怃然坐相思，秋风下庭绿

——我的“大学”

算一算自大专毕业以来，今年刚好三十年整。

三十二年前的1979年，我有幸地考入位于闽东的那所大专院校。那所院校创建于1950年代末期，但却于1960年代停办。一直到1978年才重新恢复，因此我可以算是“二期生”了。由于当时新校建设尚未完工，我们这些人只能到古田县就学。校址就坐落于古田西山，这里原来是一个师部的驻地，所有的屋舍几乎都是一层，除却两三个专业在总校外，其余专业都聚集在这里，因此被美其名曰“古田分校”。

学校在一大片平缓的红土高坡上，校门口的公路是古田到屏南的必经之地。校园内有一大片水田，春天葱绿，秋天则金黄一片。树的品种很少，以木麻黄居多，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学校主干道两旁以及教室和宿舍的前方。一段围墙到了我们宿舍旁却塌陷并倒下了，形成的缺口成了通往东边校外的“门”。东边依然是蜿蜒起伏、直抵天际的丘陵，农民们在其中密密麻麻地栽种了许多庄稼。从这里一直向东而去，可以到达浩瀚的人工湖，那原是古田的旧县城。

那时即使考进一所大专院校也十分不易，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的比例，文科4%，理科5%，所以同学们都非常珍惜。学校的生活和学习的条件自然是艰苦的，但我们中的许多人却浑然不知。同学们几乎都来自闽东地区，我就读的那个班的同学年龄悬殊很大，最大的已经三十一、二岁了，有一位同学光在新疆就当过9年的侦察兵；最小的就像我们这些人，应届高中毕业生，才十五、六岁，这要归功于当时的学制。当时的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再加上高中两年，总共才九年。呵呵，这样看来，那时所谓的高中毕业实际上只相当于今天的“九年义务教育”了。

许多同学很有意思。一位李姓的同学酷爱唱歌，不管什么地方，经常傍若无人地放开喉咙歌唱，后来在晚会上，一曲红歌惊倒四座，很有李双江的风范。另一位蔡姓同学，年纪最大，很有长者之风，他做的班费开支账目，清清楚楚，分毫不差。我的老班长则喜怒不形于色，沉稳自如，当过知青，领导的能力很强，毕业后不久就投身公安队伍，现在已成为精英一族了。第一学年时因为有七八级的大哥大姐们，因此宿舍比较拥挤，12个人一间。虽然拥挤了一些，不过倒也其乐融融，彼此关系都不错。争论最多的自然是课程内容，并且经常以此相互打趣，比如鲁迅小说里阿Q的“儿子打老子”，薄伽丘《十日谈》里那位神父的“翻墙、爬树、跳窗”。因为先前从未学到这些知识，所以觉得特别新鲜有趣。

给我们讲课的老师还真不少，他们大多是从中学选拨出来的，但我觉得他们的教学水平一点都不差。比如，教文学理论的黄振勋老师，大名鼎鼎的诗人何其芳当过他的导师，知识渊博，妙语连珠，听他的课一点都不觉得枯燥。教西方文学史的胡元坎老师，则博大精深，书法精湛，其风度酷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教文章写作的黄平生老师，文学造诣深邃，他经常对我的文章进行当面评点，使我受益匪浅。学校虽然只是大专级别，但却很注重学术交流。有两位前来讲学的老师，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位是福建师范大学的李万钧老师，他给我们讲的是中西文学比较。李老师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元老之一。他讲课时海阔天空，博古通今，滔滔不绝如长江黄河。另一位是厦门大学的蔡厚示老师，笔名艾特，是著名的学者、诗人。他讲课时旁引博证，落霞与孤鹜齐飞，一下子能背诵着列举几十首唐诗宋词，让我们这些学子击节赞叹。

那时候同学们的学习热情特别高涨，恨不得一天当做两天用，因此每天晚上都是济济一堂，自修到深夜，连周末也不放过。那时候可以娱乐的东西实在太少，除了一个月看一两场电影，基本上没有其他活动了，因此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不过，后来不知道谁借来一台收录机，平素里听惯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歌曲，现在忽然听到了邓丽君那风情万种的歌声，委实让我以及其他的一些同学神魂颠倒了好些天。那时候我虽然年纪小，但我自以为还是很勤奋的。比如每当老师列出一连串文学名著的时候，我就想方设法地去阅读，因此囫囵吞枣地读了许多名著。那时候我父亲每月给我寄5元，学校奖学金3元，除了买些日常用品外，就是买书了，以致于毕业时满满地装了三大箱。那时候我还负责学生会的一个文学刊物，这个刊物办得有声有色，我在上面发表了几首诗歌，当诗人是那时的理想。

许多人认为在大学里学不到什么，我不认为这样。我将我的“大学”视为一把钥匙，正是这把钥匙让我开启了通往知识的大门，使我脱离了类人猿的状态。学习文学的优势在于，知道了文学即是人学，文学或以具体生动的叙述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反映和表现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或以内心感受和体验为构思方式，表现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和体味。通过阅读伟大的作品，可以洞穿人性，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在这个阅读过程中，能够真实地感受到爱情、生命以及死亡，从而思考自己在地球系统中的角色。我深信，这是构建查理·芒格式的“思维格栅”重要一步，这就是我习练中文的最大收获。

年华似水流，三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师长、许多同学，自从在那一年毕业之后就从未相见，对于他们而言，我似乎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但我却深切地思念着他们，尤其在“西风愁起绿波间”的时候，或者在“闲梦江南梅熟日”的时候，大有南朝王融的“怃然坐相思，秋风下庭绿”的意味。王融将想象中巫山烟霞的舒卷变幻、飘渺芳香的时断时续，同自己惆怅的相思自然妙合，甜蜜地思念着欢乐韶华的欢乐时光。

我当年就读的这所分校，在我们毕业时就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它只办了两届，以后的年级都在总校里学习。值得欣慰的是，如今学校已升格成为独立学院了，真诚祝愿母校越办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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