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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档案馆与《城市快报》联合主办 上世纪30年代的海河渡船（照片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水路纵横，所以过去老天津人有“隔河能讲话，见面要半天”的说法。在河面上还没有这么多桥的年代，天津人出门总要带上几枚硬币，随时准备“渡河”。渡口和渡船，就这样成了天津人抹不去的回忆。 宽阔的海河两岸工厂连着工厂，工厂生产时冒出的黑烟和流动的海河水交相辉映，远远望去颇为壮观。每到上下班时间，工人从四处涌来，大光明渡口、杨庄子渡口等地就热闹起来，河水发出的细碎声响被掩盖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人们神采奕奕，即使是劳动了一天也不见垂头丧气的疲惫之态，有的拎着顺路买的蔬菜，有的跟同事讨论着业务问题……今年82岁的张宏飞对渡口的回忆，就是在这幅壮阔却又不乏温情的场景中展开的。他说，人们真的是以劳动为乐，觉得劳动最光荣。
渡口并不总是这样的热闹，也不总是这样和谐。文史研究者张诚告诉记者，摆渡口，天津人叫“摆口”，中间的“渡”字被省略了，凭此本地人就可区别一个人是否为外来客。过去河宽水急，船舶众多，人、车、马过河，有船夫撑船来回摆渡，摆渡口常设在人烟稠密的村落或要道，附近还设有仓库和码头。 1959年，大光明渡口轮渡（照片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 天津最早的渡口出现在明万历十六年，即1588年。据乾隆年间的《天津县志》记载，朝廷为了驿吏通行方便，在大直沽、宝船口、西沽、杨柳青、真武庙、寇家口等处设立渡口，即为“官渡”。1860年天津开埠后，随着商业的发达，逐渐出现了私人渡口。天津河流多，渡口分布广、设置密。据资料记载，仅在子牙河自吊桥至金钢桥之间，就有吊桥、炮台、状元楼、西窑洼、李公祠5个渡口。为了争夺渡口，各方势力展开角逐，有人勾结洋人，有人借助军阀势力，顶不济的，也要有流氓地痞“罩着”才能在渡口经营。当然，渡船的工人可不是船主，他们只是卖苦力的。据说，天津解放前夕，有的船工一天的工钱只能买25个煤球。
渡口也并不总是对普通百姓开放，在大光明渡口，国民党曾经规定过：“除盟军（美军）来往两岸准由该渡口运送外，禁止搭载其他乘客……”租界内的洋人也曾规定他们势力范围内的渡口不搭载中国人。有时候，明明住在渡口附近的人，也只能绕行。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变了，渡口变成了为百姓服务的地方。好多国营渡口的工人态度都特别好，有的还应上早班的工人的请求提前上班。”张宏飞说，在渡口，他看到了一个改天换地的中国和蒸蒸日上的天津。 张诚小时候住在赵家场不远的运河边上，附近两个渡口，都是将船与船相连横亘在河心，两头用绳索系在栈桥上，遇有来船，看守摆渡的船工便解开系在栈桥上的缆绳，然后手持竹篙将船撑开，船只过后，再将其系好复原。 摆渡口的栈桥是由两岸伸向河心的，来往的行人要过摆渡，则需经过河坡的马道，从岸上下到河边，经过栈桥进入渡船，摇摇晃晃地走过去。张诚记忆里的摆渡，大多是摇摆的渡船。“渡船上建有一个廊桥样的棚子，可供行人遮阳挡雨。船舱中央，一侧有一条长凳，看船人在此歇息，在他的对面，有个收费用的木箱。箱子顶部由两块倒锥字形木板组成，中间留有一条缝隙，行人过摆渡时，可将硬币直接投进箱子。小孩子随大人过摆渡时，都希望自己能亲手将硬币投进去，‘当啷’一声，那声音好听、清脆也很刺激。”多年后，张诚还记得那声声脆响，“摆渡口的管理员除了负责行人的安全外，还兼维修、养护之责，我们叫他‘看摆渡的’。除了坐在船上那长凳子上以外，在夜晚或人少的时候，他们也会回到岸边的小房子里歇息或用餐。” 经多次和母亲一起乘船到对岸，和住在对岸的小伙伴玩耍。在他的记忆中，因为船小，所以保持平衡很重要，上船的人不能随便站，而是要听摆渡者的指挥，有序站位。对于乘船的孩子，摆渡的人总是多些担心和嘱咐，要求小孩儿不能打闹，不能靠近水边站，甚至不能大声喧哗。特别是一群愣头小子一起乘船时，摆渡者会“如临大敌”，而孩子们则总在摆渡人“小心翻船”的警告声中暂时收敛了顽皮性情，只待下船后寻了小伙伴，三五成群地一起疯玩儿。 那时金彭育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看13路公交车。那时市内的公交线路很少，为了方便人们在渡口乘船，市公交公司开通了佟楼、马场道、解放路至大光明渡口的13路。金彭育就读的马场道小学，也在13路的路线中。没课的下午，金彭育经常坐在学校附近的马路牙子上看飞驰而来又飞奔而去的13路，看着13路满载着乘客奔往大光明渡口。车慢慢变小了，消失了，再想想这些人在大光明渡口下车后，可能经由渡口到对岸投入更为繁忙的工作中，金彭育说自己会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如果说，渡口处的热闹和海河的宽阔让金彭育感受到了成长的变化，对于老天津人王宗发来说，渡船则见证着血脉亲情。王宗发住在南运河附近，每次去几个姨妈家，都要经过赵家场渡口、北开渡口等。王宗发至今还记得，每到过年拜年时，总是这个姨妈家的孩子经由渡口来到他家，拜过年之后，王宗发会跟着他的表兄弟经由北开渡口去其他姨妈家拜年，之后自然而然地就把别的表兄弟“勾”出来。表兄弟们一大帮人结伴再去另外的亲戚家，渡口处、渡船上、波浪中，留下一路的欢声笑语。 关于渡口的收费，据老人们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渡价是参照当时白牌电车的票价规定的，为旧币100元，币制改革后折合1分钱，这种收费标准执行了将近40年。上世纪70年代，胡玉栋经常乘渡船往来海河两岸，他补充说，如果推着自行车一起渡河的话，票价为2分钱。 市内各渡口原来所用的船多是木船，1955年，大光明渡口添置了第一艘机械化渡船，即201号汽油机渡船。市民胡德胜当时住得离海河并不近，但为了让他感受机械化渡轮的先进，他的父亲曾特意带着他去体验，并在乘坐后逼着他写一篇作文。他在船上疯够之后，对着作文本憋了好久，才憋出一句“海河好宽，但是渡轮好快啊”，结果被他妹妹笑话了很多年。到1980年，市区渡口已经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很少有人再像胡德胜一样去专程乘坐了。于他们而言，渡口、渡轮都是他们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组成部分。 然而，渡口并没能随着天津经济的发展而壮大，相反，它日渐消亡。随着海河上的桥相继建成，渡口慢慢消失，最后，市区的摆渡口仅剩下了杨庄子渡口。 很多时候，人们的不舍是在失去时才生发出来的，天津人对渡口的感情就是如此。1999年杨庄子渡口拆除前后，张宏飞说有不少老天津人到那里怀念过往。和张宏飞相比，还有很多人愿意把2007年时北开渡口的拆除看做渡口的终结。其实，北开渡口已经很多年没有渡船，而是由很多条船连成了“桥”。 如今，市内的渡口已经全部消失，很多地方，甚至已经看不出昔日容颜。一座座新修成的跨河大桥，即使晚上也灯火辉煌，这让胡玉栋经常想起昔日渡口那带着暖色的昏黄灯光。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李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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