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仲淹墓】 1023年，宋真宗去世，宋仁宗继位。这一年，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还是一个14岁的少年，还要等上13年，我的老乡苏东坡先生才出世。这一年，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在家中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寇准。 按照学而优则仕的古老传统，中国，尤其是承平时代的中国的各个时代，能够走上仕途，实践达则兼济天下抱负的，可以说都是读书人。这个数目庞大的通过读书取得功名，从而为官的人群中，往往会诞生一种令后人艳羡的极品：他们既是政治上的名臣，也是艺术上的大师。 这种既是名臣也是大师的现象，在重文轻武的北宋屡见不鲜，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许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寇准当然也是名臣兼大师之一，他政治上的最大杰作就是当辽国南下时，极力鼓动了宋真宗的御驾亲征。 以位极人臣的政治家身份，而能率真任性地抒发常人的心境：常人的愁苦，离散，思念和感时伤遇，这种情景不独北宋才有，全部的中国文学史都包含了这种奇异而美丽的因子。只不过，这一点北宋文人们做得更杰出。 范仲淹、晏殊、宋祁、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哪一个政治上显赫一时的政治家同时不是诗人或词人甚至外加散文家呢？他们咳珠唾玉般的文辞，哪怕隔了一千年的时光，我们犹能感受到真切而实在的呼吸。不像我们所熟悉的当世，官员写在纸上的文字，几乎都是些刻板空洞的套话和废话，更不要指望一个资深的官员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坦露给众生。 范仲淹是这些有真性情和真才华的大宋帝国官员的代表。当苏东坡在眉山小城哇哇降生时，范仲淹早已功成名就，成为当世官员的楷模和文坛不二的大师。 南宋人论及两宋人物时，声称：“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不二见”。作为一种人格和道德的典范，后世对他的敬仰就像他在《严先生祠堂记》里对另一位古人的歌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明代大思想家李贽甚至认为：“宋亡，范公不亡也。” 范仲淹以文官的身份，却长期主持帝国对西夏的防御工作。他戌边期间，西夏人对这位范长官敬畏有加，称他是范老子，“胸中有十万甲兵“；当地流传着：“军中有一范，敌人闻之惊破胆”的说法。 但范仲淹最著名的政绩不是戌边，而是主持变法。这起早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37年的变法行动，史家们称为庆历新政。作为庆历新政的主要设计者，范仲淹的变法策略都集中体现在他的《十事疏》中，其主旨无非澄清吏治，富国强兵。 但新政仅仅只操作了不到一年，范仲淹就不得不向陛下乞身外放。范仲淹去世后谥为文正，这是文官的谥号中最令人羡慕的一种，历朝历代凡谥为文正者，多半身兼道德人品与政治能力的双料冠军。 范仲淹的散文以《岳阳楼记》为代表，汪洋恣肆中自有一种大师风范。他所留下的不多的几首词作，放到全宋词的海洋中，仍然如此挺拔动人。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外，我们也看到了他“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儿女柔情。 另一位大词人晏殊去世时，苏东坡已经19岁，想必这位还在眉山苦读的外省青年，也应当在晏殊活着时读过他的作品。尽管古代传媒阙如，但优秀动人的作品一旦问世，也能被天下传诵。 晏殊曾做过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就是说，他曾经独自主持过北宋帝国的行政与军事。历数宋代文人，这种荣耀与权势难以找到第二个。 但晏殊本质上是文人，一个多愁善感的文人，他那些缠绵凄清的词作如何与他身为宰相级高官的身份相融合，设想起来，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这就是文风鼎盛炽烈如情欲的北宋，宰相下班后，可以带着两行清泪在洁白的纸上用龙飞凤舞的笔迹写下于今看来只属于普通人的忧伤与无奈：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滁州醉翁亭，因欧阳修而名垂千古】 欧阳修是公认的文坛领袖。当苏东坡和他的父亲在京城见到他时，这位长者已经五十岁了。与我们惯常所认定的文人相轻不同，文人中间也存在着文人相亲的时候――那多半是大师与大师的邂逅。比如贺知章之于李白，李白之于杜甫，当然也包括欧阳修与苏东坡。 据说欧阳修长得有些意外，这位曾官至参知政事和兵部尚书的高级官员，他有一对特别白皙的招风耳，上唇比下唇稍短，笑起来会露出牙龈――偏偏这个和譪的老人又特别喜欢笑，尤其在遇到苏东坡这样的青年才俊时。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能感觉得到，他的微笑和大笑都是出自内心的。 对自己的相貌，欧阳修对苏东坡讲，他少年时，曾有一个和尚给他看过相，说他：“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著齿，无事得谤。” 如果我们承认历代文人之间总有些精神与操守薪火相传，我更愿意相信，苏东坡从欧阳修那里继承了这样一些东西：两人性格迥异，但弥漫于整个宋代的士大夫的豁达与自信却一脉相承。 欧阳修死后谥文忠，这是仅次于文正的上等谥号。这位慈祥的老者，每当想到他在迟暮之年犹自惦记着闺中的少女和楼外的春天时，就会有一份久违的感动在心底弥漫，他是一位真实的性情中人：“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范仲淹等人位极人臣，是实实在在的身在魏阙，却又时时心在江湖。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些与他们不同的大师，他们在政治上算不上名臣，但艺术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师。这类大师的代表就是柳永。 柳永去世时，苏东坡21岁，刚刚举行了弱冠之礼。柳永的词据说是但有井水处，便歌柳词，就像今天的流行音乐一样来势凶猛。如此看来，年轻时的苏东坡肯定读过这位前辈的词作。 后来，有人把二者的作品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说是柳永的词，适合由十七八岁的红粉女郎，手里握着红牙檀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东坡的词，须由关西大汉，舞动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个形象而生动的比较，以后从柳苏二人的词作风格，延展成了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区别。  【苏东坡书法作品】 与上述诸位大师相比较，宋祁的名声称不上显赫，却因一首词而得到了红杏尚书的美称。宋祁死时，苏东坡已经25岁，在4年前就曾和父亲及兄弟到过首都开封，是时任职于凤翔。宋祁则任过工部尚书，算是朝廷高级官员。 宋祁那首词有一句流传千古，那就是红杏枝头春意闹，此词一出，人们纷纷称他是红杏尚书。红杏尚书成为美谈一事从一个侧面表明：北宋帝国的文官体制下，文臣们的文学艺术修为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自慰，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 这也同时说明，彼时人民的艺术水平似乎较今日为高。在一个崇尚文学艺术的社会，诗人艺术家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与此同时，我以为，宋祁这首《木兰花》所透露出的意境，也与整个北宋帝国治下文人们的恬静适性相吻合：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处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惜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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