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曾国藩做人,学胡雪岩做事——曾国藩的用人之律 1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  

　　曾国藩认为：天下人才"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众人拾柴火焰高，曾国藩手下人才辈出，这为他成就丰功伟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些都离不开曾国藩的用人之律。他在求才、选才、育才、用才、驭才方面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这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在进行管理时学习和借鉴。
 
　　有才方可谋事  
　　曾国藩语录：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也。  
　　译文：我的阅历虽然不断变化，但是觉得求得人才之外，再也没有其它事物可以依靠了。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当时沉埋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龄，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驾着车辕，不能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上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车上下来，拉着马络头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鸣。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石磐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1)     

   
　　1849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皆国藩说他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据曾国藩自己说因为经济紧张，他在北京做官，虽然对家庭有些接济，可是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回家又需要几百两的路费，"甚难措办"。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又给他写一封信："你对我的劝戒，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还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为了表示一生清廉的决心，曾国藩还说："在几个弟弟中，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苛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成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到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所以，我立定此志，决不凭做官发财，决不留钱给后人。如果俸禄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都用来用济贫穷的亲戚，这是我一向的愿望。"
 
　　俗语说，人情是笔债。你占了别人半分便宜，你就欠了别人半分人情，而这人情是必须要有所回报的，而这回报就有可能破坏自己的原则，危害自己的大的利益，得而不偿失也！因此，人生在世，要想有所作为，与人交际时就不能占人半点便宜，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这样才能做到无欲则刚，拒绝诱惑，故头脑时刻清醒，保持住很好的名声，而不会轻易失足。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2)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陈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厂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曾经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人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人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人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
的。向师棣是严仙肪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另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
 
　　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培养，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
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屑不遗余力。"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3)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
 
　　曾国藩用人，放眼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的最重要的八十九佧幕僚中，就籍贯言，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人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画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人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唱不了一台戏，众人拾柴火焰才会高，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由高智商人才组成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因此要成大事，就必须要团结一批有才干的人才，做到群策群力，同舟共济，共赴目标。
 
　　选才应注意标准  
　　曾国藩语录：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  
　　译文：识人取人的方法，关键之处在于品德高尚而没有官气，做事条理清晰而不说大话。  
　　曾国藩深知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深知清政府败腐的原因，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益处的。
 
　　曾国藩的用人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一是选用忠义血性之人。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冲锋陷阵，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之，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一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4)     

   
　　二是注意选用那些"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为了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军官，选将必须注重"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将纯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极为重要。
 
　　三是选用能 "坚忍耐劳"之人。  
　　"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军事经验，但他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矢志不移的勇气。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  

　　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土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差距悬殊。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
 
　　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秩序，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子。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曾国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  

　　帝对他的重用和将士僚属对他的拥护。  
　　除这些明文规定的标准之外，曾国藩还有一套只实行、不公开的选将方法，其内容如下：  
　　一是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 
 
　　想而知了。  
　　二是慎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  
　　前后出入曾国藩幕府的人不下三四百，走出曾国藩幕府而任高官者也不下百余人。曾国藩与这些人的关系大体是很融洽的。但只有少数几个人很不买曾国藩的账。左宗棠就是其中之-。对于左的天才可用，他多次向清廷密保、密荐，但对左在自己手下工作，曾国藩却十分慎重。
 
　　左宗棠于咸丰九年十二月结束了在湖南巡抚手下的幕客生涯，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还是采纳了王柏心的建议，沿江东下投奔曾国藩去了。当樊燮京控案结案后，即涉及到了左宗棠的出路问题。此时左宗棠已有意随同曾国藩攻打太平天国，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清政府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但曾国藩却在是否任用左宗棠襄办军务的问题上，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承认，长期以来左宗棠在湘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大力支持他筹建湘军，湘军"出征"后，为湘军募勇、集饷，厥功甚大。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投水自尽，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准备参劫曾国藩，"罢遣湘军"。就在他兵败自尽的当天，左宗棠却从长沙赶往铜官渚，安慰、
鼓励他整军再战，雪中送炭，盛情可感。但他又认为自己与左宗棠的思想基础不同。左宗棠言大志高，个性刚强，难以驾驭，虽说谋略甚深，但缺乏实战经验。  
　　再者，他与王闽运发生矛盾时，左宗棠是王而非曾。所以，清政府虽然于四月二十日命左宗棠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却迟迟没有上奏表态。六月三日，胡林翼致书曾国藩说："左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
靠，且依仗季公，其功或成。"对此，曾国藩不能不慎重考虑胡林翼的推荐。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5)   

     
　　就他与胡林翼的关系，与左宗棠的交情，以及他统率的湘军的处境而论，权衡利害得失，他不能接受从胡林翼的请托。如果他把左宗棠拒之千里之外，不仅开罪胡林翼，并将受到湖南官绅舆论的指责。经过反复"格物穷理"后，咸丰十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藩上奏请留左宗棠襄办军务，这时左宗棠已经在湖南筹建新军了。
 
　　三是有三种人不可举荐升官。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是有条  
　　件的，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的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攉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劫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他们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苦难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因；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  

　　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
 
　　培育人才要用仁用礼  
　　曾国藩语录：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译文：天底下没有从来没有现成的人才，也不存在生来就具有的卓越见识，这两者大概都是通过艰苦的磨炼而成的。  
　　曾国藩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重视培养人才。他对部属进行教育、培养、熏陶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所谓"用仁"，就是视部属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进。帮助其成才、发迹；所谓"用礼"，则是指对部属恪守礼法。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形成了独特的一套人才造就之法。
 
　　曾国藩把各种人才招来以后，先要对人才有个或长或短的"访察"即考察过程。以辨其贤否、真伪，然后"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提升以重任者外，曾国藩一般是将所罗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使他们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长才干，取得办事经验，同时对伯们进行经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这种熏陶、教育、培养，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无言表率来潜移默化，也有他对部属们进行经常性的训话、交谈和约束加以陶铸通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把他们造就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
 
　　曾国藩曾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曹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抬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盲，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监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6)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曾国藩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每个幕僚。曾国蕾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习练，并将此列入条令，人人都必须遵守，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三《勤学问以广才》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
 
　　习饷事则讲究丁渭、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曾国藩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而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尤紧，要求尤严，既有布置，也有检查。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之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日记中，都有关于曾国藩考试幕僚的记载。曾国藩通过这种办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与水平。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幕僚潜移默化，增长学问，扩大眼界。
 
　　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则主要采取个别谈话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对部将的教育时则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肯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于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土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这里说的是带兵将领．但对于幕僚亦与之相似。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札"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对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鸿章在主持江西赣州
 
　　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察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天底下很少有现存的人才可以用，大多数人才无不是经过精心培养而成的。身为现代的领导者，培养人才也应讲究仁礼两端，一方面要努力创造出一个培育人才的环境，通过言传身教来提升属下的才能。另一方面要恪守礼法，严字当头，通过严格的制度来管理人才的培养。只要这样做了，任何一个单位就会出现人才济济的局面。
 
　　用人应扬长避短  
　　曾国藩语录：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应用其长。  
　　译文：尺有它所短的地方，寸也有它所长的地方，用人也应该用他的长处。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的能力再全面，也会有其所不能，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会发现其特长。曾国藩认为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利用价值。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人力为我所用才能成功。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我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甚至其
品德也可以不考虑。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瞎子的听力好，哑巴的手势打的逼真，这是常理。人有这面的缺点就要另一方面的特长。  
　　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  
　　一是节清持家。节清之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他的道顺畅而有救化，因此在未显达之时，众人乐意举荐他。显达之后，上下之人都尊敬他。功足具激浊扬清，德足以师表风范。这种人没有祸害又能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他们处理各种事物井井有条，政绩与德行齐飞，声名和形象一色，让其他人肃然起敬。