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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贤求才·以智识才·以德荐才·以课育才 ——读《挺经》卷七《英才》 卷七《英才》上篇讲量才而用，用其所长；中篇讲举贤任能，使贤者发挥才干；下篇讲人才生长环境，培养和砺练人才。 曾国藩的用才之道最充分地体现了他以内主外的深厚功力。简言之，他是以贤求才，以智识才，以德荐才，以课育才。 先讲以贤求才。曾国藩求才有着一种“不得不休”的急迫感，史载“山野材智之士，咸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曾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之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可不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之才，皆出其门。”曾国藩求才之诚，从他不以出身、资历看人便足可证。他认为人才“无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罗泽南是曾氏同县的穷教书先生，家境贫寒，岁饥常不能具食，母亲哥哥相继病死，夫人又因连哭三子而失明。曾国藩对他很敬重，多次致信表示敬慕之意，称其“深明大义”“可谓名师”，邀其投笔从戎，创办了曾氏最初的私家军队，并影响了一帮学生投入曾国藩靡下，其中王鑫、李续宾、李续宜等十多位有才之士后来都成为湘军得力干将。罗泽南本人亲自领兵打仗，大小二百余战，克城二十，最后战死武昌。 曾国藩发现人才不济时，用的是一个简单的办法：求诸于内，检查自己的不贤之处。任两江总督时，百事丛集，他愈感人才不足，经常与人讨论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虚心体察自己的缺失。他发现胡林冀比自己更有吸引力、凝聚力，不少人愿投胡而不愿投曾。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为百分之三，1855年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冀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达百分之二十多。于是立即改弦更张，幡然悔过，转身向胡林冀请教。他在给胡的信中说：“端台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 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 曾国藩向胡林冀学习“荐贤满天下”的品格，在任上又造就出一个人才济济的新局面。 “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这“四不敢”是曾国藩“刻刻自惕”的自律箴言，充分体现了其内质之纯。 次说以智识才。世传曾国藩通麻衣相法。曾著《冰鉴》一书，所以能识人才。其实曾氏识才的主要原因不在看面相而在听其言察其行，观人于微，积智以广。他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曾国藩认为“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对人不可求全责备。“样样都是”的人，往往一无是处；才干越高的人，缺点往往越显著。峰高谷必深，如果只看深谷而不看高峰，则大不智也。曾国藩非常推崇孙权“贵其所长，忘其所短”的识才之智，对袋中人才分门别类使用时做到“胜任愉快”。有的人才是用其所长而补其短，有的人才是用其策而不用其人，其原则始终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样，在曾国藩的幕府，被他慧眼看中的谋略人才就有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等；作战人才就有彭玉麟、杨载福、李元度等；军需人才就有李翰章等；文书人才就有许振伟等；吏治人才就有李宗羡、洪汝奎、赵烈文等；文教人才就有吴敏树、俞越等；制造人才就有李善兰、容闳等。 再说以德荐才。左宗棠原是曾国藩幕府的一个四品幕僚，曾国藩让他襄办湖南防务，代行巡抚事。左宗棠锋芒毕露，才气逼人，惹怒了朝廷大员，险些被“一印两官”的罪名砍脑袋。曾国藩向咸丰帝力奏“左宗棠乃刚直君子，为人坦荡，晓畅兵机”。结果不仅未杀头，还赐同进士出身准其静候擢用。曾国藩进兵江浙之后，左宗棠招募的楚军在江西打了几次胜仗，曾国藩立即举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并从湘军老营中拔给一万精兵和两员大将送左宗棠。 李鸿章，合肥人，从咸丰二年到咸丰十一年一直在曾国藩幕府，是曾国藩的得力助手和得意门生。湘军东征后，曾国藩助其组建淮军，派出湘勇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并十几员将领归其指挥，成为淮军的基干队伍。李鸿章率军抵上海17天，曾国藩便荐其暑理江苏巡抚，仅过了七个月，又由暑理而实授江苏巡抚，当时才40岁。后来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督两江，督直隶，并兼理清廷的外交事务，其地位实实在在超过了他的老师。 江忠源，曾国藩手下的一员虎将，原是一位举人，忠勇善战。曾国藩早预言“此人必立功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1850年办团练，1851年便擢知府，1853年升为安徽巡抚，同年12月战死庐州，才42岁。 李续宾，湘乡人。1853年办团练，1856年便被曾国藩保荐为淅江布政使，加巡抚衔。1858年战死于三河镇，才40岁，死后被追赠总督。谥忠武。 曾国藩对才干超群、立有功劳的手下人才从不生忌，而且想尽办法，寻找机会举荐到更能发挥才干的位置上，而且不怕他们的地位高于自己。从而使一批幕府人才以火箭速度提升为清王朝高级官员。如果缺乏难能可贵的荐人之德，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 曾国藩采纳了幕僚赵烈文“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见，自己可以不升官，但不能让出生入死的手下人不升官；自己可以不要钱，但不能让有功人员得不到实惠。“成一人之公”，也可以读为“成一人之功”，没有成人之美的品德，把有大才的人提拔到干大事的位置上，就不可能取得事业的大成功。 最后讲讲以课育才。“课”就是功课，如先生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出题目、改作业、培养和造就人才。曾国藩说：“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这里的“勤教、严绳”就是以课育才之道。勤教、严绳又称教化、督责。曾国藩解析说：“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代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也就是说，勤教是言传身带，谆谆善诱，因势利导，潜移默化。严绳是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只许上进，不许懈怠。“商鞅之木”是立信于人，“孙子斩美人”是立法于人。都是说到做到、晓理明法、不容含糊。 曾国藩力主人的才能要到实践中磨炼造就。“天下无现成之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勉强磨炼而出耳。”勉强，意即艰难困苦的环境锻练。他强调“人才由陶冶而成”，明确提出：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盖培养人才之方，固可运用语言，以资鼓励，亦可设备环境，借资磨炼也。 把人才放到艰难竭蹶、进退两难的窘逆处境去，激发才智；放到难题成堆危机四伏的孤独环境去造就深谋远虑。这是一种强化训练，也可称生存考验，实为提升人才品级的不二法门。 曾国藩的以贤求才，以智识才，以德荐才，以课育才，乃是以大贤求大才，以大智识大才，以大德荐大才，以厄境育大才。不仅造就了清咸丰、同治年代的中兴人才群体，还影响和造就了李鸿章、袁世凯、张作霖等曾门衣钵传人，乱世枭雄，纵横中国达半个多世纪。掩卷沉思，令人浩叹。 常常听一些朋友说自己人手不足，缺乏人才。如果学学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不得才则反思自己贤惠不足，用不当则反思自己智弱无能，才不展则反思自己举才不到位，才不奋则反思自己教练无方，恐怕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妙法。 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那“材”字，不是“人才”的“才”，而是材料的“材”。“天生我材”，犹如我们通常说的“这块料”“我这一百斤菜”。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有用的材料，都有他存在的价值，都有他的用途，都有他神圣的使命。在上帝那里，所有的“材”都是平等的，没有差等。不要认为杰出人物才是材，平民百姓就不是材了。凡物都有用途，何况是人啊！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废料或认为别人是多余的，那你从一开始就阻塞了与人正常沟通的通道。更不要说自我成材和成人之材了，而发现自己及别人的用途，发现构成这个用途的潜质，又恰恰是成材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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