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二绝句（选一） 张耒
门外青流系野船，白杨红槿短篱边。
旱蝗千里秋田净，野秫萧萧八月天。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因体貌丰肥，人称“肥仙”。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人。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外祖父李宗易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晏殊赏识。张耒幼年就读于家乡学宫，自称“丱角而读书，十有三而好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已传诵人口。十八岁游学于陈州，受到苏辙的赏识，因之结交苏轼，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神宗熙宁六年（1073），二十岁时中进士，历临淮主簿、寿安县尉、咸平县丞，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奔波劳顿，加之父母、妻子此间相继谢世，家境更每况愈下，经济拮据。其诗文“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元丰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其间与苏轼、黄庭坚等同门师友，或举酒论文，或同游酬唱。这是张耒一生中难得的美好时光，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学究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但好景不长，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祐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任上徙宣州，绍圣四年（1097）贬黄州酒税监督，再贬复州（今湖北天门）监竟陵郡酒税。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建中靖国元年（1101），远贬海南奉召内迁的苏轼病卒于常州。张耒闻讯后在颍州举哀行服，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他在黄州柯山下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以回到故乡淮安。由于晚年长期赋闲，贫病交加，加之秦观、黄庭坚、苏辙、晁补之等师友同道相继去世，心情更觉凄凉，政和四年在寂寞和痛苦中辞世，年六十一。张耒有三子，曰“秬、秸、和，皆中进士第”。张秬、张秸在陈州死于宋末兵乱。张和为陕西教官，在归葬二兄时又被强盗杀害。陆游概叹曰“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宋史》卷444有传，事迹见《东都事略》卷116。近人邵祖寿编有《张文潜先生年谱》一卷。今存的张耒文集以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张耒集》较为完备。词有《柯山诗余》，赵万里辑本。笔记体专著《明道杂志》一卷，有中华书局1985年版。
张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也是“苏门四学士”中结识苏轼兄弟最早、辞世最晚和文学理论上受苏轼兄弟影响最深的作家。“文以明理”是张耒文学思想的核心，《宋史·本传》说他“诲人作文，以理为主”。他认为成功之作，应该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做到文理并重：“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主张作家创作应遵循天然之理和情性之道：“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也被当时学者奉为至言。
在文章风格上，他反对奇简，提倡平易；反对曲晦，提倡词达。这也是苏轼“词达”观的阐述。张耒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这确实把握住了文艺创作的真谛，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他本人的创作也正因其自立的樊篱，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其创作成就前不及东坡，后不如放翁，除才华有差外，这也可能是痼疾所在。
张耒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以诗歌的成就最高。集中今存诗歌一千七百余首，题材比较广泛，其内容可分为抒情遣怀的个人愁叹、关注民生疾苦和西北边事、田园风光和寄赠唱和之作几个主要方面。他能直面社会下层，用自己的诗歌来反映劳苦大众遭受的苦难，由于他长期担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反映面也相当广阔，在他的诗作中，为我们勾勒出一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者群像，这当中有“筋骸长彀”、“半衲遮背”出卖苦力者（《劳歌》），有饿死车下，妻子抱子而泣的逃荒汉（《一亩》）；有一辈子不知盐味，守着“坏屋疏篱”靠着“脱粟寒蔬”度日的山间老农（《九月十二日入南山憩一民舍》），也有“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的卖饼孩子（《北邻卖饼儿》），有“试问朱门余酒肉，几人回首念无衣”（《北风》）尖锐的贫富对立画面，也有“昨者飞雹几破屋，颇说四郊妨麦熟。”（《昨者》）对农事的关心。通过这一幅幅悲惨画面，不仅表现了诗人“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的悲悯，以及“我身为吏救无术，坐视啼泣空汍澜”（《一亩》）的自责和愧疚。诗人还进一步试图探求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持钱粜（籴）官粟，日夕拥公门。官价虽不高，官仓常若贫。兼并闭仓廪，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腾价邀吾民。坐视既不可，禁之益纷纭。扰扰田亩中，果腹才几人。我欲究其源，宏阔未易陈。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
诗中将造成农民极度贫困化的原因归结为：兼并之家，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朝廷治国无方，无抑制粮价的得力措施，贪官污吏借此损民以肥己。在《送程德孺赴江西》又再次指出“年来屡下宽大诏”而“赤子未免饥与寒”的原因就在于吏治的腐败：“朝廷法度寄吏手，付授得所乃合宜。”诗人认为吏治腐败才是造成农民饥寒交迫的真正原因。
诗人所勾勒的画面和生发的感慨，我们在杜甫的《自京至奉先咏怀五百字》、白居易的《卖炭翁》、杜荀鹤《山中寡妇》、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中都似曾相识，说明张耒的这类诗作是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而《八盗》则是这个传统的进一步发扬光大。诗中写八名强盗铤而走险、横行天下的传奇故事。写他们由于对抗官府、劫富济贫，深受民众欢迎、队伍迅速壮大：由八名骨干发展到“其徒新故有十三”，最后是“扰扰坐致几千人”，而且深受欢迎：“朝饭南山民献彘，主人赠刀其姓李。道逢两夫捕鹰隼，胁之以威使从己。晚投民居迫之馈，坐有三夫愿从事”。我们联想到同时代“宋江三十六人”事和河北田虎、江南方腊，但那是民间故事，这却出自士大夫官员笔下，尽管诗中也说到他们采取“胁之以威”也“淫污妇女”，但也许这就是草莽英雄固有的癖性和特征，诗人只是在写实。最后由于小人贪于百万赏钱，致其中二人被捕，但另外六人却成功逃脱，诗人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诗人在《和晁应之悯农》“为盗操戈足衣食，力田竟岁犹无获。饥寒刑戮死则同，攘夺犹能缓朝夕”这简直就是杜甫“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其三）的北宋版。
安徽亳州张耒刻石像及纪念亭
这里选录的是他的《田家二绝》中的第一首，是一首悯农诗。在这首诗中，诗人以非常冷静客观的态度，平直的笔调，再现了旱、蝗灾害后农村凋蔽的景象，在宋人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这首诗很有特色。
诗所描绘的是一个村庄的灾后情景，用的是“见物不见人”的艺术手法，诗人并没有着眼于灾民的具体的生活现状，因此没有事件的铺叙，诗人对农民的同情和对社会现实的忧虑，是在通过对具体的自然景观的描绘中予以表现的。
“红槿”，开红花的木槿。木槿是一种落叶灌木，夏秋开花，花有紫红、白色等几种。常见于农村房前屋后，既可观赏，又作藩筒。诗的前二句，描绘的是这个村庄房前屋后的自然景观。孤立地看，这是一幅充满了和平宁静气象的农村八月风光图。“青流”“白杨”，“红槿”三种鲜色，交相搭配，色彩明丽。无疑，在这里我们是很难看到诗人对社会现实的褒贬评价的。
但是，到了第三句，随着诗人观察的深入，自然之境与诗人之情突然发生了矛盾。“旱蝗千里秋田净，野秫萧萧八月天”，这是完全不同于前二句的一种新的情境。这种情境对诗的前二句所创造的情境而言，是一个“逆转”。正是由于这个“逆转”，我们才得以明白，诗人在这首诗中，是在运用情境对比的艺术。即在有意描摹自然之美中，来反衬社会现实之丑。但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净”字为中心的情境的出现，是诗人的认识的飞跃，也是感情的升华。它凸现了诗人的主观意识和情感，并使这种意识和情感得以丰富化和整体化。于是，我们又会进一步明白，诗的前二句所创造的自然环境的“美”，是诗人有意为之的，它看似对自然的客观描摹，其实却正深藏着诗人的匠心；欲抑先扬，欲否定却先肯定。在先给读者造成一个“信以为真”的“美”的情境之后，突然点出这些“美”景只不过是假象、表象，而其实质却正是冷落荒凉，灾民逃亡后的一派死寂之貌，诗人的创造意图，也就宣告完成了。
这种创造不同的情境进行对比的手法，在前人的诗词中，也当然是有的。唐人皇甫松《梦江南》词云：“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这首词描绘的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境，但由于前二句描写的是实境，后三句表现的是梦幻的虚境，因此二者的对比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张耒的这首《田家》通篇所写的都是实境，是同一空间中同时之景。在前后二句各自表现的不同情境之间，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它们之间，既有对比关系，又有承接关系，赖以进行对比的，是诗人对同一地点的自然感观前后感受的不同，因此，前后两个不同的情境中间，又有对对方的映衬和补充，和皇甫松《梦江南》的界限鲜明的情境对比是不相同的。
也可以说，诗的前二句，是“客观”再现的描写，后二句却是诗人“主观”的再现。因为“净”和“萧萧”这两个形容词，显然带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感受。正是在这两个形容词中，我们听到了诗人关心社会同情农民的声音。
事实上，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当然是有着对蝗旱为灾深感忧虑，对农民疾苦极为同情的鲜明意识的。由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往往还使一些诗人无法持冷静的态度，而以直截了当的语言，来表明自己的看法。梅尧臣的《陶者》，唐人李绅的《悯农二首》等诗，大多运用这样的表现方法。而张耒在写作此诗时，却是有意把自己的主观倾向隐蔽，让艺术形象说话，所以这首诗的美感比梅、李诗显得强烈。
有人认为，张耒的这些《田家》诗，是深受梅尧臣的影响的。这种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但未免使人觉得笼统。因为梅尧臣在他的悯农诗中，追求的是平淡中的古拙，而张耒却是在平淡中强调清新，所以二者虽都讲“淡”，但韵味却并不相同。
《田家》二绝中的第二首，也是这种风格。诗云：“新插茅檐红槿筒，秋深黄叶已飞飞。滩头水阔孤舟去，渡口风寒白鹭啼。”这首诗是第一首诗的继续和补充，色调更加苍凉，感情也更加深沉。但在布局构思上，与第一首并无不同。而梅尧臣的《田家》却不同，其诗云．“南山尝种豆，碎荚落风雨，空收一束萁，无物充煎釜。”平淡中带有古朴气，对比之下，我们是不难将它和张诗分开的。梅尧臣一向推崇和主张诗要平淡，他的“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也就成了后人信守的格言。然而，他自己的一些诗，却被后人讥为“不是平淡，而是枯槁”（《诗人玉屑》卷十），可见平淡之境创造实难。然而张耒的这首诗，却确实是一首平淡清丽的歌。宋人葛立方在他的《韵语阳秋》中说：“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纷华，然后可造平淡之境”，读了张耒的这首诗，我们可知此话信然。
附：哲宗年间张耒受御史攻讦情况：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八 清·黄以周等辑
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依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纪事本末》卷百一。〕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 清·黄以周等辑
右正言张商英言：“按内臣陈衍，先管勾储祥宫，大防之子数往谒，因本宫道士武宗道而与衍结识，既而（吕）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张充公往御药院与衍关通，寻援行衍入国史院承受。而检讨官张耒、秦观又因衍而与苏辙兄弟道达言语，其奸状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禄仕，甚非所以驳奸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恶，投之散地。削夺衍官，配流海岛。庶朝廷宫省内外，人人畏肃，不敢怀邪，饰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诏陈衍追毁出身已来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编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转押前去。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 清·黄以周等辑
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精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吏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
天寒水鸟自相依，十百为群戏落晖。
过尽行人都不起，忽闻水响一齐飞。
生活中有不少现象是充满着情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艺术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这些情趣以艺术的样式“定格”，从而让它给人以永久的审美乐趣，以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水鸟相戏，怡然自乐，视行人于不见，忽然冲天而起，搅得一片水响，这种现象，是颇有兴味的。问题是如何把握并表现这种情趣，如何借助于艺术的手段把这一现象的内蕴发掘出来。简单的记录是无济于事的，过分的加工也会失去自然的本色，因此，我们就不能不赞赏秦观的这首小诗。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人又称淮海先生，高邮（今江苏高邮）人。他十五岁丧父，家贫无以自给，但读书却非常勤奋。二十九岁时，去徐州结识了苏轼，自此便一直受到苏轼的关心和影响。三十七岁中进士，历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后调入京师，在秘书省和国史院任职。绍圣元年，在他四十六岁时，因受苏轼牵连，外调杭州通判，不久又贬处州监酒税，随即又累徙郴州、横州、雷州。哲宗元符二年五月，敕命放还，途中死于藤州（今属广西），终年五十二岁。
秦观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但诗词的风格与苏轼迥异。他的词，向来被尊为婉约之宗，与苏轼的豪放分庭抗礼。苏轼认为他有屈、宋之才，王安石也称赞他可比鲍、谢，可见他的诗词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他的那首《鹊桥仙》，词中确立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爱情理想，古往今来，不知鼓励了多少青年男女海角天涯间的坚守信念。
秦观诗的题材是比较广泛的，有的诗抒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的则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社会政治的关心，还有的，则是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但最能体现他的诗风的，还是那些大量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王安石称赞他的风格，“清新婉丽”，指的也是这类题材的作品。
江苏高邮秦观纪念馆及雕像
这首《还自广陵》，写的是诗人从广陵（扬州）回家乡高邮时沿途所见之景。时间是傍晚，季节是冬天。这首诗因其细腻委婉而脍炙人口，不但极富美感，而且能增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能力，鼓舞人们生活的信心和责任心。敖陶孙在《诗评》中曾说这样的诗是“时女步春，终伤婉弱”，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天寒水鸟自相依，十百为群戏落晖”，开头两句既自然清新，又生动传神。“依”、“戏”二字，把水鸟天真烂漫之姿，表现得真是维妙维肖。它们仿佛不是二群鸟，而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在相戏打闹。晚霞抚摸着它们，它们也正在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给它们安排的和谐、安逸、自由的生活，这种物物相亲的情景，是多么令人羡慕神往！
这两句的艺术技巧也是相当娴熟的。“寒”有冷意，“相依”是静态，这是一幅表现静态美的画面，“戏”是动态，“落晖”却有暖意，这又是一幅表现动态美的画面。但这二者又不是割裂的而是浑然一体的。一部分水鸟在“自相依”，另一部分水鸟却在“十百为群”地嬉戏，这种合而有分，分而有合的状态，这种动静相宜的情调，不正是自然界每时每刻所呈现的生动而实在的面貌吗?
“过尽行人都不起，忽闻水响一齐飞”，这真是极为精彩极为传神之笔！
从形式上看，第三句是前两句的承续，但又是为第四句蓄势，“不起”，正是为“起”作准备的。从表现水鸟的动势上看，诗人是有意按照由安静到微动（“戏落晖”）再到喧动（“一齐飞”）的顺序步步演进的，从所表现的声音的频率上看，则是按照由静场（“自相依”）到轻响（“戏落晖”）再到骤响（“水响一齐飞”）的层次把音阶步步增高的。动态和声态同步进行，丝丝入扣，配合默契，最后，在第四句融为一体，把全诗的意境推向高潮。
当然，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并不仅仅出于诗人技巧的圆熟老到和构思的机智敏捷，最根本的原因，是生活的实际给诗人的启迪，因为这种鸟开始时见人不飞，后来又忽而惊起的现象，其实正是自然界最普通不过的事实，不少人都是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的。问题是一般人并没有诗人的那种眼力，能从中发现到物物相亲和物我相宜的内蕴罢了。
以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现象作为题材写进诗中的，当然并不是自秦观始，唐代诗人方千在他的《睦州吕郎中郡中环溪亭》里，就有“闲花半落犹迷蝶，白鸟双飞不避人”的诗句。不过，能和《还自广陵》匹敌的，还是五代后蜀词人欧阳炯的一首《南乡子》词和戴复古的一首《江村晚眺》诗，把这一词一诗拿来读一读，也许不无意思。
欧阳炯的《南乡子》：“岸远沙子，日斜归路晚霞明。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
戴复古的《江村晚眺》：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肋阁岸斜。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
就题材的取舍选择和艺术构思看，三者几乎同调，欧词对秦诗的影响和秦诗对戴诗的启迪作用，都是十分明显的。但如认真品味，三者的区别又非常清晰：
第一，欧词以色彩的绘制为特点，因此这阕词所描绘的是一幅带有浓厚的富贵气的“年画”。而秦诗强调的却是传声达气，在绘声中表现自然之美。至于戴诗，则是把色、声并重，努力追求形、神兼备的意境之美。
第二，欧词注重的是“物我相亲”的谐乐之趣，因此情感中自然带有闲适的色彩，这使人觉得诗人是在有意追求远离尘寰，六根清静的“心远”之境，但由于用色过于绚丽，世俗之气之浓烈，又使人觉得不免有粉饰现实之嫌。秦诗中流露的情感，则是“适”而不“闲”的，处处有一种达观的情采。而戴诗中所表现的天然“野味”，分明又是对自然本色的渴望之情了。
这种差别是存在于一切诗人的作品之中的，但就欧，秦、戴三人来说，则不惟是创作个性的差异，更是时代的区别了。
天寒水鸟自相依，忽闻水响一齐飞
附：
《一瓢诗话》一瓢诗话 清·薛雪
元遗山笑秦少游《春雨诗》“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瞿佑极力致辨。余戏咏云：“先生休讪女郎诗，《山石》拈来压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云鬟玉臂也堪师”。
《词概》词概 清·刘熙载
秦少游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自出清新。东坡词雄姿逸气，高轶古人，且称少游为词手。山谷倾倒于少游《千秋岁》词“落红万点愁如海”之句，至不敢和。要其他词之妙，似此者岂少哉！
《椒生随笔》卷八 清·王之春
昔东坡与友人书荐黄鲁直、秦少游，不但以为后出之秀，直以为天人。后二君得以成家，名传后世，东坡之力也。
《围炉诗话》卷五 清·吴乔
昔人评秦少游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其“支枕星河横醉后，入帘风絮报春深”，真好姿态；而“屠龙肯自羞无用，画虎从人笑未成”，却自肮脏。不如介甫之“鸡蟲得失何须问，鹏鷃逍遥各自知”之老手。
霜落邗沟积水清，寒星无数傍船明。
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
这是秦观的一首著名的写景诗，在《秋日》的标题下，原诗共有三首，这是其中的第一首。蔡正孙的《诗林广记》将三首分拆，把这一首题名为《邗沟》。
邗沟，原是一条古运河，春秋时吴王夫差时开，东汉时又进行过改凿。隋大业元年，此河得到全面的整修，以高邮为中心，向南直抵扬州，向北径达淮安，成为沟通江淮的重要通道。
秦观的这首诗并不是直接歌咏淮扬一带的商业的发达和市场的繁华的，它所描写的，只是邗沟两岸的水乡风光。但就在这轻歌曼咏之中，我们却听到了留年回荡在这东南胜地上空的箫管笙歌之声。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面貌。
此诗也是以绘声绘色取胜的。从结构上看，与《还自广陵》可以说是同一机抒。但《还自广陵》着重表现的是现实中的自然美，这一首着重表现的却是现实中的生活美，因此意境也就自然不同。
“霜落邗沟积水清，寒星无数傍船明”，第一句是白描，第二句是摹状。“寒”承“霜”来，“明”由“清”至，二句紧相连属。“寒星无数傍船明”一句，写得尤其生动传神。它不但交待了时间是在夜晚，地点是在船上，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个“明”字，写出了夜静而人不静的生活气息，为下面场景的转换同时暗设了契机。这二句是以清、亮之色表现邗沟水上夜景的安祥和恬静，创造的是一派清丽静谧的气氛。
把日月星辰从空中拉到地面水上，这种写法古已有之；目的也不尽相同。曹操在他的《观沧海》中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是为了写沧海气魄之大。自居易《春题湖上》中的“月点波心一颗珠”，是为了表现湖面的神秘而广阔。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中的“晚日浮沉急浪中”，是为了状江潮的气势。至于杜甫的“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或喻天地之小，或喻宇宙之大，都是为了反衬自己悲苦的心情。而秦观在这里却是借星光写水光，使天上水面上下映衬，加上“傍”字这个主动动词的使用，就使得星光有了性格，有了情感，因而整个意境也就活泼生动起来。
借用主动动词赋无生命的物体以生命的手段，这从修辞上说是比拟。这种技巧如果运用得法，往往会收到极其经济而生动的效果。秦观这首诗所表现的还是一种静态，这里再举二首表现动态的，也许又是一番情趣。
第一首是温庭筠的《过分水岭》：“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岭头便是分流处，惜别潺湲一夜声。”溪水自然是不会伴人同行的，实际上是路沿溪水而延伸。诗人沿溪水走了三天，到了分流之处，似乎听到溪水与自己惜别的一夜潺潺声。这当然不是溪水有情，而是诗人有情，诗人把自己惜别之情感移入溪水之中，“人化”了的溪水，就比只能“傍船明”的星星更加活泼，更加惹人喜爱了。
第二首是方干的《东阳道中行》，这一首似乎是将温庭筠和秦观上述二诗的表达手法溶为一体，因此别开生面：“百花香气傍行人，花低垂鞭日易曛。野火不知寒食节’穿林转壑自烧云。”香气自己不走，而是傍着行人走，这就与“入山三日得同行”的溪水有异，而与“寒星无数傍船明”的寒星相近。但香气毕竟是在“行”而不是“傍”人不动，因此这就又与“傍船明”寒星不同。香气似动非动，不动而动，这和“傍船明”的寒星，自然各有异趣了。
现在再来看秦诗的后两句：
“菰蒲”，即茭白和蒲草的合称。两者都是水生植物，但不能生长在水流湍急处，只能生长在池塘、沼泽或河流的岸畔。因此这二物的出现，是对诗的第二句中船的停泊位置的进一步明确。“疑无地”，则是暗写了菰蒲的茂密，夜色的深沉。“无”是否定词，使第三句形成了否定语气的句式。这就使它与第一二两句的陈述肯定句式划清了界限。但“无”前又加一“疑”字，这显然又是为“忽有”二字张本。于是，在“疑无……忽有”这一转折关联中，诗的意境被推向更深入的一层。因此，原来的“积水清”“傍船明”的清冷宁静的气氛，也就自然地蕴藏着跃动的生气了。
“人家”二字，当然指的是停泊在菰蒲深处的水上人家而不是岸上人家。由此可见，这一夜邗沟上的泊船不少。远远近近，左左右右，到处有船、到处有人，而且夜深时笑声不绝。这不正反映了当时邗沟漕运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吗?
当然，对这一首诗的内容作这一层认识，仅仅是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方面。也许诗人的本意却并不在此，而只是为了表现邗沟岸畔水乡风情。然而风情即民情，民情即现实生活的真实体现。在菰蒲深处传来的船上笑声中，我们是不难听到生活中应当有的和平安康的这一个方面的内容的。
“疑无地”而忽听人声，这是一种反衬手法。用这种手法，是为了加强诗的感人力量。前后截然不同的对比，总是容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和强烈的感受。这种写法在别人诗中也有不少，如王维的《兰田山石门精舍》：“遥爱云本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忽与前山通”；卢纶《送吉中孚归楚州》中的“暗入无路山，心路有花处”，耿伟《仙山行》中的“花落寻无径，鸡鸣觉有村”，王安石《江上》中的“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强彦文的“远山初见疑无路，曲折徐行渐有村”（见周晖《清波杂志》），这些诗都是相类似的手法。但这些诗，除耿韦的《仙山行》外，都是让“疑无”后面出现的场景诉之于人的视觉，因此都可用“忽见”来关联。而秦观的这首《秋日》却和耿伟的《仙山行》一样，是诉之于人们的听觉，因此可用“忽听”来关联。所调动的人的感官虽有不同，但艺术手法和目的却无大差异，所以它们的艺术效果是大体一样的，即：以反衬的手法给人以强烈的感受。
霜落邗沟积水清，寒星无数傍船明。
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
附：
《升庵诗话》卷六 明·杨慎
晋世释子帛道猷，有《陵峰采药》诗曰：“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此四句古今绝唱也，有石刻在沃州岩。按《弘明集》亦载此诗，本八句，其后四句不称，独刻此四句，道猷自删之耶，抑别有高人定之耶。宋秦少游诗：“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道潜诗：“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在翠微”。虽祖道猷语意而不及。庚溪作诗话，谓少游、道潜比，道猷尤为精练，所谓“苏烘壤以充帏，谓申椒其不芳”也。
《诗人玉屑》卷八 宋·魏庆之
有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者。庾信月诗云：“渡河光不湿”，杜云：“入河蟾不没”；唐人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坡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杜《梦李白》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山谷《簟诗》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颜色”；退之云：“如何连晓语，祗是说家乡”，吕居仁云：“如何今夜雨，祗是滴芭蕉”。此皆以故为新，夺胎换骨。白道猷曰：“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后秦少游云：“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僧道潜云：“隔林彷佛闻机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於道猷，而更加锻炼，亦可谓善夺胎者也。
《养一斋诗话》卷五 清·潘德舆
张文潜、秦少游并称，而秦之风骨不逮张也。秦之得意句，如“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林峭一抹青如画，知是淮流转处山”，婉宕有姿矣。较文潜之“新月已生飞鸟外，落霞更在夕阳西”；“斜日两竿眠犊晚，春波一顷去凫寒”；“欲指吴淞何处是，一行征雁海山头”；“芰荷声里孤舟雨，卧入江南第一州”；“川明半夜雨，卧冷五更秋”；“漱井消午醉，扫花坐晚凉”，力量似逊一筹。盖秦七自是词曲宗工，诗未专门也。“漱井”一联，尤为山谷所赏，杨诚斋所谓“山谷前头敢说诗，绝称漱井扫花词”是也。
《石洲诗话》卷三 清·翁方纲
王半山“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秦少游“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所祖也。陆放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乃又变作对句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