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王拥军教授团队的脑血管病精准医学研究突破性进展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研究显示，携带CYP2C19功能缺失（LOF）等位基因降低急性缺血性轻型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患者氯吡格雷治疗的临床疗效。这是世界顶级医学杂志首次刊载我国脑血管病精准医学研究成果，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我国在此领域已引领世界。 研究刊出后，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主要研究者王拥军教授、并列第一作者王伊龙和赵性泉教授、对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David Wang教授，并邮件采访了JAMA主编Howard Bauchner教授。
要做中国脑血管病药物基因组学研究
作为主要研究者，王拥军教授首先谈起了开展此项研究的初衷。王教授介绍，这项研究的想法从2008年就有了。那个时候药物基因组学已经兴起，2009-2010 年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先后刊出3篇关于氯吡格雷药物基因组学的文章，全部都是在心血管领域进行的研究，证实在心脏病患者中，氯吡格雷不同代谢影响冠脉介入后支架内血栓形成。 然而，一方面，这些数据不是来自脑血管病，另一方面，不是来自中国人，而不同种族基因相差巨大。因此，从CHANCE 研究设计之初就纳入了这部分研究，这个研究可以说是CHANCE 研究的副产品。我们利用CHANCE研究中114家医院中的70家医院，采集3000份血样，最终完成这项研究，形成这篇文章。 由于这是全球顶级医学杂志首次刊登脑血管病精准医学文章，王教授认为具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意味着脑血管病精准医学已从理论走向临床实践；第二，说明在脑血管病精准医学研究方面中国是引领世界的。
成功的取得非一夕之功、一人之力
关于研究对于临床实践的意义，王教授谈到，这项研究最主要的结论有两个：① 中国人CYP2C19慢代谢或中间代谢型占58.8%，这个数据与白人的数据相差2~3倍，因此，中国人群对氯吡格雷抵抗者更多；② 氯吡格雷抵抗或不抵抗，疗效相差20%~29%。这意味着在患者服用氯吡格雷之前进行药物基因组学评估，对其用药时间、尤其是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的时间和强度以及后面换药的方式具有很大指导价值。 谈到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王教授指出，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两个关键点。其一，获得合适的血样，并通过冷链被成功运送到国家样本库。其二，明确到底哪个基因与中国人群相关。本篇文章只报告了1个位点，但我们检测了28个位点，涵盖氯吡格雷吸收、代谢、排泄等全过程。这些都离不开团队成员的合作与努力。
成功已成昨日，挑战仍在继续
关于下一步的研究设想，王教授认为主要有两个方向。 第一，对于药物基因抵抗人群下一步怎么办？ 国际上主要有两类方法，一类是换药，直接换掉氯吡格雷，换用其他药物，但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除氯吡格雷外的其他ADP 受体拮抗剂在脑血管病领域没有证据；另一类方法是增加剂量，或延长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时间。然而，这些理论需要临床研究来验证。王教授课题组即将结束的基于药物基因组学换药的研究——PRINCE研究——这也是国际上第一个基于药物基因组学的脑血管病研究，或将回答换药后能否解决这一问题。 第二，因为药物基因组学只是临床上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时需要考虑的很小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除基因外，蛋白质、表观遗传学、生活习惯等也是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因此，如何制定一个临床上容易操作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也是之后进一步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做好临床研究，热情和方法缺一不可
最后，王教授向广大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分享了自己开展临床研究工作的经验。 首先，要对临床研究有热情，因为临床研究是解决临床问题最直接的研究方式。 其次，要掌握临床研究的本领，有热情，也要有工具，有能力，还要尽可能多地去学习临床研究方法学。 第三，应多参与国际多中心研究，锻炼我们的研究团队。 第四，当前是开展临床研究的黄金时期，“十三五”期间中央政府提出了“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对于临床研究的资金投入、中国的临床病例将为中国医生提供任何国家都不具有的临床研究的黄金时期，希望所有临床医生都能够抓住这个黄金时期，让中国的临床研究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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