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加缪的《反抗者》出版的时候，它是一部西方世界较早对极权主义及其暴力哲学作出批判性反省的著作。比那些跟残酷的历史状况不着边的“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之类的思想要重要得多，但却因为触及了从虚无中走出来的暴力哲学的神经系统而遭遇围攻，在萨特作为掌门人的亲共知识分子势力范围的巴黎人文学界，直至偶然车祸逝世，加缪几乎都生活在被放逐状态之中。
《反抗者》的开头写道：“有激情犯罪也有逻辑犯罪。两者之间的界限不容易分清。但是刑法典预谋了轻易的区分。我们生活在预谋和完美之罪的领域里。我们的罪犯不再是无助的儿童，他们能以爱为借口。相反，他们是成年人，他们有一个完美的借口：哲学，它可以被用于任何目的——甚至把杀人犯变成法官。”这个时代依然不乏这样的哲学和哲学家，为最不可思议的大规模犯罪提供哲学，提供其逻辑：把犯罪变成合乎更高的历史准则或社会目标所标榜的历史理性。加缪的论述不仅是对杀人犯的批判，更是对为犯罪提供其哲学的人的一项指控。二十世纪不缺乏大规模的被预谋的“完美之罪”，也不乏那些把令人发指的罪行上升到哲学层面从而使其“正当化”的人们，缺乏的正是加缪这样的指控者。面对一个武装了的利益集团，况且还是一个拥有其知识和哲学的集团，孤独的起诉者总是处在举证不足——不是因为没有证据，而是所有的罪证都被它的哲学阐释为更高的必然性，面对这个集团，孤独的起诉人陷于关注细节而非“历史规则”和“政治权衡”，总是容易被人诟病为道德主义或情感用事，孤独的起诉者处在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易受攻击的位置上。加缪关注的不是政治行动的有效单元，比如党或民族，而是易受伤害的脆弱的个人，因此反驳他的人总是处在有力的位置上：阶级、党或民族国家。独裁或权力又直接或间接地给予这些人以力量。后者因为具有一元论的或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而显得强大，有感召力。怪诞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常常是杀人的号角。但加缪的指控却因为放弃二元论而显得软弱，他的思想不仅难以被一个群体有效的实践，还因为富于感情、饱尝苦痛、不能自信正确而又易受伤害。事实上，加缪的指控常常使他自身腹背受敌。
加缪在二元冲突的意识形态势力中坚持他的非暴力思想，不在对立的两方中选择：“无论如何，任何强迫人们排斥一方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双倍地为不义效劳。”他不赞成以“正义”、“永恒真理”或“历史原则”为由将暴力合理化，将犯罪逻辑化；比如最常见的是：牺牲几百万或几千万人，为了全世界人民的未来。或者为了抽象的“正义”而对软弱的个人实施独裁。他说：“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但是，从黑格尔主义对“暴力”、“征服”和“奴役”的合理化到现代社会对利益“竞争”的合法化以至于最终纷纷推崇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必然性思想，加缪的思想是这样的不合时宜。他说：“放弃美，放弃与美相连的官能幸福，专一地为不幸效劳，这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他说：“对于正义的长久要求耗尽了爱，而正义却恰恰产生于爱。”还有，那行来自他的作品刻在他的石碑上的铭文：“我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是光荣，那就是无节制地爱的权利。”这句话的下面还有“抱紧一个女人的身体，这也是把从天空降下大海的那种奇特的快乐留在自己身上。”美，爱，包含感官的幸福。这是地中海正午的思想，散发着温暖的阳光。加缪为个人“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拒绝独裁及其暴力的时候，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着这样一种内心渴望和易受伤害的身躯的人。不那么崇高，不那么绝对，怀着有时被他人嘲笑的爱与道德。然而，这怎么能是“政治”呢？那个时候，后现代思想中的那些未免有些花里胡哨的身体政治或欲望的政治还没有被巴洛克化的思想技能发明出来，爱的政治（宗教）又早已在嘲笑声中被抛弃了。
当《反抗者》发表的时候，推崇革命暴力与共产主义及其暴力的萨特觉得受到了哲学上不能容忍的挑战，这个巴黎知识界的掌门人组织了对加缪的侮辱性批评。为了维护他的概念，不惜把暴力使用在昔日的好友身上。除却那些不光彩的暴力与侮辱，论战的主要分歧在于政治与道德的分离与选择这一当代社会事态。在萨特看来，政治介入不需要道德上的就事论事式的考虑。他要求这样一种理解世界的模式：世界的罪恶与非正义的主要来源是资本主义体系，而共产主义则代表着征服它的力量与历史趋势，后者代表了被压迫者（的道德）进行的有效行动。这意味着必须支持这个政党，接受现实丑恶的一面，赞赏其暴力革命和革命的暴力，不惜弄脏自己的双手。为了他的目的合理性，为了建立二元对立世界观及其逻辑，这种哲学提前放过了另一个阵营中的独裁与恐怖。牺牲道德是政治行为的代价。正如萨特所写的那样：“当政治必须背叛它的道德的时候，选择道德就是背叛政治。”加缪选择了道德。萨特选择了政治。为了政治正确，萨特声称“谴责世界上一切地方的非正义”，却对极权主义的罪恶始终保持着礼貌的沉默，而且忌恨加缪这样的人对它的暴力哲学所做的批判。这样至少，这个早先的个人主义的存在主义者就一步从虚无中把自己拯救出来了，同时也把自己从理性主义、道德主义及其对世界走向的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了。
当然，萨特的现实主义不是对真实或事实的关切，相反，在1958的谈话中，他说：“我们必须接受政治强加的一种限制，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否则人就成了‘君子’，就无法做出政治行为。”“君子”是他对加缪的道德要求的讽刺性词汇。在直到70年代的讨论中，萨特依然这样检讨他早年对“道德主义”的克服：“我开始为共产党人的政治现实主义让路：没错，你这样做是因为它有用，然后你检视它，估量它的价值——根据它的功用，而不是某些必须涉及到的含糊观念，后者只能耽误事。”他依然认为，他50年代的亲共——他是那个年代亲共知识分子的伟大领袖——以及由此与加缪的绝交，意味着把“涉及到的含糊概念”替换为“纯粹的现实主义”。
是的，道德的东西在现实政治上是无效的，在政治被痞子式的理解为权谋时，道德考虑是无效的。美好和善良向来不是成功者和征服者。赞美世界、热爱世界和仁慈的道德心没有仇恨世界那样有力量。只有仇恨才能鼓动起暴力革命。人们也不能为幸福而打仗，却能够以“正义”之名发动战争，以正义之名进行大规模镇压和屠杀。
1957年，阿尔及利亚冲突使萨特的名声达到其顶峰，他成为无情抨击政府的殖民主义和对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的折磨、抨击对阿解组织的镇压的英雄首领。现在他既有政治正确也有道德优势。萨特认为殖民主义统治的暴力必须用阿解组织的暴力才能消除。但加缪却陷入痛苦的沉默：不是因为反抗殖民统治的政治正确性，就承认阿解组织使用暴力与恐怖就是正义的和正当的。不是因为一方不正当，另一方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萨特支持政治上的正确性，加缪支持善良。萨特能够大声疾呼，加缪陷入腹背受敌的沉默。加缪出生北非，无论什么样的殖民历史带来了这样的结果，都难以把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一百万“黑脚法国人”的每一个普通人与殖民主义或殖民统治者相混同，纵容或无视他们每日生活在恐怖之中，使之成为暴力、复仇与恐怖的目标。他终于打破难堪的沉默说出了：“母亲先于正义”。但这未能使他摆脱沉默的纠缠，反而使他陷入双重的尴尬。
可是，当代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多么罕有“家人”即“个人”先于那些抽象的大概念的思想表述啊。加缪不是不知道殖民统治的非正义性或殖民扩张的历史。在暴力冲突带来的无数普通人的苦难中，他希望人们听到掩盖在概念下面的弱小的呼救声：“如果一些法国人认为，作为殖民统治的后果，法国历史地处在有罪状态之中，他们并不一定要让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做替罪羊（“向着死亡前进吧；我们罪有应得！”）；他们必须牺牲自己作为补偿。就我而言，像我们的法国——忏悔者那样，一面哭诉‘我的罪过，这是我的责任’，一面捶打别人的胸膛，实在令我作呕—”
这么一个人，一个怀着善意和对美好事物热爱之情的人，一个“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的人，在活着的时候饱受攻击，与推崇革命暴力和共产主义暴力的萨特享受的崇拜成正比。在加缪死后，即使那些善意的人们也总是这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局限”。不要说那些敌视他的人，且听听这些几乎是友好的人们对加缪思想的“同情”的质疑吧—利·阿贝尔说：后期的加缪“常常把在道德上向往的东西作为政治上行之有效的—加缪只支持所有美好和善良的东西”。谁都懂得，现在连孩子们都说，美好和善良如果不是虚伪的，至少也是认识上幼稚的和政治上无效的。“政治”一词在人们的嘴里早就简化堕落为“权谋”。贝·莱维问道：“如果一种道德观重视的是幸福，而不是正义，那么这还是道德吗？如果一种政治只满足于崇拜世界，因此也就是只满足于瞻仰世界，唯唯诺诺地接受世界，祝福世界，那么这还算得上是一种政治吗？”
是的，善意总是脆弱的，情感总是有局限的，只有暴力和恶意是没有局限的，正因为没有局限，才铸成罪恶，酿成人间的苦难。可是，那又怎么样？有预谋的犯罪已经这样被种种哲学完美化、神圣化、合理化了。即使在今天，在许多大规模的犯罪之后，不是还有许多智商过人的哲学家已经挖好了万人坑，并且为犯罪准备好了强力逻辑，甚至为罪犯准备好了华贵的法袍：再次把杀人犯变成法官。
加缪，在蒂巴萨的石碑后沉默着。北非的海风吹拂过石碑上的一行铭文：“我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是光荣，那就是无限热爱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