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魏大统十年(公元544年)，秦州刺史、河内郡公独孤信喜得第七女。当时北朝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黔首黎民普遍崇佛，独孤信也不例外，他给女儿取了一个极富佛教色彩的名字：伽罗，梵语为Tagara，意为香炉木、沉香木、奇楠香。谁也不曾料到，三十七年后，这个女孩将会掌控中国历史走向。 小伽罗的祖辈为依附拓跋鲜卑政权的代北匈奴贵族，为北魏勋臣八姓之一。父亲独孤信在北魏六镇起义时以自身军功登上政治舞台，曾协助宇文泰开创霸业，位列西魏八柱国，北周时进大司马、卫国公，因容貌俊美风流，号“独孤郎”，留下“侧帽风流”典故;母亲崔夫人却是出自源于两汉的汉族政治文化世家清河崔氏，这个家族为中古时期首屈一指的汉族门阀，世代重视德业儒教和文化传承，人材辈出，家族成员为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立下过汗马功劳。 匈奴、鲜卑等草原民族有母系遗风，旧俗“妇持门户”，《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由于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北朝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独孤伽罗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同时，其母崔氏又为小伽罗烙上了深刻的汉文化印记。清河崔氏是一个文化功底深厚、学识渊博的文化世族，史载文献皇后“雅好读书、识达今古”、“见公卿有父母者，每为致礼焉”等，可见这个家族的文化气息在伽罗身上也有相当程度的体现。独孤伽罗身上既有父系游牧民族之独立英气，亦有母系汉文化之博雅谦和，本身便是民族大融合之时代产物，是汉化了的鲜卑人。 伽罗生长的年代，中华大地分裂为几个对立的政权：东魏、西魏和南朝，诸政权之间战争频繁爆发，社会长期不得安定。童年时，父亲独孤信不时骑着高头大马出去建功立业，紧张不安的战争让英气的小伽罗锻炼出了不同一般少女的勇气和胆识;胜利后的喜悦荣耀，让小伽罗感到无比骄傲，心中埋下渴望展现才华成就一番不输男儿事业的志气;而生长于顶级权贵的家族，又让聪慧的少女视线超出闺阁，开始关注这个特殊时代的天下局势与命运。 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十四岁的独孤伽罗由父亲做主，嫁给了他的故交、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的嫡长子杨坚。时年十七的杨坚小名“那罗延”，意为金刚力士。他相有奇表、气质非凡，性格深沉稳重，外表木讷而内心有大气魄，因从小在寺院长大，又养出了一股与众不同的威仪风姿。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贵族亲缘联姻。 少年郎杨坚此时初入仕途，又得配佳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正欲有所作为，但命运和他开了个大玩笑。杨坚和伽罗结婚前夕，西魏恭帝三年(公元 556年)十月，西魏、北周的实际缔造者、关陇集团的核心凝聚人物宇文泰去世，遗命其侄宇文护辅政。在其主导下，宇文家族取代了西魏元氏政权，政治态度倾向西魏且位高权重的独孤信立场微妙。 小夫妻婚后月余，独孤信与北周权臣宇文护政斗失败被逼自尽，势力流散，妻儿也受牵连流放到蜀地多年，独孤家族从此退出权力中心，家道中衰。因杨家不肯依附宇文护，再加上与独孤信联姻的这层关系，导致杨坚不幸遭到池鱼之殃，他备受猜忌，连续八年原地踏步不得升职，甚至不时有性命之忧。 政斗的残酷阴影却没有影响这对小夫妻的感情。和杨坚的姻缘使独孤伽罗保留了贵族身份，免遭流放之罪，而家门巨变的阴影，又让丈夫对她更为爱怜有加。少年男女两情相悦的倾心钟情、建功立业欲有作为的共同理想志向，把杨坚和伽罗的心紧紧联在一起。情到浓时，杨坚和爱妻誓无异生之子，相约白头，永不变心。杨坚夫妇之后相继诞育有五子五女，携手走过了近五十年人生风雨。在杨坚一生风云诡谲的岁月中，爱妻伽罗始终是他最亲密的爱人、知己、智囊和精神支柱。 政治继续在杨坚夫妇面前充分展现其隐秘和黑暗的一面。宇文护攫取政权、废掉孝闵帝、毒死明帝，他那阴冷的目光不时瞄向杨家这条似乎也不太稳固的船，着实令人森然可怖。杨坚和妻子不得不相互鼓励，互商对策，以期逃避宇文护怀疑的目光，伽罗也一直保持低调谦恭作风，尽量为丈夫消祸。 所幸由于北周生存环境形势严峻，北有突厥骚扰侵犯、东有北齐虎视眈眈、南有南朝趁火打劫，杨坚的父亲杨忠虽然不肯依附宇文护被打压，但因骁勇善战，宇文护又不得不拉拢依靠老将来保护巩固北周国家利益。杨忠靠战功在北周一直拥有相当的地位，杨坚的两个弟弟也相继和宇文皇室联姻，二弟杨整娶了宇文泰外甥的女儿尉迟氏、三弟杨慧娶了周武帝之妹顺阳公主。杨坚夫妇在父亲的大树羽翼之下暂得保全。 杨忠去世后，北周天和七年(公元572年)，隐忍多年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突然发动政变，铲除了权臣宇文护，杨坚夫妇终于松了一口气。由于杨忠父子不曾依附宇文护，且有杨忠元勋地位声望，以及杨坚本身长期被打压无势力朋党、独孤家族又早已风光不再，周武帝特意礼聘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其皇太子宇文赟之太子妃。 但阴影很快又笼罩在杨坚头上。因为杨坚相有奇表、气质突出，周武帝腹心臣僚王轨和齐王宇文宪对他起了猜忌，劝周武帝尽早除他，杨坚再度陷入险境。所幸周武帝并不信相面之言，某种程度上回护了内部对杨坚的攻讦之言。周武帝倾全国之力吞灭了长期对峙的老对手高氏北齐，为统一中国做准备时，却得病英年早逝，其子宇文赟即位，是为宣帝，杨丽华成为皇后。 周宣帝上台后，一反其父励精图治作风，行为乖张暴戾。为了抓紧权力，其引入岳父杨坚辅政。而杨坚虽然跻身到了政治权力最高阶层，但这位女婿实在凶狠残暴，他收拾了一批宗室、大臣后，又把目光投向了岳父。宇文赟一反成制相继册立四个皇后，与元配皇后杨丽华并匹;旋而，又欲赐死杨后“逼令引自决”。在杨家面临帝王的不测之怒、家族命运悬于千钧之重之时，危急关头，独孤伽罗一展其北方妇女的坚强风慨，毅然闯宫“诣阁陈谢，叩头流血”，使杨后得免于赐死之难而家族得免于株连之厄。 杨坚再度处于朝不保夕的危局，正谋外放试图保全性命时，长期处于非理性生活状态的宣帝在即位两年后暴病而亡。这时宣帝之子静帝年方九岁，最高皇权陷入真空。宣帝幸臣刘昉、郑译矫诏引外戚杨坚入宫辅政，试图通过操纵他掌控最高权力。 周宣帝的暴死几乎是命中注定让杨坚夫妇出头的机会。杨坚和独孤伽罗的人生始终都在政治险恶的惊涛骇浪中度过，由此也积累下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通过一番斗争，杨坚反制住宣帝幸臣，控制了中央权力中枢。此时，杨坚遇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生死抉择，他可以保存年幼的周帝，做一个掌握实权的权臣，减少北周旧臣的反对;也可以趁机取而代之代周自立，但这对根基薄弱的他来说，实在是一件一步不慎身死族灭的危险之事。何去何从，杨坚犹豫不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独孤伽罗派心腹入宫向丈夫进言：“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20-21]她很可能吸取了宇文护的教训，与其做权臣身败名裂，不如干脆自己当皇帝，改朝换代、成一世之雄。妻子一句话点破了杨坚的处境，也给了杨坚最大的支持和鼓舞，他顿下决心：开基立隋。关键时刻，独孤伽罗巾帼不让须眉，表现出了果敢善断的政治家气魄。 隋开皇元年二月十四日(公元581年)，杨坚即皇帝位，建立隋朝，三天后即册独孤伽罗为皇后，从此夫妻呕心沥血为隋帝国的强大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心智与心血。独孤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对君主终生保持有强烈影响力的后妃。独孤皇后通达书史，聪明过人。每次隋文帝上朝，她必与之同辇而行，至殿阁而止，派宦官跟随而进沟通联络，“政有所失，随则匡正，多有弘益”。待到文帝下朝，她早已在等候，夫妻“相顾欣然”一起回宫，同起同居形影不离。在平常生活中，她一有闲暇便手不释卷，学问不凡。隋文帝对这位爱妻是既宠爱又信服，几乎是言听计从，宫中同尊帝后为“二圣”。所以，开皇年间的政治决策，很难分得清哪些是隋文帝的主意，哪些是独孤皇后的的主意，而她的政治影响力也不仅限于影响隋文帝而已。 高熲父亲原来是独孤信家的宾客，在独孤家落难时，高家依然和独孤皇后保持了亲密的联系，高熲的才干和品德都很得独孤皇后赏识，故大力推荐给隋文帝。所以，当隋文帝建隋之初，就“素知熲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立即委以重任。而高熲位居首辅十余年，经历多次政治风浪，始终履险如夷、不动如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独孤皇后这一坚强靠山，以至隋文帝把他当家人看待，“朝臣莫与为比，上每呼独孤而不名也”。高熲地位的稳固，对隋朝具有重大的意义。换言之，高熲能够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下最大程度地施展抱负、发挥才干，固然有赖于他强大的个人能力，但是，独孤皇后在宫中的支持与协助，应当也是重要因素。 在爱妻独孤伽罗的辅佐和支持下，迅速安抚住各世家利益集团、稳定了政局的隋文帝，领导着以高熲为首的能臣干将们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影响深远的全面改革。他首先恢复汉制，建立起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理念;北破突厥，重新建立起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国际政治新秩序;南平陈朝，统一了分裂将近四百年的中华大地，并且使政治上长期分裂导致经济、文化分裂的南北方初步开始融合;改革官制，正式确立分工明确的以三省六部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开创科举制度，开始了打破世家门阀垄断政治、文化资源第一步;修订律法，废除大量酷刑，制定出影响之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开皇律》，首创死刑三奏而决制度;休养生息，减轻农民负担，文帝时期朝野丰足，隋朝国富程度历代瞩目……隋文帝完成的这一系列定万世之基、成富国强兵的宏大伟业，在职官、礼法、经济、文化、军事、公共工程等各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深远地影响了之后的唐朝以及未来一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发展，史称“开皇之治”，独孤皇后对此功不可没。 开皇末年，独孤皇后在废长子皇太子杨勇立次子晋王杨广的储君决策问题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隋文帝夫妇曾对长子皇太子杨勇寄予了很大的期待。代周立隋时，少年杨勇也亲涉危局匡助父母，立为皇太子后，文帝更是对其谆谆教导，太子亦有善政。然而杨勇向来行事率性、不拘小节，与隋文帝夫妇一贯严正的作风相冲突;且其喜好声色，东宫又无嫡子，尤其是不善待太子妃引起了独孤皇后强烈不满。杨勇这一系列行为严重违背了独孤皇后重视嫡长、重视世家门阀联姻关系、保证宗法权力的稳定过渡的政治理念，其后太子妃暴死更是加深母子裂痕，独孤皇后开始虑及身后权力转接的大政。杨勇位居皇太子日久，必有一定政治力量的依附和投靠，久之自然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这又不得不引起其父文帝的猜忌。于是帝后和皇太子之间产生了供人趁虚而入的裂缝。 夫妻俩向来喜爱的次子晋王杨广，才智出众、素有抱负，其“阴有夺宗之计”，苦心守候多年，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势。杨广不仅在平陈统一战争中表现突出，之后在镇守江南期间为稳定叛变的江南局势颇有成效、政绩突出。且晋王虽位高权重，但作风简朴、不好声色、礼贤下士、谦恭谨慎的表现，赢得了朝野赞颂和隋文帝夫妇的欢心。 在皇太子和晋王表现此消彼长的权衡下，独孤皇后终于狠下心来，利用自身强大影响力策动了开皇世的易储大政。上以动至尊视听，下以揽权臣智力，竭其权智终至完成其“外预朝政”的最大之作。但她无法料到的是她和文帝寄予厚望的杨广事实上务功之心强烈。因其急功近利、刚愎自我、行政刚猛，虽成就了隋帝国四海之威、大运河流波千年，但同时内削勋贵造成统治阶级离心叛变、对外用兵无度威信大失、对下滥用民力群盗蜂起，从而导致富强的隋朝二世而亡，因此不少史家学者也把隋亡责任归咎给独孤皇后。 客观来说，虽然独孤皇后参与选择的太子杨广最终被历史确认未能担当起让大隋长治久安的重任，但是，他的失败主要是当上皇帝以后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好大喜功的结果。他的这种性格，在当皇帝之前并未充分暴露。仅以当时的情况而言，独孤皇后和隋文帝选择杨广，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误。 独孤伽罗易储是从为了巩固新的政权统治、维护本集团利益起点出发来考虑的,而不是一己之私。唐修《隋书》简单地将她的行为曲解为“心非均一，擅宠移嫡”的儿女私情，显然是不合理的。魏征在传论中批斥独孤后的逻辑起点乃在于李唐取而代之的隋炀帝杨广，杨广为帝自有其前后功过之辨，我们不能因为隋朝最后灭亡在杨广手中而以此作为贬斥独孤皇后的依据。 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八月，独孤皇后了无牵挂在平静中寿终正寝于永安宫，但她的离去对垂暮隋文帝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她的去世标志着隋文帝大展雄图时代的结束，文帝失去了爱侣、亲人、唯一知己和精神支柱，他真的成为了彻底的孤家寡人，从此凄怆哀伤大鹏折翼。 隋朝为独孤皇后上谥号为献皇后，根据《逸周书谥法解》，献者：聪明睿智曰献、贤德有成曰献、智能翼君曰献。同年闰十月，六十二岁的隋文帝冒着风寒奔波数百里，亲送亡妻葬于太陵，其后又为爱妻营建了一座天下规模最盛的禅定寺为其祈福，史称该寺“堂盘万础、塔耸七层、工费殚极”，极为奢侈。 独孤皇后死后，隋文帝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他剩下的时间只不过是在孤独和寂寥中等待着人生的谢幕罢了。这期间他有两个宠妃陈氏和蔡氏，他试图在美丽女人们青春的气息中找到人生存在的一点现实欢乐，然而她们终究不是皇后，也填补不了皇后留下的巨大精神空白。青春美色无法排遣他心中的茫然与失落，也宣泄不了丧妻之后无尽的寂寥和痛苦。其实他去世前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与其说是在后悔没有听从皇后的约束 ，不如说这是他深切的痛苦：如果心爱的伽罗还活着，他怎么会如此无所适从寂寞孤苦? 丧妻后精神浑沌、性格喜怒无常的隋文帝两年后也离开了人世。去世之前，他温柔地抚摸着皇太子的头，对负责营建山陵的大臣说：“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在地下永恒的世界里和深爱的妻子重逢。仁寿四年(公元 604年)文帝去世后，根据其遗愿与皇后合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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