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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已经产生了跨学科的广泛影响，而追踪福柯的思想谱系与方法逻辑，对考古学反思自身同样具有启发性。 福柯临死前不久曾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努力使自己变成别人或者异乡人。因此，他不仅在思想与行动上特立独行，最后死于因同性恋而引发的艾滋病，也一直选择疯子、妓女和古希腊人、同性恋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使他不断有新的体验和发现，并作为思想界的异类而彪炳于世。但是福柯的意义和影响可能主要还是他最终不仅重返思想界的主流，而且对诸多学科都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启示。 一 我不关注福柯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结论，而更加关心他的方法。 福柯在研究题材的选择上像是一个探险者，不断走入幽僻的领域，去发现其他人难以窥视的景致，加上他刻意为自己经营的生活经验和体会——这一点的确是一般人难以模仿和望其项背的——更关键是他从中摸索出了一些方法，而这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比如知识考古学，或者思想的考古学；比如谱系学；还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思想与知识的“真”——关于观念本身及其形成与存在环境之真，等等。 我对这最后一点尤其感兴趣。福柯所用的这些方法可能在考古学中早已有之，但今天它们能成为关于思想史领域的具有开创性的方法论，甚或可以说是事关思想、观念和意识等生产与传承的方法，因此也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显示了物质文化史与非物质文化史的殊途同归或者高度同一性。用考古、谱系的方法去还原知识与思想的真伪，追寻其与其生存和演变基质的错综复杂但更接近于事实和本质的关联，透过表面看到本质。福柯将考古学中具体、具象的真，成功地移植到了抽象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精神领域，这也许这就是福柯所谓“真”的本义吧。因此，尽管福柯有各种头衔和标签，但是就任法兰西学院一职时，他的自我选择是：思想体系史教授（Professorof the History of Systems of Thought）。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思想谱系颇有些杂糅了考古学、符号学、现象学、现代语言学或文学的观点与方法。考古学同样对语言的起源及其文化表征很有兴趣，语言可能是人类迄今最重要和成功的超肉体适应工具，是信息与知识的载体，甚至是思想的源泉。语言有一种自然展开的特点。语言本是人发明和用来交流的工具，但是在文明的某个节点，它却丰富发达到具有内生逻辑的地步了，让人可以沿着语言和概念自身进行逻辑的推演并形成新的知识和思想。有了文字之后，人还可以储存、筛选、跨时空享用信息、知识和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意外的收获。有些文化和语言可能会将这个做得更好一些。这让我想到古希腊哲学、文化的兴盛和语言文字所可能具有的内在联系。字母记音文字系统的诞生，使得对话、探讨（dialogue , discuss） 以及记录、回放等，都可以沿着语言的逻辑爬上更高的智慧的高峰；还有汉语与汉字，赋比兴的意象式思维与记录形式，与中国文明、中华文化所可能具有的内在联系。海德格尔就曾经发问：为什么德国人和古希腊人比较适宜讨论哲学？我想，从语言文字以及符号化世界的路径，总比从人种、性格或者社会、环境等其他方面去寻找原因，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二 考古是什么？考古的初意是指通过调查与发掘，发现已逝历史的物证及其相关背景以作为复原历史探寻规律的资料和方法。福柯将其用来发现思想或者知识的内核及其周围存在着的基质，并析解它们和思想或知识的生成构成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到写作《规训与惩戒》（Discipline and Punish） 时，福柯已经开始形成了谱系的思想。他说，这本书是关于现代科学的法规体系的谱系。思想的变化并非仅仅由新的思想所引发，也并非由时代精神或者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般具有必然性，更非是人的无意识的产物，它犹如一种复杂的化学机制，比如印刷术所引发的知识增值和传导机制，或者资产阶级的产生而因其对旧社会全面的解构和新的生产与文化关系的重新建构，显示出来的复杂的社会后果，都是一连串的复杂演进的综合结果。 福柯一生最关注的问题其实是权力及其与知识的关系（知识的社会学），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位势或“能量流”。福柯说，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以及他们应该怎样——知识标榜、论证并支持权力。福柯不将权力看作是一种形式，而将它看作是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并从而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控制方式。 尼采的意志力概念，以及透视科学与宗教背后的权力及其关系的观点，对福柯影响很大。福柯自认上承康德的启蒙使命。启蒙是什么？在康德看来，所谓启蒙，就是人意识到一切都应该靠自己，而不是任何外在权威的那毅然决然的一刻。人们普遍将启蒙看作是一场近代历史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以理性将人们从禁锢他们的不合理的知识、宗教以及政治等传统权力体系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更具超越性的空间。启蒙让理性之光更多地照亮了人生活的世界。如果说，启蒙的初期阶段还是主张人重新发现自己，到波德莱尔，则认为仅仅探索发现自己的秘密已经远远不够，现代人应该重新发明自己，创意自我。今天的科技已经发现、揭示乃至修改了建基于信息化基础上的人工智能，使得有数百万年历史的人所独具的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适应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福柯则在幽僻的人性黑影中继续高举启蒙主义探索自我的大旗，他关注疯子等特殊人群（这可能与荷尔德林、尼采等疯子的杰出成就有关），并认为如果人不知道理性的边界，又如何知道理性的局限何在？ 福柯认为，所谓现代性和现代文明，不光是经过启蒙、探索而对人性的重新发现，也包括对人的身体和思想在新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的规训， 使其不仅能够做社会所期望的，而且是精确和高标准的，使人与社会更为理性——这就是现代文明在精神与社会领域中的文明成就。 三 人类很早就在人造物的使用功能之外赋予其信息传达的新功能，或者象征性功能。比如建筑，在文明社会出现时很快就有了非实用的功能性建筑，或者将建筑的原有功能复杂化、装饰化、表意化。其实建筑某种程度上就是衣服功能——遮风挡雨的延伸。可以想见，我们看不见古人的衣服，如果能，它们一定也是相当复杂，犹如今天仍然残存的民族志材料中那样，承载了很多的符号性意义。早期农业社会村落中彩陶的普遍兴盛，也一定和这种功能有关——人们刚刚定居，刚刚聚集，但是仍然忘不了交流和显摆，彩陶大概是最能体现这种功能的物品和艺术了，是当时文化中的纪念性和交往性精神所在。后来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艺术的发展，还会发生巫鸿所说的纪念性转移的问题，比如玉器、青铜器、礼仪性建筑等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象征性作用。 文明的进化，符号化与人类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也总是伴随着一些新的规制的不断产生。福柯在意义的纪念性之外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其规训与监视的意义。在福柯的眼中，其实现代具有普遍性的建筑尤其是公共性建筑，比如监狱，还有学校、医院、军营、商场、企业的生产线，包括我们经常谈论的博物馆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因为，人们在其中的行为不仅被特定的空间设计所规范，而且被展示、被监视。这是现代的公共性逐渐增强了，还是文明对人的驯化在渐渐深化，或是人类享受文明生活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互联网所标志的信息时代里，关于信息知识公开性与个人的隐私性的悖论性焦虑，已验证了早已被福柯所洞悉的人类历史演进的大趋势。 能够提出规训这样的问题，被认为是福柯在考古学和谱系论之后的第三个方法论。其实严格地说，这算不上方法论，至多只是一种发现，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策略，是人类接受信息之后的一种效果。 福柯其实也将自己所有的研究定位为求“真”。不过这不是一般的物质性之真或者真理之真，而是文化复杂化进程中早已被遮蔽的思想之“真”或者抽象之“真”，是关于真的游戏规则。关于真的游戏（games of truth） 就是福柯所关注的知识本体或者体系的历史过程自身，也是他所关注的问题。它们都和人的存在有关。福柯希望通过系统的讨论，使这些规则与权力、文明的内在联系、这些规则与所获真知本身及其与其他对象的关系，都被置诸历史脉络或者客观性之中。前者用考古，后两者用谱系。前者揭示本真，后者揭示关系之真。至此，我们可以确定，福柯的知识考古乃是观念考古、权力及其关系的考古。他试图追寻文明背后如同蛛网一般错综复杂的各种要素、关系及其深层逻辑。 我们不禁要问，被福柯这么考古之后，人文社会科学会向何处去？我们同样要问，启蒙之后，发现了身边新的光源与黑暗之后，人又将去往何方？ （全文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7月8日6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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