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百年印人－沙孟海

 

 

西泠百年印人－沙孟海

马国权

 

 

　　沙孟海（一九○○—一九九二），小名文翰，易名文若，以字行，别署劳劳亭长、石荒、沙、兰沙、决明、僧孚、孟、孟公。所居先后颜曰岸住庐、决明馆、兰沙馆、若榴花屋、夜雨雷斋、千岁忧斋。浙江鄞县人。
　　其尊人业中医，闲喜以书画篆刻自遣；先生幼受熏陶，少时已习篆法，并以刃石为乐。年十二，值辛亥革命，各报刊武昌军政府篆文大印“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先生一见通读，为当时师友所惊异。二十岁作客邻村，应嘱篆杨霁园撰《李氏祠堂记》为堂屏，信手而挥，不假参稽之籍，然一字不误，率合六书之旨，父老无不叹服其许学之有得也。性嗜诗古文辞，为冯君木先生入室弟子，弱冠已以才艺鸣于时。年廿三之沪，获闻一代祠宗况蕙风、朱及书刻巨匠吴昌硕、赵叔孺微言绪论，眼界益开拓。治印先问艺赵叔孺先生。沙老曾云：“余治印初师叔老。其为元朱文，为列国玺，谧栗坚挺，古今无第二手，心摹手追，至今弗能逮。”朱元文及列国玺固赵公印中绝品，实亦先生多年致力于斯者，谱中若“北坎室藏书”“巨摩室印”“前竹一月生”等印，皆师承有自，高致绝伦；复博涉陈秋堂、赵叔、吴让之，莫不得其神理，不拘一家一法，转益多师。时先生任教修能学社国文函授部，课余除奏刀外，更忙于治学，及应撰书碑版志铭之请索。一九二四年冬，吴缶翁于况蕙风斋中得见先生近刻，喜而题语：“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蕙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翌年，先生以冯师之介，携所作蜕本谒缶翁，老人热情为之圈点评改，并赋诗褒之：“浙人不学赵叔，偏师独出殊英雄。文何陋习一荡涤，不似之似传让翁。我思投笔一鏖战，笳鼓不竞还藏锋。”既获一代宗师之嘉许训迪，自是研索益勤，印风愈趋近缶翁之遒劲古朴。君木先生惧其过耽于是，因取“石荒”两字字之以惕。“石荒”两字由来于此。先生于学安排有序，佳篇纷刊《华国月刊》《东方杂志》。而一九三○年《东方杂志》所刊《近三百年的书学》及《印学概论》，其系统之周密、论析之精确，允为书法篆刻史论之空前杰作，对后学启导至大。十年前余奉沙老命敬序所著《沙孟海论书丛稿》，即详言少时获益之深焉。三十年代初，先生南下广州，受聘中山大学预科教授。抗战辗转入川，迄光复始返杭城，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复兼浙江美术学院教授。
　　一九六二年春以西泠印社同人之嘱托，于一九六三年年终撰成《印学史》，分印章旧制及印学体系上、下两编，共三十七章，附录凡六，图文并茂。上编为印章起源、名称制度、各朝印制风格，词句及室名别号印、鉴藏印，印材、印色、印款等。下编所论，创见尤多，昔人多以文彭、何震为篆刻开山祖，或上溯至赵孟、吾丘衍而止。先生钩稽史迹，考出宋人米芾实为之先，并举其多方自镌印以证；第二辈为赵、吾；王冕为第三辈；文、何乃第四辈耳。对明清至近代诸流派大家，并有精湛论述。自有印章以来，此得未曾有之史作也。《谈秦印》一文，旨在对秦印之名实加以纠误。《记巴慰祖父子印谱》之作，不惟考辨徽派四大家之一巴慰祖印作之真赝，且就其子弟辈数人之名字别号斋名，一一为之钩沈拾坠。而《沙印话》更以稍丰之篇幅，笔札先贤印学卓见，忆述目睹印坛史实，隽永清新，足供同道品读。先生印集名《兰沙馆印式》，一九八三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刊印本收印八十一件，起自一九二三年，迄于一九六四年。曩时所见“大司农”“陈道希”，及一九七五年所刻“金石刻画臣能为”等俱未入录，选汰甚严。跋尾有云：“余平昔不恒治印，留稿亦仅。虽复自有胸怀，而才短手蒙，所就殆无全称。七十以后病翳，不任琢画，秀而不实，每丑虚名。”此固谦逊之词。一九九四年荣宝斋刊行有《沙孟海篆刻集》，收印凡三百五十二件。
　　先生早年印作，况蕙风即许谓得“静、润、韵”三字之妙；中岁浸淫金石，尤深契古玺，旁及汉金汉简，取径多方，神明变化，三字之外，益以郁勃雄奇，并世罕与比肩。
　　西泠印社六十周年时当选为理事。一九七九年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社长，以迄谢世，对推动印学发展，不遗余力，厥功至伟。曾任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书协浙江分会主席等职。先生学识渊博，于古典文学，古文字学、金石学以及艺术教育，皆有卓越成就，而书艺及书学尤为世重，印名为书名所掩，固不宜仅以杰出印人目之也。一九九二年，鄞县人民政府尊崇先生德业，于东钱湖建立“沙孟海书学院”，展陈所作法书印章、著作及有关文献，永供海内外人士观赏研究。四月，先生犹亲临开幕盛典，后因失足引发他病，遽归道山。灵光殿圮，月冷西泠，每一怀及，不禁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