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善识人

一是识江忠源。他是湖南新宁人，字岷樵。道光二十四年以举人身份进京科考，没有中试，在郭嵩焘的介绍下前来拜访曾国藩。这样一个举人身份的人，曾国藩见得多了。据载，江任侠，不拘小节，在曾国藩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官僚面前也毫无顾忌。不想，曾国藩却识得此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初次相见，即谈笑甚欢。他的门生黎庶昌所编的《曾国藩年谱》里记载有这样一段话：

　　江公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公（曾国藩）与语市井琐事，酣笑移时。江公出，公目送之，回顾嵩焘曰："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
　　乍一见面，即预料别人必将建立功名，而且又会死于节义，不光是听者不信，就是江忠源本人要是听了也会大吃一惊。当是时，谁也无法预料到会有太平天国这种战事发生，此时离太平天国造反尚有数年之遥。若干年后，曾国藩的这番预言竟然都一一应验。

　　再举一例。曾国藩在见到恭亲王奕訢之前，曾看到一张他的照片，曾氏就对他的幕僚说了这样一番话：此人倒是一个翩翩美少年，可惜举止略微轻佻了一些，看来难以托负重任；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还有一回，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带三个人来见曾氏，曾从外面回来，目不斜视三人，坐定，李鸿章请老师派此三人的工作，谁知李刚开口，曾国藩便径直把三人的工作分派待定。原来曾国藩只看他们的面相即已知他们各自所长。据载，曾国藩对"相术"颇有研究，并且总结道：斜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主意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

　　曾国藩识人有术，如今也渐为世所公认。那么，他识人凭的是什么呢？

　　曾国藩识人之道，归结起来有这么几点：一是他深知人物心性才情变化的九大征状。"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哪九征呢？"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这实际上就是九种识相之法。观神识人，可以辨别他的忠奸贤肖；观精识人，可以看出他是否聪明；观筋识人，可以识出他的胆量；观骨识人，可以知道他的强弱；观气识人，可以发现他是否沉得住气，是否具有临危不乱的素质；观色识人，可以知道他的情绪状态，厚道之人，气色温和柔顺，勇敢之人，气色刚毅，聪明的人，气色豁达；观仪识人，可以识其修养高低，"端庄厚重是贵相"；观容识人，可以识其内心品质；观言识人，可以判断其性格，所谓言为心声，性急之人，说话爽快；性柔之人，说话平缓。

　　《三国演义》里，有西域使者来访，曹操相貌长得不怎么美，为了不让外人瞧不起中国，他让侍卫扮做自己来接见使者，自己则在身边充当侍卫，事后，西域使者说，曹操身边站立的那个人才有真英雄的气质，一句话识破了曹操的心思，曹操害怕就派人把使者杀了。这就是善于识人的生动例子。

　　二是曾国藩懂得人才的等级层次。"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胜论。"人才的五大等级在此一一分明。兼德、兼才、偏才、依似、间杂各有所称。所谓兼德之人，器识俱深，德才兼备，集中了"九征"的所有优点和品德，是圣人领袖之才；兼才之人，在德行方面稍逊于前者，但具有"九征"的绝大部分优点，是国家栋梁之才，可以安邦，可以定国；偏才之人，某一方面的能力非常突出，以才闻名，又有气度，可以独挡一面；依似之人，表面上具有某些德才，实则难以成就大事，像马谡之类；间杂之人，是心无定性，随风而倒，胸无定见，业无恒心的人。

　　曾国藩慧眼识江忠源，所依据的正是上述识人之道。他识人尤重神骨，"文人先观神骨"，因为形出处于神，而为神之表，犹日月之光，外照万物，其神固在日月之内也。

　　不过，人的精神状态，又有两种表现，一是自然流露，一是勉为抖擞。换言之即是假振作和真流露。他说："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意思是说，故意振作精神，难以坚持很久，而自然流露出来的精神，后继有力，故能持久。尽管曾氏自己有时也是勉力抖擞精神，但更多的时候，他的言行都体现出一种精神的自然流露。

　　太平天国里有南王冯云山会相术，他相中了洪秀全有异相，并且笃信之，然则他的相术却无法相中自己竟然出师不久即命丧于蓑衣渡。曾国藩也颇会相术，但他的相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自是别一种精神在里面。他打比方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就是说，事情尚未做完，可看一个人的心态；事情做完了，不能光看结果，还要看其所用的方法和手段。这样方才识得良才。就好比女红，其活是精是粗，寄托着一个女人的心思和精神在里面。

　　曾国藩自己也是非常重视自己神骨的培养的，早年他做有一幅对联：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说的便是神骨。

　　他死后，梅启照挽联曰：

　　武乡可拟汾阳，可拟姚江，亦可拟潇湘衡岳，间气独钟，四十年中外倾心，如此完人空想象；

　　相业无双将略，无双经术，又无双蒋阜秦淮，大星忽陨，廿六载门墙回首，代陈遗疏剧悲哀。

　　其畏友左宗棠的挽联更加明确：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驭下有术

　　治军之道或曰为将之道在得人，这一点曾国藩曾多次强调，而且屡次在给九弟的信中作为金针来传授。同样是用人，曾国藩与曹操比起来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是身份的不同。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皇帝的权威名存实亡，天下的人事权和财政大权都在曹操手上，他想封哪个就封哪个，他想奖哪个就奖哪个，不受约束，所以用起人来得心应手。而曾国藩却没有他一半的便利，他上有皇帝（两宫太后）、权势极大的满洲权贵；周围都是与他平级而且实力不菲的封疆大吏，掣肘和清议随时都有；下有能征善战之悍将、满腹经纶的才子。就是他本人也长期得不到地方实权，以一个在籍侍郎而为湘军统帅，军费只能靠自己筹划，招揽人才只能靠自己的关系和自身魅力。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曾国藩和曹操竞争人才，无疑不是后者的对手。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情势，当时天下人才几乎都聚集在他的旗下。这说明曾国藩在某些方面有胜过曹操之处。那么，他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把天下人才驾驭得服服帖帖呢？

　　其实，古往今来，凡称用人之道，即作为"道"，就都有共同的特点、一般的规律。众所周知，曹操用人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曾国藩何尝不是。曹操看重人才的真本事，而不是嘴上功夫，曾国藩又何尝不是。在德与才、名与实、贪与廉、忠与降这些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与曹操的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曾国藩与曹操成大事之初，一样都手中无权，身边无粮。但两人均能空手赤拳办大事，所得者就在人才。《天下无贼》中葛优这么说，当今世界什么最贵？答曰两个字：人才。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人才人才，就是能办实事之人。曾、曹都是这样。所以两人一开始都注重网罗能够办实事的人才。曹操有名言："不得务虚名而处实祸。"曾国藩则有名言："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语虽不同，其实一也。大概还是从曹操那里化出来的。他还说："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故后来湘军立下天下第一功之后，封爵开府，名满天下，而他反而时时战战兢兢，多次上表要求开缺他的职位甚至爵位。事实也证明这是一种深谋远虑，后来朝廷命他出征捻军，一个在江南战场享有大功大名的人竟然对付不了实力远不如太平军的捻匪，于是各种非议纷至沓来，甚至危及他的一生英名。就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

　　曾国藩同样瞧不起那些夸夸其谈之人。他说过："长傲多言为凶德。""多言"是"傲"的一种表现，人一骄傲必然流于虚伪，难成大事；好议论他人、讥评时人同样易让人生厌。一个人要做到"是非皎然于心而一言不发，劲气常抱于胸而纤毫不露"，不怕成不了大事。如果说他和曹操稍有不同的话，那么，曹操用人是不管名人还是非名人都来者不拒；而曾国藩用人却着意自己培养和提携。

　　曾国藩对人才培养还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他所说的"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所谓"转移之道"，就是根据时俗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新的措施来纠正。如吏治松驰，就要严刑峻法；社会风气虚浮好名，就要改变浮夸之风；大多数人墨守成规，就要提倡有作为。所谓"培养之方"，要有教诲、甄别、保举和超升。"教诲"就是有奖有罚；"甄别"就是去莠存兰，去小人存君子；"保举"就是向朝廷推荐人才；"超升"就是越级提拔人才。他还打了个比方，说人才譬如庄稼，教诲好比栽培，甄别就是分辨田间的良莠，保举就好比灌溉，越级提拔就好比及时之甘霖。所谓"考察之法"，就是通过对人才的言行的考察来识人。既可以当面询问，也需要书面考察。书面考察，曾国藩提出了通过大臣的奏折来考察人才的方法。曾国藩自己也很重视奏折的写作，他认为能够写好奏折的人肯定也能够做好行政领导工作，因为他的思想、思路、才华、组织能力、识见都能体现在奏折之中。曾国藩自己的奏折就被当时人称为"天下第一奏折"。

　　曾国藩崇尚理学，尤其是汉学，深信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而不在言语。察人识人是曾国藩胜过曹操之处，而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曾国藩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曾国藩所谓的"人才"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一个"恒"字。他说："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并且他还能时时对照检讨自己缺乏"恒"字的行为。能够守一"恒"字的人必定能成大事。第二个是一个"勤"字。勤能通神，曾国藩一生用"勤"字，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之，还把它作为人生"八本"之一传授后人。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便可日起而有功。他有一篇《克勤小物》的文章，就是专门谈百尺栋如何从平地始，万石之钟如何从一铢一两累起的。不仅做事要勤，而且精神也要勤，所谓"精神愈用则愈出"，这实际上是在人的精神面貌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人勤奋不勤奋，在精神上也要看得出来，就是常用精神。第三个字是"志"。这自不必说了，他身边所用之人哪一个没有远大抱负？但"志"不是空谈清议，而是从点滴做起，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要从"克勤小物"做起。"志"也就是"器具"，他深爱"才大器大"四字，甚至在他看来，才干之大小取决于器具之大小。"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器具就是度量，就是胸襟，就是见识。绝不是空谈，不是志大才疏。"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味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

　　具体到对将才的认识，曾国藩既有自己的理论认识，又能做到用人得当。他认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那么这四者如何来求得呢？曾国藩在给九弟指教的时候说了："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于牟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牟中亦未始无材也。"这就是曾氏识人之最大特长，只恐是曹操不可及也。

　　曾国藩是理学名儒，道德、纲纪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尤重。他说过："德若水之源，水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因此，对那些缺德之人，曾国藩始终是非常警惕的。警惕并不是说就不用他们，而是有针对性地使用，甚至在关键场合重用。曾国藩手下有两个有名的"缺德"之人。一是李鸿章。无"恒"是李鸿章一大缺点，曾国藩又爱其才，为了对付这一点，还专门教训了他一顿。曾国藩军中规定要早起，而李鸿章开始还可以，慢慢就做不到了。一次吃早饭时李鸿章还没起床，曾国藩派人催了好几次，见躲不过，李鸿章便撒谎说身体不适--这又暴露了他另一个缺点，就是不诚实。结果曾国藩大发脾气，掷了筷子，说非要等到人齐才开饭。这样李鸿章才怕了。贪财是李鸿章的又一大缺点，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因此在这方面，尽量满足他。对于钱财，曾国藩向来不看重，虽然贪财是无德之表现，但对于一个人才来说，这毕竟不如他能带兵打仗重要。二是黄冕。前面说过，此人有大才干，但为官贪。曾国藩不仅不说他，反而委以筹办粮饷之重任，并经常保举他。不过这种人，曾国藩始终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两个例子，都是曾国藩用人有道驭下有术的表现。在对待那些投降的太平军将士方面，曾国藩同样把他们纳入有才无德者之列，并善于揣摩他们的心理，认为这种人阴险狡诈，难以驾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片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牟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撞，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最后他归诸为一句话：宽在名利，严在礼义。这样驾驭降将，确实也收到了实效。韦志俊、程学启、李世忠等降将无不为之拼命效力。

　　曾国藩带领的湘军，主要是由湖湘子弟组成的，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外省人，特别是一批外省将领。鲍超就是其中之一。鲍超是四川人，又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识。而曾国藩对读书人较为看重，像鲍超这样的文盲做将官的极少。然而，曾国藩并没因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而另眼相看，相反一开始就信任他。他手下全是湘勇，而且是他自己在长沙招募而来的，以他的名字号为霆字营。此人骁勇善战而且敢战，因此也屡建奇功，鲍超本人官升得也很快。

　　曾国藩也知道霆字营抢掠财物、嫖娼赌博种种劣迹，心里也不免忧虑，甚至还专门做诗讽刺："将军别有如山令，不杀长毛杀扁毛。"也常在信中与九弟商量如何处理这种事。大概因为鲍超敢打硬仗，而且多次解救困境中的曾国藩，曾国藩也并没有怎么处置他，对他的信任依旧。野史说，鲍超曾经被围，叫手下作书求救于曾国藩，不料自己没读书，其手下的人竟然也写不好一封求救信。鲍超急了，一把夺过纸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圈，在圈外打上密密麻麻的墨点，在圈里画一个歪歪扭扭的鲍字，打发人送到曾国藩处。曾国藩一看就明白了鲍超的意思，还笑着称赞这是一封鸡毛信。

　　和鲍超类似但又不同的悍将还有一个叫陈国瑞的。鲍超的问题是军纪差，陈国瑞的问题是自己差。他也是反水过来的，前面我们提到过他，说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他的问题在于好私斗，竟然敢和别的部队开明仗，抢盐包，也敢和商人开明仗，对地方对百姓多有骚扰，简直是明目张胆。又喜欢吸鸦片，可因一点小事杀手下，对其他将帅也很无礼，并且有时不听调度，动不动就喊"我要造反"。然而，这个人不仅敢打仗会打仗，还能以少胜多，临阵决断又有谋略，还是性情中人，喜欢听人讲《孟子》，对那些名儒很尊重亲近，不好色又不贪财。面对这样的部下，还真有些让人为难。处置吧，可惜了；不处置吧，又是非太多。此时便显出曾国藩驭人有术了。他采用的其实仍然是"恩威并施"的原则，但给人的启发却不止这四个字。恩威并施有收买之意，然而，其意不在收买他，而是针对此人本性，希望能成为一代名将，故而处处考虑到他这一点，把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数出来，让他自己选择。而且在处理时公私分明，只参公罪，不及私恶。目的就在成全他的一世英名。这样一来还是收到了驾驭手下、收买悍将的效果。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能成功地统帅数十万将士，效命沙场，而且虽然有过临阵逃跑者，但绝少临阵投降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