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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筱一，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多年从事法语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主要译作有《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杜拉斯传》《生活在别处》《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法兰西组曲》等。译作《温柔之歌》获第十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奖。 当下阅读加缪 文 | 袁筱一 在1955年美国版的《局外人》中，加缪在他的序言中写道： 很久以前，我曾经用一句话——我必须承认，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悖论——来总结《局外人》：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人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他就会有被判死刑的危险。我想说的只是书中的主人公之所以被判死刑，仅仅因为他没有参与游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局外人，他在流浪，在边缘，在私人生活之镇上，独自一人，只听从身体的需要。正因为如此，读者一度将他看成一个边缘人。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想一想，默尔索究竟为什么不参与这个游戏，也许我们能够得到关于这个人物的更加明确的概念，更加能够符合作者原初的想法。答案很简单，他拒绝撒谎。撒谎，不仅仅是指说实际并不存在的东西，也包括——并且尤其如此——说得超出实际存在，如果有关人的灵魂，那么就是说得超出实际感受。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每天，为了简化生活，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默尔索和他表现出来的正相反，他不愿意简化生活。他是怎么样就怎么说，他拒绝为自己的情感戴上种种面具，于是社会立刻觉得受到了威胁。比如说别人按照习惯的表达，问他是否为自己的罪行感到遗憾。他回答说，与其说感到遗憾，他更觉得厌烦。就这一点细微的差别就送了他的命。 因此对我来说，默尔索不是一个边缘人，他只是一个一无所有、赤裸裸的人，钟情于不会留下阴影的太阳。他远非麻木不仁，有一种深层的激情让他充满活力，因为这激情是一种长久的、基于绝对和真实之上的激情。是一种具有否定性的真实，存在和感受的真实，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真实，任何关于自我的征服都是不可能的。 这样，我们再读这本《局外人》的时候，就不会弄错了，这是一个为真实而死的人的故事，尽管他没有一点英雄态度。 这一段序言对于我们阅读《局外人》非常重要，对于我这一讲也很重要。因为加缪用自己的语言陈述了让我喜欢的主要理由，这就是：真实、激情和英雄。 这三个关键词是作为一个阅读者给出的。加缪自己也酷爱关键词，不同的加缪传记几乎都会提到加缪在五十年代初期曾经写下过的十个关键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而如果把关键词的任务交给加缪的专家来写，可能会得出另外的答案：例如地中海文学什么的。当然，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在把“存在主义作家”之类的标签放在加缪身上时是会犹豫的，因为不仅加缪本人拒绝，越来越多的证据也的确指向，作为“存在主义作家”的加缪从来没有“存在”过。 加缪 加缪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作家，祖上源自哪里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加缪坚信父亲那一族是来自法国的阿尔萨斯，母亲那一族是西班牙人。可因为从小失去父亲，母亲和外祖母都不识字，转述于是变得非常不可靠。唯一可靠的地方在于，加缪的祖父与外祖父均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生活贫穷。虽然今天的文学评论早就摒弃了将作家生长的环境与他们的作品直接划上等号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作家背后永远有一个他弃之不去的创作环境。具体在加缪的身上，就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地中海”文学的痕迹。阿尔及利亚有炽热的太阳，有大海，有母亲，有绚烂的色彩（我们在《局外人》当中都能看到），有和阿拉伯人的矛盾，有穷白人的生活（请注意《局外人》中默尔索和《恶心》中罗冈丹的区别）。我们大多数人对他的了解是，他得到过1957年的诺贝尔奖——应当说，他是法语小说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局外人》也被认为是跨入二十一世纪最需要读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十部小说之一。除了小说家的头衔（他还是另一部重要小说《鼠疫》的作者，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反抗者的英雄身影）之外，当然，他还是记者、剧作家，他甚至还是演员。在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和萨特的《恶心》之后，是他延伸并完成了对于“荒诞”的定义，把我们带到西西弗斯的巨石面前，让我们充满赞叹地听到这一声轰然巨响，让我们又有了一种理解这个世界的眼光和方法。 加缪的创作历程上，也有两个重要的三角。这两个三角印证了加缪作为小说家、哲学家和剧作家的天赋和统一性。 一个三角是《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卡利古拉》，它的中心是荒诞。 另一个三角是《鼠疫》—《正义者》—《反抗的人》，它的中心是反抗。 这也是加缪对于自己创作的计划。加缪为结核病所折磨，再加上意外早逝，一生作品不多。然而在他身上，作品与人却是统一的，相互支持的。前一个三角是在阿尔及利亚完成的，得到巴黎文学主流圈的承认，并且奠定了他在当时毫无争议以巴黎为中心的文学界的声名。后一个三角却是来到了巴黎生活之后完成的，有了反抗的经验，也更加坚定自己要点什么，因而也饱受争议。 从荒诞到反抗，这是从本质到解决方案提出的过程。有时候禁不住想，也许事情发展到加缪这一步，原本还是有希望的。纵然虚幻的激情被消解了，可仍然有想突破一点什么、想挽救人类于水火和沉沦中的梦想；仍然有对崇高和英雄浪漫主义的定义。虽然这定义不同于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任何定义，然而，这定义毕竟是由反抗、自由和激情构成的，是现在仍然让我们感到安心的浪漫主义价值。 萨特 也正是第二个三角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长期以来，加缪和萨特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虽然不是我们的重点，倒也颇能说明问题。战争后期，加缪来到巴黎，和当时的知识分子抵抗组织各路人马都有交集，其中包括萨特和波伏瓦。他供职于《战斗报》，那时的报纸社论多出自他手。尽管身体羸弱，他还是发展成为了一个积极的地下抵抗运动成员。他们曾经走得很近，尤其在二战之后。当法国需要一种具有力量的思想，能够把优秀的、因为战争的阴影而在物质性的暴力面前深感无助的一群人集结在一起时，加缪和萨特没有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站在了一起。只是，他们在一起“很少谈论文学和哲学”。 然而很快，萨特与加缪交恶。这不是简单的文人相轻的庸俗故事。如果不是加缪出了车祸，也许我们会对两种必然显示为不一样的力量看得更加清楚——力量，或者说，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文学的不同方式。他们的决裂让我们想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反抗？什么是正义？非常矛盾的地方在于，这个行动能力在萨特之上、做过《战斗报》负责人的人反对暴力抵抗。而那个才上前线就成了战俘的人却主张暴力——这里我们不加评述，也许人生永远是这样，在话语与行动之间徘徊。尽管加缪笔下的默尔索在努力超越这种差距。 这个完美缔造了荒诞概念的人的结局也颇为荒诞。1960年，他死于车祸，只有四十七岁。他坐在伽利玛出版社的米歇尔·伽利玛的车上，而且后者是他自来到巴黎之后就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好友。米歇尔·伽利玛也在车祸中丧生。加缪之死扑朔迷离，因为米歇尔从来就不是一个有不良驾驶习惯的人，更因为1944年他较为深入地融入巴黎的艺术圈时，画家马克斯·雅各布曾经根据他的出生日期为他算过一卦，据说结论是他将“死于非命”。他的荒诞结局却给世界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西西弗斯的巨石滚落所发出的声响——和空白。著名“荒诞派”剧作家尤内斯库曾经说过： “我们是那么需要（他的）这种正义。他毫不矫揉造作地身处真实之中。他不随波逐流。他不是风向标，他是界碑。” 这句评述阐述了另一条加缪令我着迷的理由：正义。这是一个能够成为界碑的人必备的素质。 在二十世纪的动荡里，加缪也不得已成为了一个斗士。他为阿尔及利亚战斗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抵抗战斗过，为他所认同的人间的真理战斗过。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环境下，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要“介入”，加缪和萨特却还是有区别的，加缪是在为自己所坚持的正义而战斗，而萨特为之战斗的，是战斗本身，是战斗所能带来的承担、责任、光环和破坏，就像杜拉斯爱着带来绝望的爱情本身一样。 历史没有如果。可是我们还是禁不住要问，如果这块界碑终止之处在另一个时代，再晚二十年，或是更长，法国乃至世界的小说样貌还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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