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原创作者 编辑：大公文摘（ID：dagongwz)责任编辑：接吻鱼 当下的中国思想界需要一部独立宣言 由于时间有限，我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然后讲几个故事。我的主要观点是：这次研讨会的大标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与学术评价，但在我看来，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与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是有矛盾的。只有当学术共同体而不是行政部门来主导学术评价的时候，学术创新才真正有可能。 大家也知道最近各种媒体上讨论比较热烈的，有两位科学界的黑马，一位是屠呦呦，一位是韩春雨。两位科学家本来都不属于当下学术评价体系中的优胜者。如果屠呦呦没有获得拉斯克奖和诺奖，韩春雨没有在《自然》上发表文章，就很难得到如今这种关注度。尤其是韩春雨，据说十年没有发表过文章，放在很多学校可能早就被解聘了，所以他特别感谢自己所在的河北科大。他们最终承认还是因为满足了学术评价体制要求。但这个体制扼杀的潜在学术创新可能更多。每年的年终考核、三年左右的聘期考核都要求学者出短平快的成果，而真正有原创意义的成果即使不全是十年磨一剑，至少不可能是每年出三篇的。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如此。 第一个故事，我今天早上转了一篇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将历史真实性视为最高原则。我在微信朋友圈转了这篇文章以后，有一位青年法律史学者，在下面说了一句话，杨公立义高远，但我只想问，青年史学家怕不怕，不能在核心期刊上面发表文章。这个问题其实会令大多数学者感同身受，不只是青年历史学者，我国当下所有的学者，都身处在量化、短期的考评压力之下。比如清华大学最近正在搞的新一轮人事制度改革，教授职称也不是终身的，也需要重新参评。如果达不到考评指标要求，可能降到副教授、讲师，甚至可能解聘。这种体制下人人都没有安全感，不可能享有从事思考所需要的从容心态。当学者们整天忙于码字、填表和贴发表的时候，损害的不仅是大学本科教育，也殃及学术研究本身。 第二个故事，涉及当下这一轮教育部学科评估。这个学科评估过程当中，教育部曾经公布一份A刊名录，也包括国际A刊。就法学而言，教育部公布的A刊里面，国际A刊有五份，分别是哈佛、耶鲁、牛津、斯坦福、哥伦比亚的法学期刊，我国内陆学者从来没有在这五份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把它们列上去，是为了体现与国际接轨。但这五份期刊只是关注该国本国法律问题，美国期刊关注美国问题，英国关注英国问题，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基本没有机会在上面发表。把这五份刊物纳入我国的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我查了一下，搜索显示，中国学者的论文发表数为零。其中折射出的深层问题，一是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估基本无视学术研究本身的现实和内在逻辑，二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缺失，三是简单粗暴的接轨方式。在艺术界有句老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人文社科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德国思想界早在十九世纪就有过自然科学与精神／文化科学应遵循的不同标准的讨论。关于价值、规范、文化的研究，显然具有本土性，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具体生活世界息息相关。 最后一个故事，涉及被称为“美国孔子”的爱默生（Ralph Emerson），他在183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这个演讲后来被称为“美国思想界的独立宣言”，其中说道，美国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漫长学徒期即将结束，我们周围千百万人正在奋发向前，他们不甘心舔食欧洲思想的残羹冷炙。实际上中国当下也需要一部思想的独立宣言，宣告我们作为尾随者的时代结束。这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盲目自信，而意味着我们不能连问题意识都跟着人家跑，美国人研究种族歧视问题，我们也研究这个问题，完全不管中国有没有这个问题。学术主体性的确立要求我们立足于自身的文化土壤，直面中国社会本身的问题，在中国自己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轨迹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爱默生的故事使我们看到，被我们笼统地划到西方、或者被认为与英国分享着同样价值和制度的美国，也不甘心做尾随者。美国学者，在国家独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便开始寻求思想文化上的独立。正是因为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随着而来的人才培养与引进、学术评价等各方面的配套制度建设，使得美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崛起之后，在文化、学术方面也取得了优势地位。反观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机制体现着一种尾随者气质，而这种机制因为决定着学者的生活而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整体方向，这是我们应当思考并应对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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