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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三国系列传奇:(二)苦难的三兄弟

 虚花悟看红尘世 2016-07-15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经历了独立前后的战争时代之后,波罗的海三国享受了20年短暂而又珍贵的和平时光,随后厄运又一次降临。前苏联对于波罗的海三国的“丢失”一直耿耿于怀,到了1939年,前苏联终于开始诉诸强硬手段来恢复沙俄时代的帝国边界。1939年8月23日,前苏联与宿敌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附件“秘密议定书” 确认波罗的海三国领土划归前苏联(了解内情的希特勒果断地提前从三国撤出了全部德国侨民)。在排除了德国干涉的前提下,斯大林开始伸手了。

 


▲二战前的欧洲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立陶宛一开始在“秘密议定书”中规定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在前苏联看来,立陶宛距离前苏联较远,不与其接壤,所以德国的提议也就得到了前苏联认可。但不知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秘密议定书”最终还是把立陶宛划归了前苏联。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立陶宛也许可以避免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那样的悲剧,最多也就像斯洛伐克那样成为德国的附庸国。

 


二战爆发后前苏联迅速和德国第四次瓜分了波兰,然后以波兰潜艇逃往爱沙尼亚为由,要求爱沙尼亚为苏军提供军事基地,并强迫其签订“相互援助条约”,随后,前苏联对其他两国也如法炮制。当年10月,波罗的海三国无奈接受全部条件与其签约。在签约期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对“应邀”访问前苏联的拉国外长蒙泰尔兹毫不掩饰地指出:“波罗的海地区对我们来说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在不冻港建立基地。”

 



条约签订后两周,苏军同时进驻拉脱维亚的利耶帕亚和文茨皮尔斯两个海军基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和立陶宛各战略要地。前苏联的最终目的是将三国完全纳入自己的版图,签订所谓的友好条约只是虚晃一枪而已。在第一步目标达到之后,前苏联同时对三国开刀,从1940年5月下旬开始,前苏联或以“违反条约”为口实(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或以谎称士兵失踪为借口(立陶宛),分别向三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未等三国回应,前苏联红军已经破门而入。


 


在拉脱维亚,苏军在三天之内就抢占了所有城市、政府机关、交通要道和重要军事设施,在爱沙尼亚,8万前苏联红军在两天之内占领了总人口还不到100万的爱沙尼亚全境,在立陶宛,15万大军开进了这个几乎不设防的国度,而国际联盟却对这一切置若罔闻。随后,前苏联分别在三国扶植了傀儡政府,三国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各自共产党控制下的人民会议“不约而同”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并入前苏联。于是三国又一次沦为了俄罗斯帝国(前苏联)人遥远而微不足道的边疆地区,又一次被整个世界遗忘……


●多灾多难的民族


合并后前苏联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彻底摧毁三国原有的社会体系,方法非常简单——肉体消灭。斯大林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清洗的执行机构、克格勃的前身)首长叶若夫说,“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就是把人消灭,人死了,问题也就解决了。”于是,凡在三国资产阶级政府担任过要职的官员和社会精英悉数被捕并处决。在拉脱维亚,以前总统乌尼马尼斯为首的一大批政府部长和军事领导人被逮捕,其中乌尼马尼斯总统被流放到高加索强制劳役并于1942年死于该地。前苏联内务部官员赛列夫和马连科夫就任里加的警备司令后,迅速拟出一张长长清单,上面列出了数百名“人民公敌”,凡上了名单的人全部被枪决。当然,这一切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没有例外。

 


与肉体消灭同时展开的,是前苏联在三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强制推行苏维埃化。所有私营企业、银行无偿收归国有,农民的土地全部被没收。更为悲惨的是,前苏联勒令三国民众强制迁徙,以降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比例。从1941年6月14日开始,前苏联强迫1万5000名拉脱维亚人离开家园,迁徙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光在迁徙途中就有数千人被杀害。几乎在同时,1万名爱沙尼亚人和1万3000名立陶宛人在红军押送下被勒令迁徙到白俄罗斯,不过这些人因德国在6月22日入侵前苏联而“因祸得福”,德军以迅雷之势在行进间占领了三国,押送的苏军还没走出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国境就被歼灭了。


 


波罗的海三国正好处于德国进攻前苏联的地理直线上,兵锋所指,苏军迅速被驱逐出波罗的海地区,到了7月中旬,波罗的海三国全境脱离前苏联统治。坦白地说,虽然波罗的海三国沦为德军的领土,但对三国的民众而言,他们对前苏联人的恨更多一些。虽然纳粹党卫军抓捕了一批为前苏联工作的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但也有相当多人视德军为“解放者”,积极加入进攻前苏联的行列,比如成立了一个由爱沙尼亚人组成的党卫军师,立陶宛人建立了反苏临时政府,很多人以志愿兵的身份加入德军对苏作战。



 

然而“好景”不长,打了1944年,红军又打了过来。对于苏军的卷土重来三国民众惊恐万分,大约有14万拉脱维亚人、7万爱沙尼亚人和5万立陶宛人连夜逃离家园,不幸的是,80%的人死在了逃亡路上,一部分被淹死,一部被苏军抓获,另一部分在海上遭到前苏联飞机扫射而死亡,只有几千人到了海外,流亡到德国、瑞典,甚至更远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得以保存三国的文化和语言,期望有一天能回到祖国。另外还有大约数万名青年男女拿着武器逃入茫茫原始森林,在森林的掩护下(三国平均森林覆盖率超过46%)组织游击队不断抗击苏军,他们被称为“森林兄弟”。战后,“森林兄弟”在前苏联的铁幕统治下,他们或被杀害,或被抓捕,到了上世纪50年代,“森林兄弟”日渐消亡。

 


 

●“美女成灾”的苦衷


前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统治再次确立后,又一次实施了狂飙突进的苏维埃化(俄化)运动。在拉脱维亚,几乎所有的青年男子都被迫加入苏军,当时该国人口只有100万,却有5万人“被参军”,而其中的80%都在战争结束前阵亡。今人皆曰拉脱维亚美女如云,而且女性人口比男性多出18%,却很可能不知这是因为战争期间大批男子死亡所造成的。在爱沙尼亚,所有一切带有民族特征的东西和记忆统统被抹去。为了惩罚爱沙尼亚人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前苏联还调整了该加盟共和国的边界,把一部分领土转给了俄罗斯。

 


 

从1945年到1949年,分别有2万多名爱沙尼亚人和4万3000名拉脱维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大部分一去不复返。严重的劳动力不足使得前苏联乘势以产业复兴为名动员俄罗斯工人和农民赴两个加盟共和国定居,期望把这两个桀骜不驯的民族彻底苏维埃化(俄化),从45年到59年,拉脱维亚的俄罗斯移民超过了50万,爱沙尼亚东部城市纳尔瓦和科赫特拉耶尔瓦也成为了俄罗斯产业工人的天下,俄罗斯人比例高达九成。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两国中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族的人口比例一降再降,以拉脱维亚为例,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5年的84%剧减到53年的60%,到了89年只占到52%。




立陶宛的遭遇也大致相同,不过俄罗斯移民并没有蜂拥而入,这也和其最高领导人——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司涅邱克斯有很大关系。作为地道的立陶宛人,他抵制了俄罗斯移民的流入,这一点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避免了像拉脱维亚那样存在至今都极其解决的俄罗斯移民问题。另外,当时立陶宛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对俄罗斯移民缺乏吸引力。


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前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高压统治有所缓和,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一切又开始倒退,俄罗斯人持续不断地流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特别是1968年发生在捷克共和国的去前苏联化改革“布拉格之春”之后,前苏联当局对三国的控制变本加厉。


即使如此,爱沙尼亚仍然通过芬兰顽强地引进了西方思想和文化。两国之间只隔着一个芬兰湾,从塔林乘船向北,两个多小时就能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可是东西方冷战的铁幕早已拉下,前苏联当局固然禁止爱沙尼亚人前往资本主义世界,但却禁止不了自由的电波横渡芬兰湾。而且两国属同一民族,两国虽然有各自的语言但完全能够互通,前苏联一直想方设法干扰电波信号,但在技术上很难做到完全屏蔽。

 


●“三兄弟”终获自由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试图以激进的改革“新思维”来拯救前苏联严重僵化的体制,没想到此举直接招致了前苏联的崩溃,也让波罗的海三国赢得了独立的良机。当中央集权消除或仅仅是受到削弱之后,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就开始抬头,它既包括边疆加盟共和国自发地反抗苏俄政权长期的统治,也包括少数民族抗议加盟共和国内强势民族的统治。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在许多方面走在了前面,而且它们的独立过程是以一种同步而又相互合作的方式进行的。




前面提过,三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获得独立,以立陶宛为例,它在更长时间、更丰富和复杂的历史长河中都以独立的面貌存在。三国拥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其民众总体上也拥有相对熟练的技术并受过良好的教育,一旦有表达的机会毫无疑问会要求独立。1988年6月,爱沙尼亚第一个大规模非共产党政治联盟“人们阵线”获得合法地位,此举引发了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同年11月又是爱沙尼亚率先宣布有权否决侵犯其自治权的前苏联法律。

 


1989年5月,立陶宛立法机构通过了寻求独立的决议,当年8月23日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纪念日,三国共同宣布前苏联从1940年起对其的占领无效且非法。同时为表脱离前苏联的决心,三国举行了有两百万人参加的“波罗的海之路”的游行活动,游行者手拉手组成了长达650公里的人链,从维尔纽斯经里加一直连接塔林。从这里不难感受到三国对脱离苏俄统治的迫切、其民族情感之炽烈。


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莫斯科领导,从而成为前苏联境内第一个独立并纯粹为选举而存在的政党,1990年3月11日,在总统兰兹贝吉斯领导下立陶宛宣布完全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走上类似的道路。引领拉国独立运动的是该国共产党改革派,然而由于数十万俄罗斯移民的存在,反独立的“民意”也很强大。1991年1月20日,在反独立势力支持下,以鲁皮库斯为首的保守派党员宣布成立“民族救济委员会”,与改革派相对抗。

 


 

戈尔巴乔夫严重低估了三国的决心,起初非常漠视三国要求前苏联承认其独立的愿望,一旦危机暴露,他又开始采取说服、强制胁迫的方法试图让三国改变初衷。1991年1月13日拂晓,前苏联内务省的内卫部队突入首都维尔纽斯,苏军装甲部队攻击了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造成1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群情激奋的立陶宛国民于17日组建了名为“国防义勇军”的临时陆军和苏军对抗。同样,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政府办公大楼也受到“黑色贝雷帽”部队的袭击,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这实际上是前苏联的特种部队试图阻碍独立进程。



1991年上半年,三国就独立问题相继举行全民公决,91%的立陶宛投票者赞成国家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全民公决也以三比一的优势赞成独立。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立陶宛人至少占了该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人只占到两个共和国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多一点。很明显,不仅是波罗的海人,连许多俄罗斯移民以及其他民族的人都认为三个国家应该脱离前苏联。1991年8月,在前苏联保守派发动“八一九政变”失败之后,三国得到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承认,当年9月6日,前苏联也承认三国独立。三国从此不用再担心前苏联坦克会在城市的街头横行。

 



这三个新独立的国家都以本民族语言为单一的官方语言,并倾向于制定比较排外的政策,特别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始终因无法消解的俄罗斯移民问题而如鲠在喉,这一点在国籍问题的处理上就能看出端倪。独立后拉政府规定,只有在战前共和国时期就已定居的人及其子孙才能自动取得拉脱维亚国籍,从而排除了俄罗斯过来的移民。在独立后首次议员选举过程中,拥有投票权的公民中几乎没有俄罗斯裔。到了2002年,成功加入拉国国籍的俄罗斯裔居民只有5万5000人,而与此同时该国还有超过50万的俄罗斯裔是没有任何国籍的“外星人”。


三国独立后在经济领域实施了市场化改革,彻底改变了前前苏联时期僵化的经济模式,建立起西欧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且三国还努力摆脱对俄罗斯经济的依存度,数据显示,到2000年,三国进口的商品中平均只有十分之一是俄罗斯货。三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为其经济发展增添了不少主力,其各大海港作为连结中西欧与俄罗斯经贸往来的中转港持续不断发挥着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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