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 “我们这些威胁他人的人或受到威胁的人被拖入一个狂热的虚无主义时代，然而又是孤独的，大家手里拿着武器，悲愤填膺。” 摘自｜阿尔贝·加缪《反抗者》引言 杀人这最极端的自由 与反抗的理由是水火不容的 文｜阿尔贝·加缪 译｜吕永真 摘自｜《反抗者》之《南方思想》 - 声明：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 反抗与杀人 ￣￣￣￣￣￣￣￣ 欧洲与革命远离这个生命的源泉，于是激烈动荡，日渐衰落。在上个世纪，人打碎了宗教的束缚。他刚从中解脱出来，又为自己发明了新的束缚，不可容忍的束缚。美德陨亡了，但它复活后更加狂放。它向所有的人呼喊响彻大地的仁慈，这种遥远的爱成为对当代人道主义的嘲笑。它在这个固定点上只能造成破坏。将来有一天，它会变得更加乖戾，那时变得如警察一般。为了拯救人类，将会堆起把人烧死的木柴。我们处于当代悲剧的顶峰，会变得对罪恶熟视无睹。生命与创造的源泉似乎枯竭。恐惧笼罩着布满幽灵与机器的欧洲。在两次大屠杀之间，在地下搭起断头台。施刑者在那里默默地庆祝他们的新信仰。是什么呼喊扰乱了他们？诗人们在面临弟兄们被屠杀之际，骄傲地宣布他们是无罪的。全世界从那时起漫不经心地不再注意这种罪行。受害者陷入他们最不幸的处境：他们万念俱灰。在古代，杀人时喷溅出的鲜血至少会激起神圣的义愤，从而使生命的代价神圣化。对这个时代真正的谴责，相反却让人想到它还不够血淋淋的。血再不是可以让人看见的。它没有把伪善者的真面孔揭示于众。下面是虚无主义的极端表现：盲目而疯狂的杀人行径反倒变成一片绿洲，而愚笨的罪人与我们极其聪明的刽子手相比反而显得憨态可掬。 欧洲思想在长期认为可以和全人类一道为反对上帝而斗争之后，发现它若不想死亡，还必须与人类进行斗争。反抗死亡的反抗者想赢得不死性，不得不自己也动手杀人。他们若退缩的话，必须接受死亡。他们若要前进，则必须同意杀人。反抗已背离其根源，并被无耻地加以改头换面，在各个层面上都在牺牲与杀人之间摇摆不定。它希望其正义能为大家分享，但正义却成为稀罕的东西。圣宠的王国已被打倒，而正义的王国现在也在崩溃。欧洲由于对此失望而奄奄一息。欧洲的反抗曾为人的清白无辜而辩护，而今却不得不为否定自己有罪而拼搏。它刚刚奔向全体性，便注定要陷于最绝望的孤独。它想成为众人的大家庭，却再无其他希望，惟有在漫长的年代中将走向单一性的孤独者一个一个聚集起来。 必须放弃一切反抗吗？是否要接受一个有种种非正义行为的苟存的社会？还是要决心反对人类而效劳于历史的狂暴进程？总之，如果我们进行思考的逻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循守旧，那么也必须接受它，如同某些家庭有时必须接受不可避免的不光彩的事情一样。如果反抗还需要为针对人类的各种杀人行为，甚至破坏行为进行辩护的话，那么也只好同意这种自杀行为。正义的感情最后会从中得到好处：商人的与警察的世界的消失。 然而我们现在仍生活在反抗的世界中。反抗会不会相反成为新暴君的借口呢？包含于反抗运动中的“我们存在”会不会与杀人行为和解呢？反抗为压迫确定了一个限度，在此限度内，所有的人所共同拥有的尊严开始得到维护，这样便确定了第一个价值。反抗把人们之间的共谋关系、共同的组织、宗派的团结作为主要参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使彼此趋同，结成一条阵线。它从而使思想在与荒诞世界的搏斗中迈出了第一步。通过这一进步，使它现在面对杀人时要解决的问题越发令人焦虑。杀人在荒诞的层面上，仅仅引起逻辑的矛盾，而在反抗的层面上，它是痛苦。因为需要决定有无可能杀死我们刚刚认出与之相似的那个人，并献出同一性。一旦摆脱了孤独，难道应该肯定与一切隔绝的行为，从而最终又恢复到孤独状态吗？一人刚刚知道他并非是孤独的，如今又迫使他处于孤独，这难道不是对人所犯的最大罪行吗？ 从逻辑上讲，可以说杀人与反抗是矛盾的，即使只有一个主人被杀，反抗者也不再有资格谈论什么人类共同体，而其他行为的合理性正由此而来。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更高尚的意义，如果人只有以人作为担保人，那么一个人只要离群索居，即可被从活人的社会中清除出去。该隐杀死阿贝尔之后，便逃往沙漠之中。如果是一群杀人者，这群人也生活在沙漠中，生活在被称为杂处的某种孤独中。 反抗者一进行打击，便把世界分裂为两个。他以人与人的同一性的名义而奋起反抗，又在血泊中认可了差异，从而牺牲了同一性。他深陷苦难与压迫之中，惟一的存在就在这同一性中。那同一种运动旨在肯定他的存在，却因此而使他停止存在。可以说有些人，甚至几乎所有的人都与他在一起。然而，不可替代的友爱世界即使只缺少一个人，也可以说这个世界荒无人烟。如果我们不存在，则我也不存在，这样即可解释卡利亚耶夫的无尽的忧思与圣茹斯特的缄默。反抗者们决定以暴力与杀人来保持存在的希望，徒然地以“我们将会存在”代替“我们存在”。杀人者与受害者在将来消失时，人类大家庭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会重新建立。虽然有例外，规则重又成为可能的。在历史的层面上，如同在个人生活中一样，杀人是个绝望的例外，或者算不了什么。它对事物秩序所造成的破坏是没有前途的。杀人是非常之举，不能像纯粹的历史态度所希望的那样加以运用，它是一个限度，人们只能有一次达到它，在此之后则必须死去。反抗者若听由自己卷入杀人行动，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和他的杀人行为和解，即接受他自己的死亡与牺牲。他杀人，然后死去，此足以表明杀人是不可行的。他于是指出，他其实喜爱的是“我们存在”，而非“我们将会存在”。这样便可以解释卡利亚耶夫在狱中何以气定神闲，而圣茹斯特在走向断头台时为何神色坦然自若。越过了这个最大的限度，便开始产生矛盾与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的杀人 ￣￣￣￣￣￣￣￣￣￣ 不合理的罪恶与合理的罪恶同样表现了由抵抗运动所揭示的价值，但首先是不合理的罪恶。否定一切而自命有权杀人的人，萨德、浪荡的杀人犯、卡拉玛佐夫、横行无忌的盗匪、在人群中开枪的超现实主义者，他们都要求完全的自由，无限制地表示人的骄傲，虚无主义在狂热中把创造者与创造物混为一谈。它取消了一切希望的原则，抛开一切限制，毫无来由地乱发泄愤怒，最后认为，他对杀死那些注定要死亡的人毫不在乎。 然而，它的理智，对共同命运的彼此了解以及人们之间的沟通，始终是活跃的。反抗宣告了这一切，承诺要为之效力。同样，它为反对虚无主义而确立了行为准则，不需要等到历史终结才开始行动，而且这准则不是形式的。它与雅各宾的道德相反，注意到了未为规则与法律所顾及的一切。它为一种道德开辟了道路，这个道德绝不服从抽象的原则，而是在起义与无休止的争论中揭露它们。绝不能说这些原则是永恒的，声称它们将来存在会是徒劳的。但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存在的，和我们一道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否定奴役、谎言和恐怖。 的确，主人和奴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人们不能与一个被奴役者谈话与交流。我们通过这种无拘束的会话认识到我们的相似之处，认可我们的命运。与此相反，奴役使最可怕的沉寂笼罩大地。对反抗者来说，非正义之所以坏，并非在于它否定了永恒的正义思想，而是由于它使分隔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无声的敌对状态永久延续下去。它扼杀了由于人们之间的协同关系而来到世界的不多的生命。同样，由于说谎者对其他人封闭起自己，谎言遭到禁止，而在更低的程度上，造成最终沉默的杀人与暴力也是如此。由反抗所表现出的协同关系与彼此交往，惟有在自由的对话中才能存在下去。每次的含糊不清与每次的误解都会造成死亡。清晰的言辞与简洁的话语可以挽救这种死亡（人们注意到，适合于专制学说的语言始终是烦琐的或文牍式的。）。一切悲剧的高潮都发生在主人公听不到声音之时。柏拉图有理由反对摩西与尼采，人的对话比在孤零零的山顶独自一人所发布的宗教福音书代价要低。在城市中如同在舞台上一样，死亡之前会有单人独语。一切反抗者面对压迫者而奋起行动，要为生存辩护，投身于反抗奴役、谎言与恐怖的斗争，在闪电般的刹那间断言这三种灾祸使人们之间始终沉默以对，彼此让对方茫无所知，阻止他们拥有将他们从虚无主义拯救出来的惟一价值，在与命运的搏斗中长期共同战斗。 闪电般的刹那间。但这足以说明，杀人这最极端的自由与反抗的理由是水火不容的。反抗丝毫没有要求完全的自由。相反，反抗指责完全的自由，正确地驳斥了高级官员可以打破被禁止的界限的无限权力。反抗者所要求的并非普遍的独立性，而是要人们承认，只要在有人生存的地方，自由皆有其界限，此界限恰恰是人反抗的权利。反抗不妥协性的深刻道理即在于此。反抗越认识到应该要求正确的限制，便越加坚定不屈。反抗者无疑在为自己要求自由，但绝对不是毁灭他人的生存与自由的权利。他不会侮辱任何人。他之所以要求自由是为了大众。他所拒绝的自由，也禁止一切人享有。他并非仅仅是反抗主人的奴隶，而且是反对世界上有主人与奴隶存在的人。因而由于反抗，历史的内容则不仅仅是主宰与奴役的关系。无限的权力在历史中并不是惟一的法则。反抗者正是以另外一种价值的名义来断言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同时只为自己要求相对的自由，这对于认识这种不可能性是必需的。人类的每种自由从其最深的根源上看都是相对的。惟有绝对的自由即杀人的自由不要求限制。它于是与其根相断绝，在盲目地飘荡，好似一个作恶的幽灵，直到自以为在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躯壳。 因而可以说，反抗若走向破坏，则是违反逻辑的。当它要求人类状况的统一性时，它是生命的力量，而非死亡的力量。其深藏的逻辑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它的运动若要保持真实，则不能把支持其矛盾的任何一方抛弃到身后。它应该忠实于它所包含的“是”。反抗的逻辑是：要服务于正义，绝不去加强社会的非正义；要运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而不使谎言充斥世间；要在面对世人的痛苦时为争取幸福奋斗。虚无主义的热情加剧了非正义与谎言，背弃了它以前的要求，从而失去了其反抗的最为明确的理由。这强烈地感到这个世界注定要灭亡，于是杀人。相反，反抗的结果是否定杀人的合理性，因为其原则就是反对死亡。 倘若人能够在世界上为自己引来统一性，仅仅由于他的意旨而使真诚、纯真和正义充满世界，那么他便成为上帝。同样，他若能如此，以后便再没有理由进行反抗。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为谎言、非正义与暴力部分地构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状况。他若要坚持反抗，则要下决心完全不杀人与说谎，永远不同意一切杀人与暴力的行动。他也不能让自己杀人与说谎。因为若相反使杀人与暴力合理化，便摧毁了他反抗的理由。反抗者于是永无安宁之日。他知晓善，却身不由己地去作恶。使他昂然挺立的价值并非一旦获得便一了百了，他需要不停地保持它。如果没有新的反抗支持他已获得的存在，这存在便会崩溃。不管怎样，他若不能永远完全不杀人，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即可将其热情用来减少他四周杀人的机会。他身陷黑暗中，惟一的美德就是不屈服于黑暗，虽然为恶所束缚，却坚定地走向善。他若终于杀人，便会接受死亡。反抗者忠于其根源，在牺牲中表明，他真正的自由不是与杀人有关，而与他自己的死亡相关。他同时发现了形而上的荣誉。卡利亚耶夫站在绞刑架下，向他所有的弟兄们指出人的荣誉在开始与结束时的准确界限。 （完） 以上摘自 《反抗者》 [法] 菲利普·克洛代尔｜著 吕永真｜译 上海译文2013年8月出版 戳以下标题可跳转至 每日读第1期 《我的少年时代，将为某位步入暮年的小说家献上大量“荤段子”》 作者：纳博科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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