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书法

昵称2530266 2016-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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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沈从文先生在闯荡北京（20岁）之前，其在文学创作前期所用心去读的只是夫子自道的社会这本“大书”，可在书法方面，他业已很早便倾情于一些在书史上份量不轻的“小书”了。我们不妨先看看下面一段文字—

“听说可以过四川去，我自然十分高兴…，背了个小小包袱就上路了。我那包袱中的产业……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褚遂良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

当时的沈从文正年稚位卑，只是以一员文件“收发员“的名份随军入川。当部队在川东的龙潭驻扎之后—

“差弁房中墙上挂满了大枪小枪，我房间中却贴满了自写的字。每个视线所及的角隅，我还贴了些小小字条，上面这样写着：‘胜过锺王，压倒曾李’。因为那时节我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锺王两人，活着却有曾农髯和李梅庵。我以为只要赶过了他们，一定就可‘独霸一世’了。”①

就凭着这点壮实懵懂的豪气，于是在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里》就产生了一个真实的“不可思议”——

“去年，我从家乡怀化博物馆的热心朋友那里，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从文表叔为当年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年轻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字体俊秀而神风透脱之极。我的好友黄苗子看了说：‘这真是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书写时间是民国10年，也即是1921年，……那时（他）19岁整。” ②

尽管我们一时不得而知19岁左右的沈从文的书法风貌，但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通章草函札为例，从笔致气息看已然当得起“神风透脱之极”。

通过这件作品，我们依稀可见沈从文先生在《从文自传》中所述及的那几种碑帖的神采意蕴，尤于褚、虞的典雅蕴藉，经过沈先生柔和的腕底，直漾出一派温婉可人的风致。

原本，真正有卓异天赋和成就的人物，不拘潜心于何种行业，必是在一个“博”的基础上来“收”，由博返约，“收”出经验、成果或者说风格，根基不移，乃见深含与博大。

须提及的是，沈先生于文学一道，当他在46岁那年因无端受到郭沫若的攻击而后被迫停笔的时候，他已经是位写了将近80本书的文坛宿将了，但他依然大大方方地告诉读者，他的那些文字只是些“习作”——一些变换地带着试验性质的“文体习作”。

至于书法，先生一生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是个“书法家”！记得80年代中期，国外研究沈从文的权威、哈佛大学的金介甫博士在与我言及沈先生的书法高度时，礼拜的虔诚一如对于沈的人格与文学的尊崇，那份诚挚的迷醉真给我留下了一个长久的惊讶的印象。几年后，金介甫在一篇回忆沈先生的文章中写道：“不幸的是，1983年沈从文患了瘫痪，半身不遂，不能清晰地说也不能执笔写字。沈从文生命的又一部分失去了——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在他的晚年，他已是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书法大师。”③

那么，当一个人在某一领域或某种技艺上达到了超脱尘埃的见地之后，为什么偏偏就羞于承认自己为真正的行家里手呢？一方面，可能有文化背景的原因；另外，也与个人的心性不无关系。照黄永玉转沈先生说的俏皮话说：“一个人写了一辈子小说，写得好不足为奇，写不好才真叫奇怪呢！”——他只写了半辈子小说，已经让人峨峨兮具仰止之概；而于书法，在他被迫改行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以后，手中的一支毛笔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挥动，那么，“写得好”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回过头我们再来看这件章草，由于书写的时间距那个“不可思议”的“19岁整”又过了整19岁，于功力及内蕴等方面可称都已经十分成熟。沈先生的书风一如其文，亦如其诗，温婉而敦厚，洒洒脱脱，情致特别动人。他不归属于以风格示人的人，或者说着意于“新”，他是在行为与艺术上一致追求“经久”与“深”厚的山民艺术家。他的诗笔、文笔和书笔皆充满了山野的素朴与散淡、清幽的作风。换句话说，他是将某种忧伤、急越，甚或亢奋概以平淡之笔出之，结果便别开了具有沈从文符号似的生面——一种不同于某些没有深度的平淡和种种缺乏节制的宣泄的面目。

40年代初期，沈先生在一篇批评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诗歌艺术的文章中，就曾明确地表述了这一观点：“这些人作品虽不怎么‘新’，却比较‘深’，且很可能比并世其他作品更经久些。”④而数年后，他在《谈写字（二）》一文中，又将这一观点作为一个尺度用以直接衡量时人的书法：“……南海先生个人用笔结体，虽努力在点画间求苍莽雄奇效果，无如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芜杂现象。一生到处题名，写字无数……启近代‘伟人派’一格。反不如梁任公、胡展堂同样是广东人，却能谨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骤，转而耐看。”⑤如若结合沈先生自身的书法风格而言，我们就不难看出，他之感慨梁启超的“法度”，本是无奈于康有为的“笔不从心”；或者反过来说，比较于一种“芜杂”，实在就缺些“耐看”。

实际上，作为现代乡土文学的一代宗师和填补我国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一大空白的杰出学者，沈先生的一生无疑都是付诸创造（求“新”）的过程当中。但是通过沈先生的努力的结果，却提示了我们一个创造的方向——“新”，一定要建立在——“深”、“经久”与“耐看”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沈先生不仅无奈于康南海的汲汲乎“自成一体”，也一定无多欣赏于梁启超的“谨守一家”；只是相对于拚却了美的内蕴的“芜杂印象”，反不如一时且保留着某种美的程式“转而耐看”。从沈先生的这件作品我们即可看出，一些魏晋的笔法，糅合着明人的形式，出之以30年代的一位温文尔雅的文人的情怀与精神，便是一个纯如自由的沈从文。

末了顺便提一下这通函札的书写背景。

1938年的晚春，沈从文挟着战乱的风尘，辗转来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讲现代文学。为避日机轰炸，先生移家于昆明呈贡的乡下——龙街杨家大院。这期间，这位心脾温润的“乡下人”（先生自称）除了与朱自清等先生一起编撰国文教科书而外，不少时间就用于应接远近朋友的来访（包括书信往返）。此函札中的主人，与沈先生既有同乡之谊，并且少年时期又同时服役于湘西土著部队，由此得与沈学生保持了一世的诗书之雅，过从甚密。据继沈先生之后驾鹤西去的这位乡贤生前的回忆，沈先生的这通函札大约是写于1940年的岁首。

注释：①《沈从文散文选 · 从文自传》P104、10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黄永玉散文》P52页，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③《长河不尽流》P32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④《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P358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⑤《沈从文文集》第十二卷P231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