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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经得起鲁迅白眼的,恐怕只有随遇而安的林语堂

 泉涓涓木欣欣 2016-07-14

图 / 来自网络编辑 / 凤凰读书计划

民国时期,有一位任性但不执拗的作家——

林语堂 说他任性,是因为他靠写作成名后,竟花光全部积蓄去发明“中文打字机”(东西不错,但没人愿意生产),老年时又废寝忘食地编纂“汉英字典”,差点累出脑中风。 说他不执拗,则是因为他那场略带遗憾的婚姻,还有他与鲁迅间“相爱相杀”的故事。

林语堂和鲁迅相识,是因为“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6日,日本借口国民军在内战中打伤了日本军舰,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出天津大沽口阵地。 18日,爱刷存在感的李大钊带领5000余人上街集会,要求政府拒绝通牒。 结果军警向人群开火,打死47人,伤200余人。 惨案发生后,鲁迅发表《记念刘和珍君》悼念遇难学生,林语堂也发表悼念文章《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两位革命同志就这么认识了。为了安全,还一起从北京移居上海。 然而,两人的性格毕竟相差太大。鲁迅若遇到看不惯的事,必须骂到狗血淋头才痛快。林语堂却喜欢点到为止,话不说绝。

在上海时,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出版税官司,后来郁达夫出面调解了此事。为修复关系,李小峰摆了桌宴会,顺便请了林语堂夫妇和其他好友。 席间,忽然有人提到了鲁迅的学生张友松,林语堂没多想,顺势也谈起了张友松。 可鲁迅最不想提张友松。 张友松曾经在背后指责李小峰“拖欠作者工资”,被李小峰记恨在心。这次鲁迅要打版税官司,李小峰本能地认为是张友松在鲁迅背后怂恿,几次对张友松人身攻击。

鲁迅当时一拍桌子:“我要声明!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们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不明所以,一时间都不知怎么反驳。郁达夫见势不妙,赶紧送走了林语堂夫妇。 这次误会后,鲁迅和林语堂仍有往来,并没彻底翻脸。 直到1933年杨杏佛被刺杀。 杨杏佛与林语堂、鲁迅都为民盟人士,经常为营救政治犯与蒋介石政府作对。杨杏佛被杀后,于6月20日举行入殓仪式,鲁迅去了,林语堂没去。 鲁迅很生气,以为林语堂胆小、没有义气。 其实林语堂家已经被监视,没法出门。 7月2日,林语堂出席了杨杏佛的下葬仪式,但鲁迅没去……

虽然后来不再来往,鲁迅去世后林语堂还是作文进行了悼念,其中写道: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可见,林语堂很有“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觉悟,这一点在他的婚姻中体现得更彻底。 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看上了同学的妹妹陈锦端。两人志趣相投,很快走到一起。 可惜陈锦端出身名门,父亲陈天恩根本看不上穷出身的林语堂,拆散了他们。陈天恩过意不去,便将暗恋林语堂的廖翠凤介绍给他认识。 林语堂竟欣然和廖翠凤成婚,婚后还烧了结婚证书,称“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 不过据林语堂女儿回忆,林语堂画画时总是将女子画成陈锦端的样子,而且“每逢锦端姨来家里做客,父亲都会非常紧张”。

林语堂早期的作品主要发表在《雨丝》、《论语》、《人间世》等期刊上。30年代受邀赴美任教后,林语堂才开始写长篇著作。  《吾国与吾民》 豆瓣9.0分

《吾国与吾民》(英文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名《中国人》,是林语堂受美国庄台出版公司邀请写的一部“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书”。 林语堂最初用英文写成此书,刚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4个月内翻印7版。 在书中,林语堂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人的性格、思维方式、人生追求、妇女问题、政治社会问题、文学艺术、生活模式都被提及。林语堂的好友、美国作家赛珍珠称此书是“关于中国最真实、最深入、最完整、最重要的一本书”。 4年后,林语堂凭借一部小说再次引起轰动—— 《京华烟云》豆瓣9.3分

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仅用了1年时间,第1版仍然用英文写成。该书出版后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1975年林语堂还凭借此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书中主要讲述了北平三大家族间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的恩怨情仇,其中还安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军阀割据、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等历史事件,全景式展现了清末民初的社会风貌。 《生活的艺术》豆瓣8.8分

《生活的艺术》可以看做《吾国与吾民》的姊妹篇。林语堂在这本书中更细致地描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品茗、行酒、观山、玩水、看云、鉴石、养花、赏雪、听雨、吟风、弄月…… 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的轰动比《吾国与吾民》还大,《纽约时报》的书评家甚至说:“读完这本书后,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 林语堂主要著作还有:《苏东坡传》(豆瓣8.6分)、《风声鹤唳》(豆瓣8.3分)、《朱门》(豆瓣8.3分)、《孔子的智慧》(豆瓣8.5分)、《老子的智慧》(豆瓣8.5分)等。 此外凭借文学作品积累的名气,林语堂在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纂《当代汉英词典》。5年后字典编成,林语堂视其为“写作生涯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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