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加缪诞辰一百周年，译林出版社送了我一套名为《孤独与团结》的明信片，背面印着加缪那些蛊惑人心的句子，比如《反抗者》中的“对未来真正的慷慨在于把一切都献给现在”,比如《局外人》中的“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正面则是加缪的照片，其中最著名那张被公认为神似亨弗莱·鲍嘉，加缪叼着烟，毛呢大衣的领子翻起来微微遮住耳朵，露出四分之三张脸。还有一张是加缪和妻子弗朗辛抱着他们的双生龙凤胎，加缪依然叼着烟，他手里的那个可能是女儿凯瑟琳。今年法国没有为加缪办什么纪念庆典，凯瑟琳说，这才是父亲想要的，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孤独与团结》这个名字来自加缪的一个短篇《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小说中的艺术家临终时说出一个单词，但是旁人听不清楚他说的究竟是“孤独”(solitaire)，还是团结(solidaire)，这也是加缪终生的困境。
我盯着那些照片想：谁会不爱加缪呢？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正如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里提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加缪的声誉一直走下坡路，法国人普遍认为他已经多年没有推出真正的重量级作品了。1959年在平生最后一次接受访谈时，极度孤独中的加缪说：“我不为任何人发言，为我自己都已是难上加难了。”在1951年出版《反抗者》之后，加缪和曾经的挚友萨特一刀两断，萨特给他写信说：“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指二人之间的友谊），无疑是它应该被断绝。使我们接近的事多，使我们分离的事少，但是，这少仍嫌太多……”加缪给萨特的信则干脆这样开头：“致《现代》杂志主编……”在萨特和加缪初始时，波伏娃甚至担心萨特爱上了他，因为萨特谈论加缪时的语气就像在谈论一个女人，他们的分手也像情人的决裂：万分痛苦，永不回头。
加缪和萨特其实有着相同的原点，即世界的本质本是不堪（加缪用的“荒谬”，萨特用的“恶心”），然而他们却走向完全背道而驰的终点。这件事早在二人的政治分歧前就有征兆，1938年加缪给萨特的《恶心》写下评论：“有一类写作的错误在于相信这一点：生命是不幸的，所以生命可悲……宣告存在的荒谬性不能作为目的，它仅仅是一个起点而已。”对于萨特来说，因为存在本身恶心，所以这种恶心感将永远预示着生命是一场悲剧。但对于加缪来说，再也没有比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更加荒谬的命运，然而不要忘记，西绪弗斯是一个幸福的人。
荒谬同样可以意味着幸福，这是加缪在小说《局外人》、戏剧《卡里古拉》和随笔集《西绪弗斯神话》中重复论述的主题，加缪喜欢这样的三重复调，后来当他想论述“反抗”时，他同样写了一部小说《鼠疫》、一部戏剧《正义者》，与一部随笔集《反抗者》，正因为太赤裸地想用文学作品讲述哲学思考，即使是像我这样迷恋加缪的读者，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作品不能划为一流，他只是一个一流的人而已。
加缪的办公室里只有两幅肖像，一幅是托尔斯泰，一幅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加缪把后者的《群魔》改编为话剧，《反抗者》也被视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一头一尾，分别是存在主义的开篇和终结之作。但他从来没有写出过伊凡或者基里洛夫这样复杂的人物，而托尔斯泰舒缓的叙事节奏，对日常生活的把握，更是加缪从未能抵达的文学秘境，他总是太着急于写出生活的总结陈词，但生活岂能被那样轻易地总结。加缪还有一些令人激动的火花，然而它们似乎却始终仅仅作为火花而存在，比如阿伦特“平庸的恶”早在《正义者》中就已经有所显现，剧中的卡利亚耶夫在暗杀大公后入狱，遇到苦役犯弗卡，弗卡说，绞死犯人的活都是由他来干，因为绞死一个，可以减掉一年徒刑，这是件便宜事儿。卡利亚耶夫说；“他们为了饶恕你的罪行，又让你犯新的罪？”弗卡说：“这不算犯罪，只是奉命行事。”
《反抗者》中对革命目的与手段的反思，也可以视为加缪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的致敬，他反对用目的证明手段的正义性，认为革命只会带来暴政：“一切现代革命均导致国家的加强。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仑，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反抗者》还提到真正的卡利亚耶夫（而不是《正义者》中他想象出来的那个）：“卡利亚耶夫本人信仰上帝。萨万科夫在一次未遂的刺杀行动之前几分钟，人们在街上看到他站在一座圣像前面，一只手握着炸弹，另一只手在画十字。但他抛弃了教会。在处死前，他在牢房拒绝见神甫。”但是，对于革命的种种罪恶，有什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阐释清明的呢？左派知识分子们讽刺他是面向高中生写作的哲学家，加缪就只好辩解说，自己从未自视为哲学家，这句话他说过多次，听起来让人心酸。
后人谈及加缪与萨特时，习惯性把他们视为战后欧洲反共与拥共两大阵营的代表人物，仿佛两个人都在同样热切地介入政治且立场坚定。如果说萨特一生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写出《恶心》和《苍蝇》的萨特，加缪对自我却没有那样确信。1944年在法国法西斯御用文人布拉西亚克案的审判期间，加缪和1952年的诺奖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有过公开分歧，加缪曾经写过：“我一提正义，莫利亚克先生就谈仁爱。我反对宽恕，我们现在索求的惩罚是一种必需的正义，我们必须拒绝一种‘神圣的仁爱’。”但是在布拉西亚克被判处死刑之后，加缪又在莫利亚克组织从宽处理的请愿书上签名，这个故事更有趣的是，几年之后，莫利亚克承认自己对宽容和特赦的呼吁有不成熟之处，而加缪则说：“莫利亚克先生是对的，我错了。”
这才是真正的加缪，一个坦承自我、将会推翻自我的人，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加缪让人失望地并未对法国的殖民行为进行直接批评，托尼·朱特就说，这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加缪在个人知识、记忆和他对平等适用正义原则的追求之间真正陷入了进退维谷状态，“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在这些情形里，沉默似乎是他最深层的情感的最佳写照。”犹犹豫豫的加缪就像是以赛亚·柏林多元论的践行者，他相信真理，然而他更相信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种真理，可以概括万事万物。有些人（比如萨特和波伏娃）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沉默与游离只能证明其软弱，但当政治狂热成为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个把正义与温情、勇气与软弱一同揽为自身重负的男人，远比其他过于自我笃定的人，代表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荣誉。
加缪唯一毫不动摇的，是西绪弗斯式的希望，这种希望不基于命运，不基于上帝，只基于人的反抗，人的自由。在《局外人》中，默尔索对生命的安排沉默以对，但在《鼠疫》中，里厄医生却已经明白在强大的瘟疫面前，所有的手段可能都毫无用处，然而“必须作这样或那样的斗争而不该屈膝投降……对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战。这个真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反抗不是为了胜利，而是在反抗中，我们方可存在。生命生而荒谬，邪恶宛如瘟疫，而且像黑夜般永不灭亡；但是加缪说，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加缪还说，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1954年，加缪出版了《夏天集》，他在书里温柔地写下：“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加缪属于夏天。
（责任编辑：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