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读史，掩卷长思，颇感慨古之成事，都与延揽人才人和量才器使有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代帝王中凡是有建树者，无不都是重人才、用人才的明君。就拿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论之，其从一书生起家，最后位极人臣，成为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亦与他礼贤下士、爱护人才有莫大的关联。
在晚年写下的名著《挺经》里，曾国藩专设“英才”一章，细述他一生关于人才的认识，可视为他人才观的总纲。他说：“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这实在是一个平常的道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人才要用在适宜处。曾国藩的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身体力行了这一简单的用人原理。首先是他评价人才不拘一格。“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每到一地，他都是极力寻访延揽“一技之长者”。他手下的优秀人才，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武，真可谓“英雄不问出身”，有才即能为我所用。曾公的用人，却并非见之就用，而是多能用其所长。有胆气者令其领兵打仗，谨慎者用其筹办粮饷，有文字功底者让其办文案，学问深厚者校勘书籍。梳理一下曾国藩麾下的人才，即可看出他的“量才器使”的眼光。在曾氏幕府工作过的谋略人才有郭嵩焘、李鸿章、薛福成等，军事人才水上有彭玉麟、陆上有李元度等，吏治人才有李宗羡、赵烈文等，文教人才有俞樾、吴汝纶，制造人才有李善兰、容闳等，这些人，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者，堪称一时之人杰。
人才不是天生的。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故而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最有名的例子是曾氏对李鸿章的培养。《清史稿》为李鸿章立传，中有“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从国藩于江西”的叙述。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教诲极尽心思。为了打磨李鸿章这个少年得志的富家子弟的锐气和棱角，在李鸿章去江西九江投奔他的时候，曾氏对他很是冷淡，甚至“拒收”，给心高气傲的李鸿章一个“下马威”。曾氏在军中极讲规矩，每天定时吃饭，李鸿章散漫惯了，经常不能按时赶到，特别是早饭很难按时去吃，曾国藩大动肝火，当着所有幕僚的面大声训斥，吓得李鸿章心里打鼓，从此小心谨慎。对于李鸿章的文书处理能力和其他优点，曾氏注意褒奖和鼓励，认为李天资过人，必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使李鸿章很快成才，终成一代名臣。曾氏死时，李鸿章作联挽之：“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上联抒尽对老师栽培的感念之情，亦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曾氏善于培养人才的事实。
如果只是一般使用和培养人才，那最多也只能算是个伯乐而已。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从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来观照人才，别有一种怀抱和寄托。“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这种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才观，使他在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上，格外用心用力，格外具有长远眼光。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许多同时代官员。在他治下，众多人才是“徒步数千里从公”，“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这也正是曾氏成就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