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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叔孺的交往中看其艺术的正统观 文/陈可奇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书法篆刻方向）硕士研究生 丨摘要丨 20世纪初期赵叔孺蜚声海上，在赵叔孺的交游圈中以金石书画收藏家和赵门弟子为主。金石古器物等体现出一种不同于江湖气的庙堂之美，即一种正统的观念，体现出醇厚典雅的风格。这恰恰与赵叔孺的艺术观念相契合，并影响着这些金石书画收藏家和他的弟子们，成为整个海上艺术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一脉。本文撷取赵叔孺分别与秦文锦、周湘云、俞序文这三位收藏家以及与陈巨来、沙孟海这两位学生的交往进行论述，以见赵叔孺艺术的正统观念。
丨关键词丨 交往 金石收藏 庙堂之美 正统观 一、赵叔孺与金石收藏者 20世纪上半叶，赵叔孺以其浑厚渊雅的印风雄踞海上，为海上篆刻一大流派，并吸引了一大批文人雅士与之交往。“海内硕彦，争相倾盖论交”[1]。笔者查阅数种赵叔孺印谱，其中赵叔孺为收藏家刻印较多。赵氏弟子叶潞渊于庚午（1990）春二月为朵云轩原石精拓《赵叔孺印存》作序时有言：
因赵叔孺为他们刻印较多，说明与他们交往较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赵叔孺与他们共同的艺术观念。笔者有感于此，故本文以赵叔孺与无锡秦氏并其同里周氏做一番交游考论，以见赵氏印学之正统观。序言中说赵叔孺为奚旭（1880—1919）刻印最多，限于笔者能力，未能充分发现赵叔孺与奚氏交往资料，故将赵叔孺与奚氏交往论述暂时省略，待发掘资料后补充。在笔者阅读《赵叔孺印谱》中，发现赵叔孺为俞序文刻印亦多，俞序文身份与前二者相似，其边款材料更能说明赵叔孺之印学观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故将赵与俞之交游也一并附上。
（一）与秦文锦 秦文锦（1870—1938），字絅孙（一作褧孙），无锡人，清光绪时诸生，清代著名画家、篆刻家秦祖永之子，能诗文，工隶书，金石收藏家，擅长碑帖鉴赏，《民国书法篆刻人物辞典》有录：
上述所言秦文锦曾将周秦鼎彝和汉魏碑刻百多种集成数千联句，取名《碑帖集联》《联拓大观》等印本出版发行之事，赵叔孺有感于此，于丁巳（1917）之秋，刻一白文印见赠，印曰：“锡山秦絅孙集古文字记”，边款曰：“老友絅孙邃于金石之学，尝以金文、碑碣原字集拓成联，独运匠心，叹未曾有。余力劝付印，以广流传。今春藏事，海内推为杰作，每出一书，余得首先拜贶，愧无报瓁，用刻是印，聊酬盛意，并咐不朽。丁巳秋日，叔孺记于沪寓。”[4]又刻“絅孙校定”朱文印一方，款曰：“絅孙新辑碑联集拓成，叔孺为刻校定之印。”[5]秦文锦富收藏，并对甲骨钟鼎、秦汉篆籀研习颇深，而赵叔孺好古，醉心于三代吉金文字，曾自刻“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白文印以见志，故赵叔孺对于秦文锦集联之举颇为高兴，与秦一拍即合。秦文锦每得一古器物，往往请赵叔孺为之刻印一方以志。秦氏斋号曰“鉏彝斋”，赵叔孺有刻此印，款曰：“絅孙老友新得周鉏麑彝，云关中出土者，因以颜其斋。叔孺刻并记。”[6]庚申（1920）冬，秦文锦得北周吕僧哲造像一区，赵叔孺便刻“石佛龛”白文印一方，以永充供养。戊辰（1928）春，秦文锦以重金购《张黑女墓志》一册，便自诩“守黑居士”，赵叔孺便刻一朱文印见赠，款曰：“魏黑女志为海内孤本，絅孙老友以重金得之，爱护等于头目，刻此志世守也。戊辰仲春，叔孺刻并识。”[7] 除此之外，秦文锦自用如“褧孙藏砖”“褧孙手拓”“古鉴阁中铭心绝品”“絅孙收藏”“无锡秦氏文锦供养”“锡山秦文锦印”诸印，皆出赵叔孺之手。 秦淦（1894—？），字清曾，秦文锦之子，工山水，继承父业。其自用印如“秦淦私印”“秦清曾”“秦淦之印”等亦出于赵叔孺之手。 ◎ 偶逢难得篆书七言联 赵叔孺 （二）与周湘云 周湘云（1878—1943），字雪庵，斋号宝米室、九云室、二簋二簠之斋，祖籍浙江宁波，为海上房地产巨富，同时兼收藏。其祖上为医，鸦片战争后渐趋败落。父亲周莲塘，上海开埠之后，专心房地产事业，凭借其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精明能干的能力，不几年便成为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巨头。周湘云作为周莲塘长子，待其接管家业时，周家正如日中天之时，随着之后军阀割据、战事不断，房地产收益不断上涨，到抗日战争初期，周湘云已经成为宁波旅沪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富商。 历来巨富大多爱好收藏以显示个人品位，周湘云自然不会例外。与秦文锦相比，周湘云收藏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要高出一筹。其所收藏青铜器、名人字画既多且精，最负盛名者如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怀素《苦笋帖》、米芾小楷《向太后挽词帖》等。现存上海博物馆的怀素《苦笋帖》与米友仁《潇湘图》即为周湘云家藏之物。 同为宁波旅沪人士，且都嗜好收藏，赵叔孺自然与周湘云交好，为刻收藏鉴定印尤多。兹举典型例子如下，以见赵、周关系之密切，又见周氏收藏之精。 白文印“雪庵藏毛公季聃簋”，款曰：“雪庵吾兄得潍县陈氏聃簋，为海内著名之器。叔孺刻藏印。”[8] 朱文印“周雪庵读碑记”，款曰：“湘云兄藏汉魏碑志，均宋元旧拓，故属刻此印，为仿家无闷法。叔孺。”[9] 白文印“趛鼎楼藏汉碑”，款曰：“雪庵藏汉碑之记。叔孺。”[10] 白文印“趛鼎楼藏魏碑”，款曰：“雪庵藏魏碑之记。叔孺。”[11] 白文印“《论语》《春秋》在此罍”，款曰：“两罍为东南著名之器，湘云道兄得其一，即曹氏中罍也。文字完好，胜于阮器，因刻蝯叟句赠之。甲子嘉平叔孺记。”[12] 朱文印“四明周氏宝藏三代器”，款曰：“己巳冬，为雪庵兄刻藏三代器之印，叔孺。”[13] 朱文印“雪庵所得彝器”，款曰：“集周金文字刻奉雪庵主人文房，叔孺。”[14] 朱文印“周氏吉金”，款曰：“雪庵主人藏三代吉金，多精品，故刻是印。叔孺。”[15] 白文印“趛鼎楼”，款曰：“师趛鼎为东南著名之器，湘云得于费氏，因颜其楼。叔孺。”[16] 另有“四明周湘云收藏吉金文字”“古堇周氏雪庵收藏旧拓善本”“雪庵藏两京器”“曾经雪庵收藏”“雪庵藏鼎”“雪庵铭心之品”“湘云平生真赏”诸印，不一而足。此外，赵叔孺刻有周湘云姓名斋号等印亦多，如“宝米斋”“周鸿孙印”“古堇周鸿孙印”“湘云又字雪庵”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提到一方“雪庵藏两京器”白文印，边款曰“雪庵属，叔孺作”[17]，有趣的是，在此款右侧另有一款，曰“老缶”，很明显此印原为吴昌硕所作，后被磨去重刻。笔者推测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赵叔孺所为，赵叔孺与吴昌硕印风截然相反，一主整饬，一主雄厚，沙孟海谓之“太阴”与“太阳”，且当时赵、吴二人同处海上，壁垒森然，针锋相对，遂有赵磨去吴印，然后为周湘云治印的可能性。二是周湘云所为，大概是周湘云不喜吴昌硕印风，将其磨去。抑或周先请吴为其刻收藏印，事后周湘云不甚满意，自己磨去请赵叔孺重刻。前一种情况当见赵、吴二人艺术观念之对立，后一种情况以见周湘云之喜好当偏向赵叔孺。周湘云喜收藏，与赵叔孺有着相同的嗜好，同醉心于三代吉金，且从周湘云的收藏类型来看，以正统类型者为多，故与赵叔孺有着十分接近的艺术观念，故笔者以为后一种可能性较大。 （三）与俞序文 俞序文（1897—1942），名人萃，字序文，余杭（今属杭州）人。好金石，喜弄翰、奏刀，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俞序文与浙中金石家交好，其传世资料不多，《西泠印社志稿》中载有俞氏一小传，兹录于下：
俞序文收藏名家印作极多，据林乾良先生考证，俞序文之藏印，全部来自于其表舅傅栻，而傅栻则来源于其父傅节子。傅节子与赵之谦交好，且傅节子父子均为金石家，自然藏名家印颇多，为浙中一流。丁丑（1937）之时，抗日战争事起，殃及浙江杭州一带，俞序文便举家迁居沪上。此时，尚有丁辅之、葛昌楹和高时敷三人，四君有感于国土之沦丧、文物之受劫，深表痛惜，遂共议出四家所收藏之名人印作，合制成谱，其谱命曰《丁丑劫余印存》。是谱起自文彭，讫至高野侯之子高迥，合计273家印人，总计印章1900余方，且钤拓精美，可见四君之苦心。 俞序文搜集赵叔孺字画亦勤，赵叔孺也因此颇为得意。辛酉（1921）仲春，赵叔孺为俞序文刻“印奴”二字白文印，款曰：“稼孙为悲庵集印，曾属悲庵刻印奴二字。今序文为余集印，亦以印奴自居。序文固足继美稼孙，余则何敢望悲庵乎？辛酉仲春，记于沪上蠖巢，叔孺。”[19]魏稼孙搜集赵之谦印作尤勤，耗费半年，汇集成册，是为《二金蝶堂印存》，赵之谦在扉页上题有“稼孙多事”四字，又言：“稼孙竭半载心力，为我集印稿、钞诗、搜散弃文字，比于掩骼埋胔，意则厚矣。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书四字儆之。”可见赵之谦欢喜又颇为自负之意。赵叔孺崇拜赵之谦，曾称之为“吾家?叔”，并将俞序文比之魏稼孙，当见赵叔孺之心境。赵叔孺早年临习赵孟頫《胆巴碑》数纸，据赵叔孺自言，此作临于光绪己亥（1899）冬月，22年之后，俞序文将此作精装成册，以示赵叔孺，赵叔孺便在此册尾作跋：
俞序文亦多收藏，故赵叔孺也为其刻收藏印，有“俞氏藏本”“俞氏金石”“五百图书之室”“序文收藏”“序文铭心之品”等，其中“序文铭心之品”一印四面作长边款，洋洋数百字，兹录于下：
二、赵叔孺与赵门弟子 （一）与陈巨来 陈巨来（1905—1984），原名斝，字巨来，以字行，号塙斋、鬯石，晚号安持，斋名安持精舍。浙江平湖人，久寓上海。为二弩精舍门下首座弟子，故受赵叔孺影响颇深。对于陈巨来篆刻艺术观的形成，赵叔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篆刻艺术心得最多，成就亦高，尤擅圆朱文，以精工、秀美取胜，艺名蜚声海内外，海上鉴藏家及书画家所用印章，多出陈巨来之手。 陈巨来《致赵鹤琴函》有言：“弟随侍吾师，最先且久，发蒙导路，娓娓循循。”[22]又在其回忆录《赵叔孺先生轶事》中言：“先生及门七十二人，余从游最久。”[23]关于陈巨来拜师时间，众说纷纭。《赵叔孺先生遗墨》中有赵鹤琴编《赵叔孺先生年谱》，中华民国十年辛酉（1921）条下有记：“平湖陈巨来斝来学。”[24]陈巨来在《赵叔孺先生轶事》中云：“于甲子（1924）元旦（是日立春，俗名岁朝春）清晨由先君率余正式及门侍函丈也。”[25]陈巨来师事赵叔孺，盖由其父亲引见，陈巨来自言“先君亦后补知州在闽，故与之当时为同寅也”[26]。按陈巨来父亲陈渭渔（鸿周，1867—1948），曾北上遍访显宦父执，赖军机大臣钱应溥之交谊，得以候补福建知县、同知等职。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有记：“陈渭渔在闽中任后补同知，与赵叔孺同寅。因此其子巨来从叔孺为师。”[27]笔者曾承高式熊先生教诲，聊及赵叔孺时，高老谓每次去赵叔孺家，陈巨来父亲多次在场。既然父亲与赵叔孺交好，陈巨来自然受赵叔孺照顾，故在甲子正式拜师之前，赵叔孺每次赴宴多偕陈巨来同往，逢人问此何人，赵叔孺答曰：“吾学生也”。由此可知，陈巨来于辛酉（1921）、壬戌（1922）、癸亥（1923）年间已经问业于赵叔孺，并于甲子年（1924）元旦拜师，正式成为赵门弟子。陈巨来曾亲口告诉林乾良“于甲子年元旦拜赵叔孺为师，时年正二十”[28]，此当为不误。 民国34年（1945）乙酉春三月十七日，赵叔孺去世。去世之日，陈巨来等三人亲侍在侧（其余二人为竺修瑜、程祖麟）。自陈巨来正式拜师直至赵叔孺去世，期间至少有22年的师生情谊，故有陈巨来“弟随侍吾师，最先且久”之语。 赵叔孺对陈巨来颇为看重，以不同于一般学生视之，无论是在专业上还是生活上，均坦实相告，不以敷衍与之。陈巨来自言其余学生未尝一睹赵叔孺治印示范，唯他获见三次。笔者曾就此事询问高式熊先生，是否曾一见赵先生刻印，高老回答从未见过，写字也是如此。赵叔孺曾面告陈巨来：“刻印章法第一，要篆得好，刀法在其次也，汉印中有'太医丞印’一方，'太’'医’两字笔画悬殊，一少一多，要排列得适当，看上去要匀称顺眼，多者不觉其多，少者不觉其少，此即所谓章法也。”[29]此当为赵叔孺心得之论，陈巨来得此启发，故在《安持精舍印话》中重述了此论：
印宗秦汉，是赵叔孺正统观的体现之一。赵叔孺尝有“尔须多学汉印，不必拘于学我，学我即像我，终不能胜我也”[31]之言语于陈巨来，陈巨来便购得一套《十钟山房印举》，悉心研摹。在此气氛下，陈巨来自然接受赵叔孺正统的艺术观，以至于陈巨来在《安持精舍印话》中多有心得之论：
作为赵叔孺的得意高足，陈巨来所作之印，继承了赵叔孺的风格，以工稳见长，线条明快、精细、匀净，造型能力出神入化，故沙孟海言其“所作极尊矩度，人亦恂恂可爱”[35]。陈巨来又特擅长圆朱文，把圆朱文的创作推向静雅绝伦之境，让人不可企及。《陈巨来安持精舍印集》首页有赵叔孺在庚辰年（1940）所题边款，其谓：“陈生巨来篆书醇雅，刻印浑厚，元朱文为近代第一。”[36]可见赵叔孺对其高足有出蓝之誉。26年后，陈巨来睹物思人：“士有从师乐，向来一瓣香。知人公岂误，退省未始忘。”[37]并感叹：“叔孺师题此边款距今廿六年矣。白首无成，重负期许，集后山句以志吾愧。”[38]陈巨来在回忆录中透露，有求赵叔孺治印者，如周湘云、谭延闿、姚虞琴等，赵叔孺往往命陈巨来代刀，以致被姚虞琴识破。又有明确署名由陈巨来刻者，《二弩精舍印谱》中有“乐志堂书画印”朱文印一方，边款明确注明赵叔孺篆文，陈巨来奏刀。赵叔孺曾以先后自刻之印拓二千余方，悉交陈巨来收藏。陈巨来便分门别类，汇装成册，并请溥心畬楷书题签。由此当见赵叔孺与陈巨来关系之密切。 据陈巨来回忆，自乙丑年（1925）开始，陈巨来就协助赵叔孺仿《汉印分韵》体例编《古印文字韵林》一书，将赵叔孺少年时期在其岳家所见印谱与《十钟山房印举》中未见诸《汉印分韵》等书收录之文字一一加以补辑。沙孟海《僧孚日录》甲子年七月十二日（1924年8月12日）条有记：“午饭罢，与巨来同访叔孺先生，谈抵日暮，始出先生近放谢云生《汉印分韵》例，续著《古文字韵林》一书。巨来每往为之编集，已竟十韵。”[39]按，此时间上有出入，笔者以为当是陈巨来追忆有误，应以沙孟海日记为准。《古印文字韵林》一书倾注了赵叔孺毕生心血，可惜最终被他人盗取，赵叔孺对此一笑了之。 对陈巨来有过指导的还有一位先生，便是吴昌硕（1844—1927）。因为陈巨来夫人况绵初是晚清四大词人之一况蕙风（周颐，1861—1926）[40]之女。况蕙风与吴昌硕交谊颇深，故吴昌硕对陈巨来颇为客气，戏呼陈巨来为“巨翁”。陈巨来在《安持精舍印话》中有论：
吴昌硕、赵叔孺二人以截然不同的印风并峙海上，陈巨来只能择一而从。陈巨来首谒缶庐，吴昌硕已是81岁高龄，其时从学赵叔孺已有半年。既然拜师在前，如果出入其间，或犯时讳，陈巨来当明白这一点。故笔者以为，陈巨来拜访缶庐，只是在请益的尺度，而不以缶庐弟子自居。
（二）与沙孟海 沙孟海（1900—1992），名文若，字孟海，以字行，号石荒、沙村、兰沙、决明、僧孚等，斋号兰沙馆、决明馆、若榴花屋、夜雨雷斋等，浙江鄞县人。曾任中山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终身教授、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浙江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等。 关于沙孟海初谒赵叔孺的时间，《沙村印话》有云：
《沙孟海年表》1921年条下记：“随冯老师（笔者注：冯君木）往访同县篆刻家赵叔孺（时）。”[43]《沙孟海先生年谱》1921年5月条下记：“识印友同县吴诚初（泽，公阜），又常相伴拜谒赵叔孺（时）先生，时受叔孺先生亲炙。”[44] 沙孟海于1922年11月底抵沪，故《沙村印话》与《年表》《年谱》所记颇不相符，故笔者以为对沙孟海初谒赵叔孺的时间有必要做一番考索。查《僧孚日录》（以下简称《日录》），辛酉年三月初六日（1921年4月13日）记：“近闻赵叔孺先生回甬有数日勾留，拟从吾师往见之。先生并精馀（笔者注：于）书画金石，其篆刻尤工绝伦，几于前无古人矣。”[45]辛酉年三月初八日（1921年4月15日）记：“午后之回风堂，夫子导余谒赵叔孺先生，不遇，盖已赴申矣。”[46] 辛酉年（1921）《日录》所记关于拜谒赵叔孺就以上两条，皆不遇。由于《日录》第三册遗失，故壬戌年二月初五（1922年3月3日）至六月二十（8月12日）间日记缺失，而壬戌年八月初六日（1922年9月26日）记：“为衷博刻一印，即四月间赵叔孺所篆仿汉白文印，刻他人所篆之印，犹替人作文，殊不易易。”[47]同年九月十七日（1922年11月5日）记：“与夷父、次曳诣回风堂。既出，遇赵叔孺先生，先生近以事归故里，倥偬间未及多语。”[48]以上两条可见沙孟海在宁波时已经见到赵叔孺，且有合作治印一方。《兰沙馆印式》收有“偶然题作木居士”白文仿汉印一方，其边款为“叔孺篆，孟海刻”。[49]戴家妙先生以为沙孟海初谒赵叔孺在壬戌年（1922）九月廿二日[50]，查沙孟海当日日记，有“先生（笔者注：赵叔孺）于余篆刻极加赞许，不惟于余前言之如此”云云，可知沙孟海在此之前已有拜谒赵叔孺。所以笔者以为沙孟海初谒赵叔孺当在壬戌年四月之前，即壬戌年二月初五（1922年3月3日）至同年四月之间。至于《沙村印话》中所指，“当是沙孟海到上海后的第一次谒见”[51]。 1927年底，沙孟海因沾上“赤化”嫌疑被商务印书馆解聘而离开上海，次年至浙江省政府秘书处任科员，一年后辞去，于1929年南下赴中山大学任教。此后，沙孟海辗转于广州、杭州和南京。抗日战争爆发，沙孟海随国民政府迁居重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回里，距赵叔孺去世已有四载。据《沙孟海先生年谱》所记，沙孟海最后一次见到赵叔孺见于1927年条：
所以自1922年沙孟海见到赵叔孺到1927年底离开上海，其中至少有5年的从游经历。 沙孟海早年学习篆刻，其审美与赵叔孺契合，一致推崇赵之谦。赵叔孺在跋《吴让之印存》中有“咸、同以来，篆刻之妙，当推吾家?叔”[53]之言。张大千在评赵叔孺篆刻有言：“其治印，虽导源其家?叔，旁及顽伯、牧父，然精意所注，尤在汉印。心摹手追，得其神理，寓奇诡于平正，寄超逸于醇古，非世之貌为狂怪险谲者所可望也。”[54]沙孟海《沙村印话》中有“早岁治印，喜为?叔”[55]之语。沙孟海《日录》辛酉年二月十二日（1921年3月29日）记：“余近有不刻印，刻印亦往往摹放完白、?叔辈，不复有意于秦汉，亦不知是益是病也。”[56]同年五月十六日（6月21日）记：“赵?叔篆刻旷绝一代，其篆书远拟《天发》，近师完白，然而未善，只见其满面媚冶耳。今日见其手书《郊祀歌》数首，较他作稍凝练，其自记云：篆书非以是为正宗，然此可悟四体书之合处。”[57]因审美契合，且沙孟海本师冯君木先生尝有“学问之道，涂（笔者注：途）径至博，孰正孰辟，岂易区别，弃舍从由，全在际遇。汝之学诗文而遇我，学刻印而得叔孺。皆主张公允，不为偏怪欺人之论”[58]之言语于沙孟海，使沙孟海视赵法为正途，故有“余治印初师叔老”[59]之说，并对其大为称许。[60] 沙孟海拜谒赵叔孺，除在治印方面有所请教之外，还借以欣赏赵叔孺所藏之物、印谱等，遂眼界大开，并得以结识陈巨来、林冕之等印友。如《僧孚日录》所记：
《鄞县通志》记有关沙孟海留甬碑刻若干，由赵叔孺为之篆写碑额者凡四块。《大咸乡澹灾碑记》（刊于《华国月刊》1925年第9册）立于1925年，沙孟海撰文，任堇书丹，赵时?（笔者注：赵叔孺）篆额。据《沙孟海先生年谱》和《僧孚日录》，此碑文沙氏撰于癸亥年（1923）[69]，并于乙丑年九月十四日（1925年10月31日）往赵叔孺寓所请篆写碑额。[70]《清附贡生陈公志贤冕瑞墓门记》立于1925年，沙孟海撰文，任堇书丹，赵时?篆额。《宁波商会碑记》与《宁波仁济医院碑记》立于1932年，前者由张原炜撰文，沙孟海书丹，赵时?篆额，后者由冯贞胥撰文，沙孟海书丹，赵时?篆额。 沙孟海于丙寅年天中节（1926年6月14日）为赵叔孺刻姓名印一方。《兰沙馆印式》收有“赵时?印”四字白文印，边款曰：“叔孺师诲正，丙寅天中节，文若。”[71]天中节是端午节别称，沙孟海当日日记也记录了此事。[72]此后，访赵叔孺之事不见于沙孟海日记。《沙孟海先生年谱》仅记丁卯冬，日本山本悌二郎征赵叔孺、沙孟海和王个簃治印之事，并于此年年底，沙孟海离开上海，转浙江省政府工作，继而南下，执教于中山大学。一年后辞去，辗转于南京、杭州。抗日战争爆发，沙孟海随国民政府迁居内陆。岂料未及胜利，赵叔孺却遽归道山，故沙孟海有“别来十余年，倭尘匝地，道路梗绝，不获重睹颜色，掩卷黯然”[73]之叹。 赵叔孺年长沙孟海26岁，当为父辈。沙孟海师事赵叔孺，冯君木固然有牵线之功，更多的则是赵、沙二人审美见解的契合,加之赵、沙为同乡，故沙对赵颇为亲近，有一见如故之感。赵叔孺接受沙孟海拜谒，不仅为沙孟海的“转益多师”提供了参照，更是为沙孟海的“穷源竟流”提供了路径。
◎ 临《爨宝子碑》 赵叔孺 三、结论
在赵叔孺的交游圈中，除赵氏学生弟子之外，以金石收藏家为多，他们不惜花巨价收购古器物、字画、古玩等，故这类人群中以富商、达官占多数。而此时正是赵叔孺蜚声海上之际，故那些收藏巨富也以赵叔孺马首是瞻，以赵为权威。他们十分乐意与赵叔孺分享自己的收藏品，而赵叔孺也十分乐意与他们为伍，他们的收藏品以获得赵叔孺的肯定为荣。如赵叔孺为经伯涤刻有一方“鹤壶精舍”印，款曰：“经兄伯涤嗜古，尤精鉴别。近得陈鹤峰为杨耑木中允手制砂壶，因以颜其所居，曰'鹤壶精舍’，并属余刻二印，此其一也。丁巳四月，叔孺识。鹤峰制壶，世不多觏，矧此壶为名人递藏之品，今归伯涤，物聚所好，信然！伯涤遭家多难，癸丑沪南兵燹，室庐几毁，不携长物，仅挟此壶出走，好古之笃，不让前人。故乐为记之，越日又记。”[74] 三代吉金文字、古器物等均经历了历史的洗涤，凝聚着历史的沉淀，体现出不同于江湖气的庙堂之美，符合人类的审美标准，可登大雅之堂。换句话说，乃是一种正统的体现，而赵叔孺的审美、艺术观念也恰恰体现出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赵叔孺与那些收藏巨富有一定的共同语言，表现出高逸的个人品位。同时这种艺术观念也影响着那些收藏者和赵叔孺的学生们，表现出一种醇厚典雅的风格，这种风格在陈巨来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故沙孟海在其20世纪20年代末所著的《印学概论》（1930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7卷第2号）中对赵叔孺评价甚高，谓：“主张平正，不苟同时俗好尚，取之谦静润隐俊之笔，以匡矫时流之昌披，意至隆也。赵氏所摹拟，周秦汉晋外，特善圆朱文，刻画之精，可谓前无古人！韵境致潇洒，自辟蹊径。印岂一端而已耶？”[75]这种艺术观念成为20世纪海上艺术甚至整个民国艺术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一脉，此当见赵叔孺艺术的正统观念。
丨参考文献丨 [1]赵裕军：《赵叔孺书画全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版。 [2]《赵叔孺先生遗墨》，赵叔孺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展览特刊，上海图书馆藏本1956年版。 [3]赵叔孺：《赵叔孺印存》，朵云轩原石精拓出版1990年版。 [4]赵时?：《二弩精舍印谱》，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5]舒文扬：《赵叔孺印存》，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6]沈传凤、舒华：《民国书法篆刻人物辞典》，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 [7]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 [8]邬向东：《二十世纪宁波书坛回顾——书法论文史料选辑》，宁波出版社1999年版。 [9]林乾良：《西泠群星》，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版。 [10]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 [11]王震：《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 [12]王扆昌：《中国美术年鉴·194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丨注释丨 [1]张原炜：《鄞县赵叔孺先生传》，《赵叔孺先生遗墨》第2页。 [2]叶潞渊：朵云轩原石精拓《赵叔孺印存》序言。 [3]沈传凤、舒华：《民国书法篆刻人物辞典》，第309页。 [4]赵时?：《二弩精舍印谱》，第69页。 [5]同[4]，第79页。 [6]同[4]，第81页。 [7]同[4]，第84页。 [8]同[4]，第139页。 [9]赵时?：《赵叔孺印存》，朵云轩原石精拓出版，第14页。 [10]同[4]，第145页。 [11]同[4]，第146页。 [12]同[9]，第11页。 [13]同[4]，第141页。 [14]同[9]，第10页。 [15]同[4]，第130页。 [16]同[4]，第128页。 [17]同[4]，第143页。 [18]秦康祥：《西泠印社志稿》，第13页。 [19]同[4]，第157页。 [20]赵裕军：《赵叔孺书画全集》下册，第16页。 [21]同[4]，第161页。 [22]陈巨来：《赵叔孺先生轶事》，《安持人物琐忆》，第22页。 [23]同[22]，第29页。 [24]赵鹤琴：《赵叔孺先生年谱》，《赵叔孺先生遗墨》，第20页。 [25]同[22]，第22页。 [26]同[22]，第22页。 [27]郑逸梅：《艺林散叶荟编》，第473页。 [28]林乾良：《西泠群星》，第243页。 [29]同[22]，第22页。 [30]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赵叔孺先生遗墨》，第56页。 [31]马国权：《近代印人传》，第417页。 [32]同[30]，第55页。 [33][34]同[30]，第56页。 [35]朱关田：《沙孟海全集·日记卷》，第508页。 [36]陈巨来：《陈巨来安持精舍印集》，第3页。 [37]同[36]，第4页。 [38]同上。 [39]同[35]，第669页。 [40]关于况蕙风之生年，或以为在1859年，本文以郑炜明《况周颐先生年谱》为据，定为1861年。详见《况周颐先生年谱》，第1—2页。 [41]同[30]，第59—60页。 [42]沙孟海：《沙村印话》，载《沙孟海全集·印学卷》，第203页。 [43]沙匡世：《沙孟海年表》，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44]《沙孟海先生年谱》，第11页。 [45]沙孟海：《僧孚日录》，载《沙孟海全集·日记卷》，第123页。 [46]同[35]，第125页。 [47]同[35]，第335页。 [48]同[35]，第364页。 [49]沙孟海：《兰沙馆印式》，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125页。 [50]戴家妙：《沙孟海的篆刻艺术》，《沙孟海论坛暨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51]徐清：《沙孟海学术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 [52]沙茂世：《沙孟海先生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53]赵叔孺：《吴让之印存跋》，《赵叔孺先生遗墨》，第27页。 [54]张大千：《赵叔孺先生遗墨序》，《赵叔孺先生遗墨》，第9页。 [55]《沙孟海全集·印学卷》，第204页。 [56]同[35]，第108页。 [57]同[35]，第163页。 [58]同[35]，第368页。 [59]同[42]，第214页。 [60]《僧孚日录》壬戌年八月二十七日（1922年10月17日）记：“见叔孺先生题《霓仙遗稿》首叶篆书四字，书法之工，今之作篆者殆无出其右，此老固不厪用刻印擅长也。”同日又记：“今之作篆者无出叔孺右，并非过言，缶庵（笔者注：庐）自辟一径，出以怪特，虽风靡一时，未可为训。清卿、子與皆已死，吴氏端严而少逸气，杨氏秀整但伤软弱。若叔孺者有完白之圆劲，有悲庵之秀逸，无偏无党，可谓精品矣。”《沙孟海全集·日记卷》，第350页。壬戌年十一月初七日（1922年12月24日）记：“先生（笔者注：赵叔孺）篆刻早岁亦师西泠诸子，近乃专学?叔。至其篆书、真书无一不肖，印之工又骎骎乎加?叔而上 矣。”《沙孟海全集·日记卷》，第416页。甲子年三月二十四日（1924年4月27日）记：“赵先生印放宋元人图书记最精，近世莫得其耦。其秦汉印亦复戛戛独造，与吴缶翁异趍同归。”《沙孟海全集·日记卷》，第613页。 [61]同[35]，第367—368页。 [62]同[35]，第415—416页。 [63]同[35]，第418页。 [64]同[35]，第613页。 [65]同[35]，第669页。 [66]同上。 [67]同[36]，第695页。 [68]同[36]，第831—832页。 [69]《沙孟海先生年谱》，第18页。 [70]《僧孚日录》乙丑年九月十四日（1925年10月31日）有记：“课后夷父来，与之同访叔孺师，请篆澹灾碑额。”《沙孟海全集·日记卷》，第899页。 [71]《兰沙馆印式》，第152页。 [72]《僧孚日录》丙寅年五月初五日（1926年6月14日）有记：“午后饮集过节，后又刻叔孺先生及弥明名印。”《沙孟海全集·日记卷》，第1006页。 [73]沙孟海：《沙村印话》，《沙孟海全集·印学卷》，第214页。 [74]同[3]，第100页。 [75]沙孟海：《印学概论》，《海派书画文献汇编》第一辑，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52—153页。 本文编辑丨《西泠艺丛》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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