮去学，结果可想而知。等到实习时听见临床带教老师说中医术语时，我们都在一旁窃笑，但等后来看见老师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疗效以后，才再回头来学习传统中医理论。既便如此，也是在满脑子装满西医解剖概念的同时再去找所谓的“经络”，而且在毕业后的十几年里一直是这样，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仅理论上没有搞清楚《黄帝内经》说什么，临床疗效也不可能令人尽如人意。这和到山上去找寒山寺，在月落时去听乌啼，到江边去找枫树，到武威去找黄河等没有什么区别，原因在于根本没有搞清原文是什么意思，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所以我们必须要像考据唐诗一样去考据《黄帝内经》成书的时代背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哲学文化对《黄帝内经》理论的影响，后人在传抄印刷过程中有无讹夺以及脱简错简之处，尽可能的还原《黄帝内经》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古人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好的应用传统中医理论，从而更好的指导我们的临床实践。
学习古代文献，一定要根据全篇乃至全书语意来解读，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断章取义的错误。比如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这样的记载：“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如果我们只读到这里，很容易得出仓公的老师阳庆没有儿子的结论。但我们结着往下读，就会发现后面还有这样的记载：“庆又告臣意曰：慎勿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会庆子男殷来献马，因师光奏马王所。”当然了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这样的现象一般不会出现误解，但在一本书中出现这样的的情况则往往不为一些学者所注意，比如对《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气至而有效”一语的理解就存在这种问题。再比如《灵枢·终始》中“终始”二字的含义，一般将其解释为本末或经脉起止之意，以及气血终而复始地运行于脏腑经脉阴阳表里的规律。比如明代医家张景岳在《类经》中解释道：“终始，本篇名，即本末之谓。”对于篇中“终始者，经脉为纪”里的“终始”二字，张景岳解释道：“天道阴阳，有十二辰次为之纪；人身血气，有十二经脉为之纪，循环无端，终而复始，故曰终始。”这种解释用于《灵枢》其它篇章一般是合理的，但用于解释此篇却讲不通的。那么“终始”二字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在《周易·归妹》中有这样的论述：“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
无攸利，柔乘刚也。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文中的“归妹”指的是娶妻，“终始”中的“终”指的是人生的全过程，也就是“永终知敝”中的“终”，“终始”
一词则指的是全过程的开始，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开始，其真正的含义为“终之始”。“归妹，人之终始也”的意思是说，男女婚配是人类自身繁殖的前提与起点。《灵枢·终始》的意思就是要学习针灸的话就要首先从这里开始学起，因为该篇所讲的都是针灸的最基本的内容，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在该篇开始就讲道：“凡刺之道，毕于终始，明知终始，五藏为纪，阴阳定矣。”
我们的一些学者因为不懂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不首先研读《黄帝内经》，而是先认定在神经、血管、淋巴管等组织以外存在着至今用电子显微镜都看不见的“经络”。然后再去《黄帝内经》里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挑选个别词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依据，如果在《黄帝内经》找不到则到先秦古籍中寻找。然后在没有搞清古人本意的情况下，曲解古人的语意，然后牵强附会的拼凑自己的理论，这和一些人试图证明宇航员在太空中可以看到长城没有什么区别。比如将“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作为研究针刺感传的理论依据，将《灵枢·九针十二原》中的“气至而有效”一语中的“气至”解释为针感，实际上“气至”指的是针刺后脉象的改善，这在《灵枢·终始》中有明确的解释：“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有的经络研究者甚至不惜改动经文将其更改为“气至病所而有效”，再进一步将此拼凑出的语句作为研究经络感传的理论根据，以讹传讹，真是误人子弟，笔者以前因为没有潜心研读《黄帝内经》白文，人云亦云，结果被这种错误的理论蒙蔽好多年，当然临床疗效也不会好到哪去。据传前苏联和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之中，可以看到地球上的人工建筑只有中国的长城和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这消息让一些有自卑心理的同胞兴奋无比。一些媒体也争相报道，甚至有媒体煞有介事地说：“美国宇航员称，他们从月球上用肉眼能看到的人类最大的建筑物是长城。”实际上，我们正常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１００米远左右的物体，距离再远的话就只能看到物体的大概轮廓了。第一批登月的两名宇航员之一奥尔德林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就强调那是人们的误解，是由于人们对事实不了解所造成的。我国太空第一人杨利伟在顺利返回地面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有记者好奇地问：“你在太空上看到了万里长城了吗？”杨利伟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其实根本用不着麻烦这些上过太空的人来证明，你在晴天抬头看一下飞机不就明白了吗。比如波音747飞机，翼展为64.4米，机长70.7米。一般短航线的飞机在6000米至9600米的高度飞行，长航线的飞机一般在8000米至12600米的高度飞行。你可以从飞机起飞开始观察，用不了多久，你就看不见飞机了。从飞机上往下看也是一样，当然从万米高空看长城是没问题的，我从一万米左右的高度观察过地面的房屋，就像火柴盒一样大小，而航天器的平均轨道高度为400公里。说从月球上能看到远在38.4万公里外平均宽度不到十米的长城简直比痴人说梦还可笑。你从地球上看月球不就行了吗。我们肉眼连月球上的山脉都看不清楚，就连用普通望远镜也看的不是很清楚，你想想要是月球上有类似长城大小的建筑你能看到吗。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夏学銮教授说：“在认识过程中，情绪化的主观意愿很大程度上导致人们获取信息不可避免地带有倾向性和选择性，这种主观意愿有时甚至超越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
其实人们对经络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有时主观因素使我们很难客观理智的判断事物。
提到“经络”很多人都会觉得十分神秘，有些朋友还会联想到武侠小说里的打通“任督二脉”增强功力或学点点穴功夫什么的。问题是在中医专业里，真正的经络指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了解下经络的概念。经络实际上就是经脉和络脉的简称，这在中医及针灸所有的教科书中没有任何异议。经，有路径的含义，经脉贯通上下，沟通内外，是经络系统中的主干；络，有网络的含义，络脉是经脉别出的分支，较经脉细小，纵横交错，遍布全身。《灵枢·脉度》说：“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由此可见，所谓的经络问题，主要是经脉问题。因为络脉相对比较简单，比如浮络基本上就是循行于浅表部位而常浮现的浅静脉，如中医针灸科常说的“刺络疗法”说白了就是针刺浅静脉少量放血，“刺络拔罐”
则是浅静脉少量放血后再加上拔罐。自从《黄帝内经》提出经脉理论直到西医传入中国以前，没有任何医家会认为在经脉理论之外还有另外一套所谓的经络理论。即便有时和《黄帝内经》一样使用经络一词，也不过是经脉和络脉的代称而已。之所以大家会对“经络”感到神秘，主要是“经络”一词没有反映出经脉和络脉的本意。就好比男人和女人可以简称男女，但其主要含义在“人”而不在“男女”，
因为“男女”一词是不能取代“人”的，否则就会出现误解。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文章中会见到“饮食男女”、“男女之事”、“男女关系”等词，这里的“男女”就是“性关系”的代名词。再比如后世常将李白和杜甫称为“李杜”，但你不能抛开李白和杜甫去研究所谓的“李杜”。“经络”也是一样，其本意在“脉”，而不在“经络”或者“
经”和“
络”，否则就会出现像“男女”一词的错误理解。实际上今天关于“经络”的误解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饮食男女”中的“男女”，因为很少有人误解“经脉”或“络脉”。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报刊杂志上很少有“经脉研究”、“发现经脉”的报道，多数报导基本上都是“经络研究”或“发现经络”等。中医界的这些弊病和武术界是一样的，这当然和这两个学科的特点有关，那就是在古代文献里有大量的哲学、社会学及文学描述。有时古人的一些概念及定义不像今天西方科技那样清晰明确，比如“道”和“气”等字在不同的场合就可以做不同的解读，如不从整体上去把握全文的中心思想就会曲解原文的本意。一些人不潜心学习经典，望文生义，其结果就是误人误己。正如王芗斋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所指出：“无如晚近世俗趋于卑下，不求实际，徒务虚名，于是牟利之徒，不自学问，抄袭腐败之陈文，强作谋生之利器，满纸荒唐，故入玄虚。忽而海市蜃楼，迹近想像，忽而高山远水，各不相干，使学者手不释卷，如入五里雾中，难识半点真伪。”
我们的个别学者不是潜心研究“经络”的真说，也就是“经络”一词的本来含义，而是热衷于提出各种“假说”。如果你指出《黄帝内经》里面经络就是经脉和络脉的简称，经脉是可以摸得着的，古人指的就是血脉，马上就有会有人说你是“血管论”者，有时甚至给你扣上一顶大帽子：“搞针灸的连经络都不相信！”教科书中所谓的“经络”理论成了宗教，不能质疑，不能批评，只能敬仰，只能顶礼膜拜。当然了，经脉理论并不是简单的等同于血脉，而是古人在血脉的基础之上构建的复杂气血流注系统。有人号称练功打通了所有经络，问题是你打通的是教科书中的十二经脉还是《灵枢·本输》中的十一经脉？当然了，比较容易打通的是小周天，笔者就修炼小周天三十多年，即便是小周天功法，也是事先知道“气”应该如何循行如何以意领气，然后在勿忘勿助的情况下去修炼。另外容易被一些朋友忽略的是，小周天功法与《黄帝内经》里面任脉的气血循行方向是矛盾的，《素问·骨空论》：“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而小周天功法中任脉的循行是由上往下的。在《黄帝内经》中提“经络”
中“经”的情况不是很多，一般都是用“脉”字。比如今天所说的任脉和督脉等所谓的奇经八脉还都保留“脉”字，没有听谁说过“任经”和“督经”，这就是历史的遗存，就好比生物学上的活化石。经络理论在《黄帝内经》中有许多流派和理论，许多理论之间是互相矛盾的，目前高校教科书中的经络理论基本上都是遵从比较晚出的《灵枢·经脉》篇，包括经脉的循行及主病等，但即便是在该篇中也没有类似“肺经”、“脾经”这样的称谓。在《灵枢·经脉》篇中记载道：“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这里也没有“肺经”的提法，如果要简称的话，应该简称为“肺脉”而不是“肺经”。在《灵枢·邪气藏府病形》就将肺手太阴之脉简称为肺脉：“肺脉急甚为癫疾，微急为肺寒热。”所以“手太阴肺经”的准确称谓应该是“手太阴肺脉”。再比如在明成化九年刊本《子午流注针经》一书的经脉图中，也是直接写作“肺脉”、“大肠脉”及“小肠脉”等。日本镰仓时代的代表性医学著作《万安方》一书的经脉图中，也写作“手太阴肺脉图”、“手阳明大肠脉图”及“手太阳小肠脉图”等。“经络”一词在《黄帝内经》中出现42次，其中主要含义就是经脉和络脉的简称，此外还有含动词义类及误字衍文等。
在了解经络本质以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经脉理论构建的方法。经脉理论的产生并非像我们许多针灸书籍所讲的那样，先发现穴位再连线，或由练功内视发现。经脉理论的构建明显的受到了古代“天人相应”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十二经脉理论的构建，明显是在“人与天地相应”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在地球村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还在崇拜鬼神，巫医当道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探索人和自然的关系了。比如在《灵枢·邪客》中写道：“黄帝问于伯高曰：愿闻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类似论述在《黄帝内经》中还有多处。由此可以看出，十二经脉的构建明显是对应当时最著名的十二条河流。根据“天人合一”的理论，人秉天而行，天为人立法。正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说：“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所以说在《灵枢·经脉》篇将经脉数定为十二，主要是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其实，在十二经脉理论之前还流行过“十一”这个数字，比如我们至今还在讲五脏六腑而不是说六脏六腑。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及张家山简书《脉书》所记载的经脉数也都为十一条。《黄帝内经》中也有一些篇章比如《灵枢·本输》所述经脉为十一脉，即五条阴脉和六条阳脉。再比如经脉本输的数目，阴经各有井、荥、输、经、合五穴，而阳经于五输外又另置一“原”穴而成六穴，原文见于《灵枢·九针十二原》：“五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天六地五”的概念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求医于秦国的医和之事，其中医和论述道：“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国语·周语下》则概括为：“天六地五，数之常也。”《汉书·律历志》则具体论述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日，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复始也。”
我们在了解经脉理论构建原理之后，对于理解《黄帝内经》原文中的相关内容无疑会有莫大的帮助。关于经脉与络脉区别，在《灵枢·经脉》篇中有清晰明确的论述：“雷公曰：何以知经脉之与络脉异也？黄帝曰：经脉者常不可见也，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脉之见者皆络脉也。”由此可见，在《黄帝内经》时代，经脉并不是一个神秘的概念，虽然“常不可见”，但“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而实际上，也不是所有的经脉都看不见，比如足太阴脾脉过内踝之上这一段就是可以看得到的：“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其常见者，足太阴过于内踝之上，无所隐故也。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灵枢·经脉》）经脉虽然在多数情况下看不见，但却是可以摸得着的，中医的“摸脉”摸的就是属于肺脉的“气口”脉，也叫“寸口”脉，之所以能从寸口脉来诊断全身疾病，其理论根据就是“肺朝百脉”。其实寸口脉中的“寸”从造字之始就特指寸口，“寸”字甲骨文中的本意就是指从腕横纹到寸口脉这段距离，用作广义度量衡的概念则是后来的引申义。
再比如弦脉的“弦”字，在《黄帝内经》中很多地方都有出现，许多人常将其误读作“玄”。
弦脉在教科书中一般解释为：就如按到琴弦一样，绷得较紧，端直而长，直起直落。《说文解字》释曰：“弦，弓弦也，从弓，象丝轸之形。”实际上《黄帝内经》中出现的的“弦”一般指的是弓弩之弦，偶尔也有“如按琴瑟弦”的情况出现，但那是极为特殊的危重症候脉象。比如在《素问·平人气象论》中有这样的论述：“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平肝脉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说明一般情况下的弦脉指的是触摸普通弓弩之弦的感觉，其手感和缓而较粗，没有“新张弓弦”那样急劲。后世尚武之风已渐趋式微，自然弓弦不容易随手触摸到，也就只好“如按琴弦”了。比如唐代医家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五脏脉诊》中，注释“平肝脉来，濡弱招招，如揭长竿，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时写道：“肝之弦脉，独如琴瑟调和之弦，不缓不急，犹如人高举行杆之稍。”但实际上，如果大家触按一下琴弦后就会发觉，即便是琴瑟调和之弦，也是很紧的，“不缓不急”是从音色的效果角度来讲的，所以调音师是从声音上来判断琴弦是否“不缓不急”，而不是从琴弦的松紧上来判断。因为琴弦极细，所以像“如按琴弦”的脉象是极少见的。假如弦脉到了“如按琴瑟弦”的状态，那是很危险的，说明病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比如在《素问·玉机真藏论》中有这样的论述：“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可见琴弦与弓弩之弦的区别是很大的。弓弦比因为较粗，虽然拉弓矢的力量很大，但也可以用手指直接去拉紧弓弦，当然更为专业的方法是用扳指带在大拇指上去扣弦，这样在发箭时矢的稳定性会比较好。一般情况下，弓在保存的时候，如果是在南方的话，因为湿度比较大，平时不用时会将弦从弓上取下来，以防弓发生变形，这种状态叫做“驰”，这也是驰字的本来意义。在北方因为气候比较干燥，弓不容易变形，所以平时弦可以放在弓上，将弦安在弓上的状态叫做“张”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紧张。随着时间的流逝，弓的强度还会逐渐发生变化，所以“新张弓弦”的强度会明显的高于旧弓之弦。旧弓在使用前常需要校正，这叫做“校弓”也叫做“角弓”。
比如西汉的贾谊在上呈给汉文帝的《治安策》中写道：“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汉书·贾谊传》中也引用道：“非亲角材而臣之”颜师古注：“角，校也。”一般在天气干燥时弓的强度比较大，其射程会自然也就比较远。比如曹丕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说明“弓燥”之时比较好用，也就是弓的张力比较大。《素问·刺腰痛》还有这样的描述：“厥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弓弩弦。”在“张弓弩弦”这个词里面，连续用了四个带弓字旁的字，十分形象。用弓来形容疾病最为形象的比喻是“角弓反张”一词，如在隋代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风角弓反张候》中写道：“风邪伤人，令腰背反折，不能俛仰，似角弓者，由邪入诸阳经故也。”文中的“角弓反张”指的是背肌的强直性痉挛,使头和下肢后弯而躯干向前成弓形的状态。人体在正常状态下，躯体应该是向前弯曲的，比如太极拳谱中要求习练太极拳者要“一身备五弓”，指的就是人体的四肢与躯干要像弓一样有曲度，而不要完全伸直。关于“角弓反张”的本义，今人多不甚了解。实际上，“角弓反张”中“角弓”的本义指的是“校弓”。因为在“角弓”之前，必先卸下弓弦，也就是驰，弓在“驰”的状态下，其弯曲方向与弦安在弓上“张”时的弯曲方向正好相反。我在沈阳故宫博物馆就曾见过乾隆皇帝用过的弓箭，其中的弓就呈“驰”的状态存放。比如《诗·小雅·角弓》中写道：“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无胥远矣。”骍骍：应指红色，朱熹解释为弓调貌。翩：反貌。反：弓之为物，张之则内来，弛之则外反。胥：相。“骍骍角弓，翩其反矣”的意思是说，在校弓的时候，要将弓反张过来，但这只是短暂的事，将弓校好之后，就要恢复其常态。在这里用校弓后的协调状态来比喻兄弟之间要搞好关系，不要疏远。《诗·鲁颂·泮水》泮水：“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车孔博，徒御无斁。”觩：弯曲貌，此作弛貌，一说弓紧张貌。搜，《辞源》注曰：象声词，疾速之声，并举“角弓其觩，束矢其搜”为例。“角弓”与“束矢”都是射箭之前的准备工作，“角弓”指的是校弓，“束矢”是将矢捆扎成束，正是因为准备工作做得好，弓矢用起来得心应手，所以在射箭时才能够听到箭矢的“嗖嗖”声。我们今天有些朋友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蓝，不仅缺少颜真卿等人视死如归的豪气，也缺乏陆游那种“挺剑刺乳虎，血溅貂裘殷”的功夫，更遑论汉唐时代的尚武精神。可能一辈子连弓箭都没有摸过，只知道在故纸堆里用功夫，所以只能遵从前人朱熹望文生义的解释：“角弓，以角饰弓也。”
在《礼记·曲礼》有如下论述：“凡遗人弓者，张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执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则客还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乡与客并，然后受。进剑者左首，进戈者前其鐏，后其刃，进矛戟者前其镦，进几杖者拂之。”古人在送东西方面是有说法的，下给上曰“献”，上给下曰“赐”，平等之间曰“遗”。遗人弓，平等相送。对于这段话，目前一般的解释是：弓是挂了弦的，就以弦向着对方，没有挂弦就以弓角向着对方，右手执末稍处，左手托中间把手处。身份地位相等则稍作俯躬状就行了，受者若拜客就要避开，送杖或几者必拂其尘。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值得商榷的，关于“筋”字，《说文》解释说：“筋，肉之力也。从力，从肉，从竹。”“角”字除指兽角外，古代也指量谷物时刮平斗斛的一种用具（大概这种量具最早是用兽角做成的，明清时期还流行用犀角做成的酒杯），引申为校正。比如在《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郑玄注：“同、角、正，皆谓平之也。”箫，指的是弓的末端。弣，指的是弓把中部。其实，这里的“角”指的还是
“角弓”，也就是校弓。“张弓尚筋”说的是如果你要是送朋友一张弓的话，一定要送筋力强劲的弓（这只有在上弦之后，也就是在“张”的状态下才看得出来），在送人之前一定要将弓校好（必先卸下弓弦，也就是“驰”的状态才能角弓），所以说“
弛弓尚角”。这种语意我们从“进几杖者拂之”这句话中也可找到旁证，那就是在将东西送人之前要将其收拾好，这是人之常情，对于手杖来讲，一般不会有什么质量问题，所以将其拂拭干净就可以了，所以说“进几杖者拂之”。对于弓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你将没有校好的弓送人的话，不仅是很失礼的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对朋友造成伤害。比如他拿着这张弓去参加射箭比赛，会影响他的成绩，甚至有可能会因此失掉爵位。如果去狩猎的话，假如射不准猎物的话，有可能会因此受到野兽的伤害甚至丧命。后果如此严重，所以在送人之前一定要校好弓，至于是否要拂拭干净，对于弓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另外，如果将“弛弓尚角”解释为没有挂弦就以弓角向着对方的话，也于情理不通，试想谁会将一张不上弦的弓送人？另外，如果没有挂弦的弓可以弓角向着对方的话，那末挂弦的弓为何就不能以弓角向着对方？大家如果亲自操作一下就会发现，如果将弓弦向着对方，并且还要右手执末稍处，左手托中间把手处的话，这种姿势是很别扭的。如果一定要将弓弦向着对方的话，不如索性双手握在弓背处比较顺手。
我们的一些中医学者，不读去好好研读经典，整天学外语或搞些所谓高精尖的科研，对许多话语的本意很少留意。比如我们每天挂在口上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其“正气”的本意并非目前中医理论中所指的正气。其原文出自《素问·刺法论》：“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再比如“给力”这个词儿，最近比流感传播还快。我是典型的北方人，很留心北方的方言，在我将近五十年的人生里以前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上网检索一下“给力”答案如下：中国北方的土话，表示给劲、带劲的意思。“给力”一词最初的火热源于日本搞笑动漫《西游记：旅程的终点》中文配音版中悟空的一句抱怨：“这就是天竺吗，不给力啊老师。”我想大概这是“伪北方人”网友从电视中学到的，误以为是北方方言。和“给力”相近的北京方言为“来劲儿”，比方在电视剧《潜伏》里面于则成就夸女主角射击的姿势很“来劲儿”。而“来劲儿”这个词最早来源于解放前北京地区女性性工作者在工作时对男顾客的夸奖，解放后妓女被取缔了，这个词的原来用意也就逐渐消失了。变成了现在流行的“给力”一词的含义，但我们从“给力”这个词中隐约还是可以感觉到“来劲儿”的原始含义，因为性是人类的本能。比如“哇塞！”一词，原本是是流行于台湾的闽南话粗口，“哇”就是第一人称代词“我”，而“塞”则是一个表示性行为的动词。我常听到许多漂亮女孩儿甚至是女博士一口一个“哇塞！”，我又不便一个个去纠正，真是很无奈，这就是不格物的后果。
武术研究方面也有类似问题，今年元旦香港导演徐小明在九龙尖沙咀的喜来登酒店中餐厅请笔者和友人聚会，吾一兄弟乃小明哥粉丝。小明哥也是很开心，高兴之余谈及武术和李小龙。小明说居然有人在研究李小龙在电影中打斗时的怪叫声是气功云云，令人喷饭！他和李小龙是“发小”，李小龙拍电影打斗时是在骂脏话，后期制作时当然要删掉，无奈只好用怪叫声来配音。我听后也是目眩然而不瞚，舌挢然而不下！不知研究李小龙者看见此文做何感想。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凡人有时有些疏忽在所难免。比如我曾在《大成拳》一书中曾引用友人书中的资料，称李小龙曾败于王芗斋再传弟子梁子鹏。后李建豪先生在《武林》2003年第11期中纠正了笔者这一说法，并讲述了他所了解的真相。笔者综合李建豪的文章及笔者多年来在武林中所闻将大体情况介绍如下。由于李小龙当时在街头打斗的需要，曾想放弃对太极拳的修炼，因为太极是一门慢功夫。但遭到了父亲李海泉的反对，因为李海泉知道李小龙的性子太烈，而通过练习太极拳，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克制，但在李小龙后来还是逐渐放弃了太极拳，他只得想办法另辟途径来弥补。李海泉此时想到了一位武林前辈梁子鹏（LIANG-ZI-PENG）,梁先生是一位商人，并非网上普遍所说的是一位专业武师，于武学有相当高深的造诣，尤精于内家拳法，青年时代见过当时绝大部分顶尖的中国功夫名家。他不仅精通太极拳与形意拳，还跟随另一位宗师陈子正学过鹰爪拳，并随吴翼翚先生研习过六合八法拳，最后拜在王芗斋弟子人称“神拳”的尤彭熙先生门下学习意拳。李海泉认为以梁先生的博学多才与高超拳艺必能慑服李小龙，但事情并没有李海泉想象的那么顺利，因为梁先生对李小龙在街头上打斗早有耳闻。但因为李海泉是香港艺坛名人，故在不好推脱下，只好答应仅让李小龙来听他的理论课，事实上也仅是收他做一个挂名弟子。另一种说法是李小龙不愿意放弃自己以前所学武技，因而梁先生未收他为弟子。我们可以推测，以李小龙的性格，他绝不会和一个武技不如自己的人长时间学拳的，其间和梁先生切磋试技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说李小龙曾败于梁子鹏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无论如何，梁先生深厚的武学修炼基础与拳理还是深深打动了李小龙，并由此明了内家功夫的真正技击涵义。这段时间，李小龙从梁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中国功夫的内家拳法与外家拳法的原理，当时他虽未把这些拳理用笔记录下来，但却将之深深地印于自己的脑海中，为后来自己在武学上的巨大成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后来，李小龙在美国讲授武学时，常常提到梁子鹏师父,可见梁先生武学思想对他影响之深。比如李小龙的武学思想“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与大成拳创始人王芗斋先生的"拳本无法,有法也空,一法不立,无法不容”显然有相通之处。李小龙之所以成功，是和他的格物精神分不开的，所谓格斗乃是特殊的格物，而研究李小龙怪叫声者恰恰因缺乏格物精神而成为笑柄。实际上，小明兄不仅武功高强，而且针法也高于许多职业针灸医师，常给受伤的武打演员针刺治疗。一次他夫人因肩背痛而找许多针灸骨伤名医治疗无果，最后他自己几次就针好了，他却谦虚的说一定要和我好好学习针灸。可见无论武术也好针灸也好，光学书本上的知识是没用的，一定要去实践，也就是要格物。
还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六不治”问题，最近网上争论的纷纷扬扬，有人借此攻击扁鹊乃至中医。说什么连“衣食不能适”都不给治，这叫什么医德？其实，这是以小人心理揣度君子之腹。不过我们的许多中医学者因为不熟悉《黄帝内经》，不去好好格物，好像也自觉理屈词穷，只好推出《素问·五藏别论》中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来搪塞，甚至认为这六种情况不给患者治疗是应该的，真是岂有此理！难道一个“轻身重财”、“信巫不信医”或“阴阳并，脏气不定”的人患了疾病我们就不去救治吗？“不可与言至德”和“不可与言至巧”并没有说不给治，当然了“病不许治者”自然就没法治疗了，比如像齐桓侯。实际上，争论的双方都没有真正理解“六不治”的本意。首先，这段话是太史公的总结之语而非扁鹊所言：“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赢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请注意“能使良医得蚤从事”一语，扁鹊会称自己是良医吗？这显然是司马迁的议论。其次，“不治”并非不给治疗，而是不好治或难治的意思。如果连“衣食不能适”都不给治的话，那扁鹊为何连虢太子几乎“暴蹶而死”的危证都主动要求治疗？甚至在中庶子挖苦讽刺的情况下还苦口婆心的耐心解释，因为他不忍心看到虢太子死去。如果连“骄恣不论于理”都不给治的话，他为何多次要给“骄恣不论于理”的齐桓侯治疗，不仅在齐桓侯“有疾在腠理”情况下要给他治疗，就连“有疾在血脉”和“有疾在肠胃间”的情况下，扁鹊还是要坚持给他治疗，可谓仁至义尽。直到最后疾病倒了“在骨髓”的情况下，在根本无法医治且有生命危险时才不得不离去。因为“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再不走就要被杀头了。在中医经典中，“治”或“不治”一类的词，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仅《黄帝内经》中“不治”或“死不治”就有67处，但其意思基本上都不是“不给治”。比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里的“治”是首先的意思，“不治”是其次的意思，当然“不治”也可理解为“难治”或“不好治”。就连《黄帝内经》中“死不治”的意思也不是不给治疗，而是不好治或无法治疗之意，比如《素问·阴阳别论》指出：“诸真脏脉见者，皆死不治也。”其实《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原文说的十分明白：
“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这“六不治”的六种情况都属于“重难治”的范围，难道“重难治”和不给治疗是一回事吗？
我们目前针灸界不去好好研究《黄帝内经》针法，要么天天冥思苦想虚无飘渺的“经络”而不是去研究经脉和络脉，要么天天研究明清时代的所谓的毫针补泻，孰不知《黄帝内经》里首先是通过选择九针针具达到补泻目的的，其中鍉针为补法，毫针偏于补法，其余针具多为泻法。《黄帝内经》中除特殊说明外，用的可能是九针中的任何一种针具而不一定是毫针，如果用毫针的话则会特殊说明，比如在《灵枢·逆顺肥瘦》中论述道：“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刺此者以豪（毫）针。”此外，我们目前针灸治疗动辄留针半小时，却不研究为何要留针，这也是因为缺乏格物精神。近年来笔者在从学于前辈经验的基础上，认真考据《黄帝内经》针法及其他古代针法，并结合自己一直潜心修炼的大成拳内功，尝试将其与针刺手法相结合，终于悟出了“精神内守，神光内莹，意在针先，以意领气，手随心转，法从手出，运气于指，气至病所。”的针刺心法，也就是我所倡导的“内功针刺”理论。我临床上采用内功快针针法，每个病的治疗只需3～5分钟，但疗效却远远高于以前的留针针法。山东梁山泰康医院院长李若现是西医外科出身，原来只是我的拳学弟子，根本不信中医，现在不仅武功高强，内功针刺水平也很高，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经常和我交流心得。我的另一位弟子王鼎随我学习内功针刺三年多，去年暑假回家治愈了好几例邻里亲友的疑难病症。而我的澳大利亚籍弟子Daniel
Richardson为了和我学习内功针刺，专门来北京留学，只是因为我曾给他用内功针刺治疗一次颈椎病。此外，不仅学习针灸习武要有格物致知的态度，学中医内科乃至于收藏更要有格物致知的精神。目前中药汤剂疗效不尽如人意就和药物的质量下降有直接关系，比如现在的安宫牛黄丸里面缺了犀角，所以急救时不可能有理想疗效。我近年来一直注意明清亚洲犀角器物的收藏，半年前我家里的一位老人因误服药物而深度昏迷，我用针刺后出现躁动，但仍精神恍惚。情急之中我将随身放在钥匙串上的犀角珠磨下很小一部分使其服下，十几分钟后老人即下地行走，一个小时后走出医院回家，次日早晨正常遛狗，至今无任何不适，犀角开窍作用之好匪夷所思，我想古人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许与其开窍作用有一定关系。因为有了这种格物精神，近年来我和一位老师兄刻苦研究站桩和实战推手，经常与同道切磋技艺。此外我经十余年的研究和实践，已收藏到战国错金铭文青铜宝剑数把及青铜针两枚，还有一把错银铭文青铜铍，为研究中医古代九针之一的铍针形状提供了参照物。此外，还收藏有百余件红山古玉、新石器时代石器（包括箭簇和砭石）和骨针、七孔骨笛等，其中一件红山玉龙高达80多厘米，可谓天下第一龙。同时还藏有战国及汉代墨书竹简木简两千余枚，不仅文字优美，同时也为研究战国及汉代社会科技文化等提供了原始文字材料，有待古文字学者缀合研究。
——摘自胥荣东正在筹写的《黄帝内经针法探秘》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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