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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万维 中庸是最典型的传统精神之一，在一定意义上，中庸思想决定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最终走向。因此说来，中庸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论语》中述及中庸并不多见，《论语·雍也》这一则几乎是《论语》仅见：“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礼记正义》引郑玄《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用也。庸，用也。《论语注疏》何晏注云：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邢昺疏云：中谓中和，庸，常也。朱子章句云：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也，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从郑玄到何晏、邢昺，中庸均释中和之用，朱子进一步释无过无不及之谓中，程子则以为不偏之谓中。仅从语义来看，没有太大偏差，但这种“民鲜久”的“至德”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具体如何体现，不太明了。 从孔子原语来看，“中庸”是一种民间之德而非王德：以孔子之叹“民鲜久矣”可知。因此孔子所指当是指社会风气、民风而言。孔子对民风的批判殊为少见，批评民鲜见中庸之德久矣，有点意外；而这个“至德”之民风的“中庸”应该是什么样的？孔子本人可能也没有更明确的解释，但孔子此叹，可知此时不仅君主王侯礼崩乐坏，民风也有颓坏之象。孔子所谓中庸之民风，因此可能是西周以来浑朴、敦厚的一种生活状态，相互敬畏，自敛以求和睦相处，因此无过激之争，无无谓之衅。 西周政治思想中有较多君主自我克制、内敛的内容，譬如周公对多位诸侯的训话，最常见的往往是克制守礼、以德治民。政治上的自制、内敛，这种政治风气对贵族作风肯定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对民风也应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社会心理，进而成为一种文化心理，这是中庸思想的社会基础。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周君主政治的内敛，即所谓“德政”是中庸思想重要的社会基础。《中庸》一章，就多次提及周初诸王之德，如王季、文王、武王、周公等等。 古代刑罚严酷，而西周金文中不少关于法律的铭文中，常见提倡“中刑”，即减半处理。《牧簋》等铭文中可以看到周人把“中刑”原则作为司法重要原则来推崇。经过从西周到春秋末年几百年的衍化，“中庸”思想已经社会化，从西周刑法精神变成一种文化心理；而儒学的继承与强调，在孔子那里被塑造成为一种典范品格，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符号。百姓“中庸”，则不待政令而天下皆“化”，这是“民风”层面的中庸；《礼记·中庸》云：“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文化心理层面的中庸。“中庸”和“德性”、“问学”、“广大”、“高明”并举，因“中庸”而极“高明”，从民风的含义，变成一种格物致知的普遍修养。朱熹《章句》云：“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礼记·中庸》中的孔子关于中庸的言论，应该可以用来解释孔子中庸思想。而《论语·子罕》中对孔子的评价，“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不臆断、不绝对、不固执、不自以为是，这大概就是生活中孔子的中庸之道。 不难想象，作为法制精神的“中刑”是一种惠及民众的仁政，是野蛮时代弥足珍贵的人道思想，是所谓“商刑严，周刑宥”的具体表现。而作为“至德”的“中庸”，则是孔子对来自西周政治思想乃至社会风气的一种继承与深度阐发。中庸精神与西周王室的恭敬、谨慎的政治思想存在契合，也印证西周政治精神的相对温和与内敛。如果“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纪律，那么“中庸”还可以是一种个人修养；“德”和“中庸”虽然都来自西周的政治观念，但都逐步演变成为比较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这大约是儒家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贡献。作为刑法思想的“中”，被孔子继承和发展成为儒家的重要思想，经过儒学理论的发展，不仅是儒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品格乃至民族品格之一。“中”具有双重因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人文因素；二者之间，政治因素为先发，人文因素后起。许多古代伦理观念往往都有这样一个先政治后伦理的嬗变过程。动辄喜欢批评中庸如何如何的人不妨放眼远眺，说不定你远古的祖先，曾受惠于这折中之后的相对宽厚。中刑，也算是野蛮时代邪恶的集权机构为数不多的仁德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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